新聞聯絡人：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許淳淮 0954-065-543

每月薪資僅9677元！
每月加班時數高達100多個小時，加班費每小時只有47元！
榮工工程建造三鶯線捷運，黑幕重重，誰吃掉移工血汗錢？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於2021/8/8接獲榮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榮工」）從事三鶯線捷運工程的印尼移工申訴表示，他們的薪資都是領「印尼盾」，換算下來大約只有台幣一萬多元。薪資直接進印尼的帳戶，薪資單也都是印尼文。他們說，他們的薪資是由印尼的國營營造公司「維卡」（PT. Wijaya Karya）發放，而不是由「榮工」發放。

再細問，這些三鶯線捷運的印尼移工在印尼的時候，都與「維卡」簽署一份勞動契約，該份勞動契約就載明，每月薪資為印尼盾「5條」（約台幣一萬元），每週工作六天，每小時的加班費為「22000盾」（約台幣47元）。因此就算他們月加班高達170多小時，領到的全部薪資也只有一萬八千多元，未達台灣的基本工資規定。（請參見附件一）

再追查發現，在去年（2020）7月15日中央社報導及行政院公共工程員會的一份文件當中，「維卡」與台灣的「榮工」之間，是以「合作承攬」關係，建造新北市捷運三鶯線。（請參見附件二、三）

綜合上述訊息，此案有諸多疑點：

• 「榮工」是否作為「維卡」的人頭公司，幫「維卡」引進印尼移工？是否為血汗剝削移工的合謀者？
• 根據台灣引進移工的法規，這些印尼移工由「榮工」引進時，他們必須簽署一份符合台灣《勞動基準法》規定的勞動契約，且根據此份契約，「榮工」方能獲得勞動部核發的聘僱許可，印尼移工才能取得台灣的簽證來台。

為何他們來台之後，「榮工」未履行勞動契約？反而在勞動條件上執行的是印尼「維卡」與移工在印尼簽署的契約？（兩份契約的勞動條件差異甚大）

• 「榮工」對於「維卡」未依據《勞動基準法》給付勞動條件，反而以印尼簽署的那份勞動契約核算薪資，究竟知不知情？是否有從中舞弊A走印尼移工血汗錢的疑慮？
• 移工居留證上的雇主欄寫的是「榮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但是其薪資發放卻是由「維卡」公司發放？「維卡」與這些印尼移工的關係是什麼？「維卡」與「榮工」的合作，究竟是什麼樣的合作？有無簽訂合作契約？內容又為何？
• 就勞動現場管理來說，印尼移工的出勤考核、薪資核算等等，是由「榮工」負責？或是由「維卡」負責？
• 若是由「榮工」負責，那「榮工」核算的薪資單在哪裡？「榮工」如何給付工資給勞工？或是整筆給付給「維卡」，再由「維卡」轉匯印尼盾至移工的印尼帳戶？若是如此，中間差額到哪裡去了？
• 若是勞動現場管理包括出勤考核、薪資核算是由「維卡」負責，那「維卡」如何向「榮工」請款支付？請款金額又是多少？是根據台灣的勞動契約核算請款金額，或是根據印尼的勞動契約核算的金額請款？中間的差額到哪裡去了？在這當中，「維卡」究竟是什麼角色？

以上諸多疑點，希望立委、媒體、檢調單位應予追查，制裁不法剝削者，返還移工血汗錢。

除此之外，天主教希望職工中心也接獲「榮工」在南港的泰籍移工申訴，有未如實記錄出勤、加班費給現金且給付不足、有時六日也要上班等情況。（請參見附件四）宿舍狀況也極其惡劣，牆壁斷裂、鋼筋外露、下雨天漏水等狀況，而且每個月仍要繳交2500元膳宿費。（請參見附件五）

由此可見，「榮工」給予其移工勞動條件之惡劣，不只發生在捷運三鶯線，還發生在其他的工程建案上！

綜上所述，我們要求勞動部應採取以下的措施：

1. 協助移工討回薪資差額、准予跨行業轉換雇主勞工出勤紀錄。
2. 對「榮工」聘用移工之工程標案進行全面性的勞動檢查。包括勞工出勤紀錄、薪資給付方式、聘用移工的相關程序與規定是否符合《就業服務法》？
3. 調查「維卡」與「榮工」如何就引進移工的管理與權責進行分工？如何給付移工薪資？對違反規定者，應廢止其聘僱許可，並協助勞工跨行業轉換雇主。

附件一

附件二

附件三

附件四

附件五

新聞聯絡人：許惟棟 0911089400

根據監察院調查報告指出，製造業移工的「職災失能千人率」幾乎是台灣籍勞工的2倍。依勞動部統計，外籍勞工請領勞保職災給付的人次，每年都超過1500人。這意味著「平均每2個小時就發生1起職業傷害」、「平均每2天就有1.6名移工因職災而失能或死亡」。以108年為例，失能、死亡者合計270人，若加上沒有通報的案例，絕對超過300人──這不只是「一年有300個移工因為職災失能或死掉了」這樣抽象的形容，而是一個活生生的人被機器切斷手、被機器絞斷頭這種血淋淋的事件，一年就發生了快300次。

這麼驚人的數字，顯然表示對於移工種種惡劣的就業環境，勞動部這麼多年來從未提出具體的有效改善措施。然而更糟的是，根據目前制度，當發生職災後，時常遇到雇主刻意拖欠薪資，積欠醫藥費。甚至有僱主為了規避法院判決的賠償金，惡意脫產，導致職災當事人的生活從此陷入困境。

以下，我們將藉由兩件不同年份的職災移工案例，來說明移工在職災發生後，經常遭遇到的問題。

案例一：泰國移工拜倫

泰國籍勞工：拜倫，任職於桃園「三永鐵工廠」。108/7/17當天下午四點多，被台籍員工指派操作「橋式起重機」，將剛送到「貨」(重好幾頓的鐵塊or鐵片)，用起重機吊到定位。操作過程中，由於鐵塊搖晃，不小心撞到拜倫，而拜倫身後有一台「天車」，導致拜倫無路可退，被夾在中間，承受了所有力道。碰撞當下雖然很痛，但身體看似沒有外傷，約莫八點多開始出現血便，隔天早上痛到完全無法動彈，由同事協助送到醫院。

醫生表示，由於身體受到非常強烈的外力撞擊，導致整個內臟嚴重受損，膽汁將腸子侵蝕的千瘡百孔，內臟嚴重出血，能活下來幾乎已經是奇蹟。腸子幾乎切除，只能在肚子切一個開口，將僅存的小腸連接過去，形成一個「人工造口」，外面再黏上「造口袋」，讓排泄物可以流到袋子裡。但也由於腸子幾乎切除，食物吃進去很快就直接「掉」出來，因此身體幾乎無法從食物吸收任何營養，只能靠點滴注射營養液，身體非常非常瘦，四肢沒有力，只能躺著無法下床。

職災發生後，雇主從來不曾探望，且一毛醫藥費、薪水都沒有付。拜倫的兒子知道爸爸無人照顧，立即放下工作，飛來台灣照顧爸爸。在醫院期間，每天睡在病房躺椅，為了省錢只吃爸爸吃剩的醫院餐，由於沒有任何收入，生活完全陷入困境。直到醫院社工看不下去，才輾轉聯繫上希望職工中心協助處理。

本中心協助聯繫勞動局召開協調會，並提起刑事、民事的訴訟。即便桃園市勞動局已針對三永鐵工廠「未依規定通報職災」、「未依法給付薪資」開出罰單，但是雇主為了規避責任，竟然說工廠不曾指派移工操作起重機，是拜倫「自己跑去操作」，甚至否認發生職災，先是指控拜倫自己喝酒跌倒，法庭上又改口稱拜倫是自己患有先天性腸中風，只願意支付部分薪資，醫療費、賠償都不願給付。

拜倫為這個僱主工作十二年，這是他在台灣工作的最後一年。妻子過世後，家裡只有兒子和女兒，生活所需就靠拜倫每個月寄錢把他們養大，沒有存下什麼多餘的錢。在台醫療期間，完全靠營養液點滴維生，在有健保的情況下每週都還要一千元，這還不包括每隔兩三天就要更換的人工肛門耗材，醫藥費每月至少五千到一萬。他們住在泰國非常鄉下的地方，到曼谷車程要六、七小時，這些醫療開銷不僅是一輩子，而且還有可能隨病情或年齡越來越高。而官司的部分同樣困難，光從雇主囂張的態度來看，難保就算打贏了，雇主也可能惡意脫產。

冗長的官司、雇主惡劣的態度、沈重的經濟負擔、身體的病痛、對於兒子女兒的疼惜，在職災受傷的一年後，拜倫在手機錄下遺言，從四樓窗戶跳下，於109/7/7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拜倫選擇自殺，結束自己的生命，但是，到底是誰推了一把，事實再清楚不過。

案例二：印尼籍勞工AAN

印尼籍勞工AAN於民國102年3月31日於旭鴻染整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中發生職災，造成右手掌嚴重殘損，經歷15次手術復健，仍被鑑定為職業傷病失能等級第八級。

因雇主拒絕賠償，勞工提出損害賠償訴訟，歷經五年纏訟，於107年8月28日判決確定，雇主應賠償勞工144萬1421元整。

然而，自判刑確定之後，雇主脫產玩法，AAN至今一毛錢都拿不到。以下是雇主脫產玩法的情形:

1.   因旭鴻染整拒不給付判決金額給勞工，因此AAN律師申請強制執行。

第一次強制執行日期108/6/17，抵達現場之後，與旭鴻染整設於同一地址的「華震精密股份有限公司」出面主張，旭鴻染整廠內的所有機器都是華震精密所有，旭鴻染整只是代工而已，並當場提出雙方的「勞務代工合約書」，而去執行的書記官表示，這樣必須釐清旭鴻染整廠房內機器的產權問題，先不查封，並要勞方律師下次申請查扣代工款。

2.  勞方律師申請查扣代工款，華震精密聲明異議，並陳報代工款為「0」。

3.  108/8/16第二次前往現場查封，在華震精密的抗議聲中，勞方律師查封了四台機器，之後法院鑑價結果，四台機器只有12萬的鑑定價格。(債權共144萬1421元)。

4.  108/12/25第三次前往現場查封，這一次華震精密則主張，位於旭鴻染整廠房的機器已經在108/9/5賣給「華榞工業有限公司」(地址一樣與旭鴻染整及華震精密設於同一個地方)。但是當天勞方律師在書記官的威脅下(說這樣會有問題!!)，仍堅持查封30幾台位於旭鴻染整廠房的所有機器設備。之後，華榞工業立刻於當天(108/12/25)提出第三人異議之訴，主張機器所有權屬於華榞工業，旭鴻染整的債權人不能查扣。

目前，AAN的強制執行官司，又衍生了與華震精密的「確認代工款債權存在之訴」，及與華榞工業的「第三人異議之訴」。

旭鴻染整、華震精密、華榞工業都設在同一個地址(桃園市大園區大工路39號)，法律上是三家公司，實則乃同一群人的組合。

AAN從受傷到現在已經八年多，就算訴訟贏了，雇主脫產玩弄法律的規避行為，仍然讓AAN拿不到任何的賠償金額。

以上兩個案例分別是108年，以及102年。事實上，不論是依照勞動部的數據，或是眾多NGO第一線工作者的經驗，類似的職災案件實在太多太多、層出不窮，完全凸顯這麼多年來，職災移工所面臨的惡劣情況從未改變。我們就這兩個案例整理出以下三大問題。

一、無良僱主，逼死移工

以拜倫案件來說，雇主在職災發生後，惡意積欠薪資及醫藥費，且藉由不承認職災的方式，惡意拖延官司，對於職災當事人及其家庭形成嚴重的經濟負擔。而勞政主管機關，對於這樣的雇主，並未予以嚴懲，仍然持續放任該工廠引進移工，導致雇主有恃無恐，變本加厲。

二、勞動事件法無效？

以拜倫案而言，除了透過法扶律師協助提出刑事、民事訴訟外，為減輕拜倫經濟壓力，律師在3月初便依據〈勞動事件法〉向法院提出請求雇主每月給付一定金額的「暫時狀態處分」聲請。然而，不知是〈勞動事件法〉無效，還是其他問題。民事案件上，3月初起訴，法院竟然一直到6月初才發文通知7月中的調解期日；另外在定暫時狀態處分聲請方面，法院又希望可以提出更積極的職災證據。

〈勞動事件法〉之立法意旨在為勞工提供司法程序上迅速、妥適、專業、有效、平等等較實質的保障，但顯然拜倫並沒有因此受惠。以這案子而言，拜倫不但為了舉證責任承受更大的壓力，無法先拿到部分補償也讓他的經濟負擔無法減輕。甚至，在拜倫身亡沒幾天後，法院便急著要我們撤回這個保全程序的聲請…

如果當初這個暫時狀態處分，能讓拜倫持續拿到每個月的工資，是否拜倫有可能不會走上這條路？被雇主作賤的基本勞權，在司法面前，透過〈勞動事件法〉真能獲得較公平的程序而較可能被保全嗎？顯然，拜倫這案，給了一個令人痛心的反證。

三、惡意脫產，求償無門

以AAN案而言，明明已經透過訴訟打贏了官司，但是雇主卻玩弄法律，規避賠償責任。不管公司名稱怎麼換，地址卻都在同一個地方，如此明顯的脫產手法，弱勢的勞工卻毫無任何辦法，以至於AAN從受傷到現在已經八年多，就算訴訟贏了，至今卻仍拿不到一毛賠償金額。而勞政主管機關對於這樣的雇主，也沒有進一步的懲處，放任工廠繼續聘雇、引進移工。職災移工求償無門，勞政主管機關也並未盡到應盡的責任。

以上，是根據這兩個案件，所整理出的幾個問題。當然，職災涉及的問題遠比上述更多。但是，這三方面，卻是職災勞工最常遇到的問題且是最基本的需求。同時，職災的問題亦不分本勞、外勞，我們相信上述問題本勞同樣也會碰到。因此，藉由這個記者會，我們將提出以下三個訴求：

一、勞政主管機關應嚴懲無良僱主，還給職災移工公道，並且廢止工廠聘僱移工之名額，以避免其他移工深受其害。

二、檢討〈勞動事件法〉之執行狀況，使勞動事件法得以真正落實其保障勞工權利之精神。

三、弱勢職災勞工，絕大多數難以靠自己的力量向雇主追討欠款。政府應設立「職災墊償制度」。一但確定為職災，應比照「關廠歇業墊償制度」，由政府先行墊付，並代位求償，才能保障職災勞工之權益。

發起團體：希望職工中心、移民及移工服務中心、越南移民移工辦公室、台灣國際勞工協會、海星國際服務中心、天主教嘉祿國際移民組織台灣分會、CARITAS TAIWAN、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勞工關懷中心

新聞聯絡人：希望職工中心 許惟棟 0911089400
時間：2020/7/22 10:00
地點：勞動部前

桃園一家「三永鐵工廠」的一名泰國移工，於2019/7/17在工廠操作起重機時，被重達數噸的鐵塊撞擊，導致嚴重內臟出血，幾乎切除了大部分的腸子。職災後，就被僱主丟在醫院。不但職災醫療期間薪水未給付，且雇主一毛醫藥費都沒有付。一年後，移工仍然病重在床，但官司上雇主始終沒有誠意，甚至謊稱是移工自己「跌倒、身體不好胃出血」。這名移工因為雇主拖延官司，以至於家庭經濟陷入困境，不勘長期病重，不願拖累兒女，最終於2020/7/7選擇跳樓自殺。

事實上，類似的案件層出不窮。根據監察院調查報告指出，依勞動部統計，2018年移工領取勞保職災給付計1568人次，平均每2個小時就發生1起職業傷害、平均每2天就有1.6名移工因職災而失能。但是根據目前制度，當發生職災後，時常遇到雇主刻意拖欠薪資，積欠醫藥費。甚至有僱主為了規避法院判決的賠償金，惡意脫產，導致職災當事人的生活從此陷入困境，這樣不公不義的遭遇，本勞亦然。

因此，我們將於7/22上午十點，於勞動部舉辦記者會。控訴無良僱主，逼死移工，並且向政府提出應設立「職災墊償制度」，以保障職災勞工權益。

派遣入法，已是一舉鯨吞了本勞的勞動權益。更有甚者，短短不到一年的時間，勞動部竟然與經濟部進一步推動「彰化濱海工業區外展製造業試辦計畫」，試圖以「外展」作為話術包裝，讓移工也落入「派遣」的不穩定聘僱關係中。這對於已經在勞動條件底層的移工，無異於雪上加霜！

胡稱「缺工、發展」 實為垂涎壓榨

2013年勞動部推動「看護工外展計畫」時，移工團體樂見其成。因為該計畫讓原本的「家庭看護工」抽離「個別家庭」，改由機構進行聘僱，不但能提升照顧者的勞動條件，被照顧者獲得的照顧品質也可以因此提高。因此，移工團體多次在相關會議上建議，應放寬可以申請「外展看護工」的被照顧者條件，讓這對多方有益的社會福利建制，得以有充分實驗的空間。然而，勞動部不接受這樣的建議，讓這原本立意良善的計畫，未有善終。

6年後，勞動部在將派遣壓進勞基法後，在農業、製造業上，又再度以「外展」為包裝，要將「派遣」也放到已在勞動條件最底層的移工身上。去年3月，移工團體協同本地工會團體等，抗議包含漁工適用84-1及農業、製造業移工外展政策。然而，勞動部一意孤行，硬是修訂了為讓農業移工外展的審查標準、通過了相關要點。

至今，外展農業移工有59位，而勞動部亦表示，原定400名外展農業移工的配額已核定完，臨時性缺工人數高達10幾萬，擬再提高聘僱比例、擴大外展名額等等。在未實際觀察、評估名為「外展」實為「派遣」的聘僱模式，對於移工們勞動條件、生活條件所造成的問題、對移工權益的影響狀況的情況下，勞動部竟然就為了迎合雇主的需求，研議增加農業外展移工的名額！

這回，勞動部又硬要在製造業上強度關山！先不論在方案說明會或經濟部的提案上，彰濱工業區的「缺工」原因，廠商、經濟部、勞動部等各說各話，顯然是胡扯瞎掰。自始至終，為了可以聘僱藍領移工、垂涎廉價勞動力，「缺工」、「產業/經濟發展」等，都是各部會琅琅上口的藉口，如開發案的環境影響評估一般，完全不用具體評估。

蠶食移工  圖利彰濱工業區廠商

根據目前勞動部的修訂草案及相關資料可知，彰濱工業區可以使用這些外展製造業移工的廠商必須是符合「特定製程或特定時程」的廠商。所謂的「特定製程」就是在製造過程中，具有「異常溫度作業、粉塵作業、有毒氣體作業、有機溶劑作業、化學處理、非自動化作業」等的生產流程（〈審查標準〉第13條第1項第1款）；所謂的「特定時程」就是工作時間是在「午後十時至翌晨六時之時段內，生產運作工作時數至少達一小時以上」，也就是「半夜」且工作時間超過一個小時。

也就是說，將有50位移工，在不知道來台工作內容的狀況下、在生活機能不佳的彰濱工業區、在工作環境危險度高的工廠間，每3-6個月左右的短暫期間便得重新適應一個全新的、危險的勞動環境。而且在作息上，也可能因為派遣，所以每3個月就得一下大夜班、一下白班地作息混亂。這麼危險、這麼容易產生的工傷的勞動條件，目前最好的狀況僅是——如果移工受傷或死亡，派遣單位和要派單位會負連帶責任。甚至連已被戳破的勞基法，在派遣的相關保障上，如「派遣單位不得與派遣勞工簽訂定期契約（〈勞基法〉第9條第1項）」都因為移工必為「定期契約」而無法有兩公約的「國民平等待遇」原則。

基本工資通常就是移工的最高工資、移工大多背負了高額的仲介費債務、移工的膳宿費用經常是高金額低品質、移工在台的社會連帶不足……等，台灣政府的移工政策造成移工整體的惡劣勞動與生活條件未解，便將再次被資方與政府聯手，被迫掉進更遭剝削的派遣火坑！這不僅是圖利特定廠商，更有聯手謀財害命之嫌！

官商聯手以派遣鯨吞蠶食勞工權利

幾十年來，政府為資方減稅（常常一減就是一年數百億）、提供低廉的土地、水力、能源及

便利的高額貸款。然而，為勞工權利保障甚或提昇，政府有任何作為嗎？

台灣政府不思提高勞工的勞動條件及相應的生活條件以吸引就業（包括解決高工時、低工資、不穩定，及長期以來城鄉發展不均導致相應的生活圈不便利性等就業問題）；為了讓資方維持獲利或增加獲利，每每以犧牲國際移工來「體諒產業困難」、「吸引台商回流」甚至「產業升級」；更甭說長期以來，因為台灣政府未能保障移工與本勞的「同工、同酬、同權」導致台灣勞動條件的普遍下降問題。

因此，我們被迫再次到勞動部面前，反對勞動部以派遣，制度性地壓榨本勞與移工，更反對以專案之名圖利特定資方！

主辦單位：台灣移工聯盟
新聞聯絡人：台灣國際勞工協會  王俐婷 0912923578
聲援團體：勞動人權協會、台灣勞動派遣產業工會、台北市產業總工會、新北市產業總工會、桃園市產業總工會、全國自主勞工聯盟、高教工會、新海瓦斯工會、婦女新知、臺灣汽車貨運倉儲工會、台灣電子電機資訊產業工會、2020工鬥
時間地點：2020/6/29(一)10:00@勞動部前

[1] 新聞請參：https://www.eventsinfocus.org/news/3153

[2] 派遣事業單位不得與派遣勞工簽署定期契約（第9條第1項）、要派單位不得將員工轉掛派遣事業單位（第17條之1）、派遣勞工可向要派單位請求清償積欠工資（第22條之1）、要派單位與派遣事業單位對職業災害補償負連帶責任（第63條之1）等。

“Mereka menyuruh saya pulang. Pulang untuk berobat dengan pengobatan tradisional, minum obat herbal saja” katanya dengan nada yang tenang.

“Kenapa?” karena percaya pada pengobatan tradisional?

“Karena takut.” Nina menggelengkan kepala, melihat saya yang penuh penasaran, dia menjelaskan : “takut kalau berobat di Taiwan, tidak ada dana untuk membayar biaya pengobatan.”

Saya teringat sebuah kalimat “orang miskin tidak ada hak untuk sakit”

Tahun ini, Nina berusia 23 tahun, dia cerdas dan tanggap. Nina berasal dari sebuah desa di Indramayu, Jawa Tengah. Sebagai anak sulung, setelah lulus SMA, dia bekerja di pabrik suku cadang lokomotif dengan gaji setiap bulan 2,3 juta, supaya kedua adiknya bisa menyelesaikan pendidikannya. Ditambah lagi penghasilan ayahnya yang tidak menetap, walaupun sekeluarga berlima tidak akan mati kelaparan, tetapi juga tidak berani ada impian lain.

Demi memberikan kehidupan yang lebih baik bagi keluarganya, Nina datang ke Taiwan pada bulan Oktober 2018. Karena tidak ada simpanan, Nina tidak sanggup membayar biaya agensi yang begitu mahal, sehingga hanya bisa memilih bekerja sebagai perawat rumah tangga yang bergaji 17.000 ntd (Rp 8.330.000, 1 ntd = Rp 490), supaya biaya agensi bisa dibayar dengan menyicil setelah datang ke Taiwan. Untuk itu, pada bulan pertama bekerja di Taiwan, setelah dipotong biaya-biaya lainnya, dia hanya mendapatkan 3.000 ntd (Rp 1.470.000), selanjutnya ada beberapa bulan mendapatkan 8.000 ntd (Rp 3.920.000), 11.000 ntd (Rp 5.390.000), 12.000 ntd (Rp 5.880.000). Setiap bulan Nina menyisihkan 2.000 ntd (Rp 980.000) untuk dirinya sendiri, sisanya semua dikirim ke Indonesia.

Ini sepertinya terlihat seperti kisah kebanyakan pekerja migran, tetapi kehidupan Nina mulai berubah di sini.

Pada Oktober 2019, Nina akhirnya melunasi biaya agensi, dan sudah bisa mulai menabung di mana setiap bulan akan ditransfer ke rekening yang ada di Indonesia. Tetapi pada bulan yang sama, dia menyadari bahwa masa menstruasinya mencapai 20-an hari, terakhir berhenti karena konsumsi obat. Pada awal tahun 2020 bulan Januari, masa menstruasi Nina kembali tidak normal, dan karena kehilangan banyak darah menyebabkan kepala pusing; bulan Februari, sempat beberapa kali pingsan dan dibawa ke ruang darurat Rumah Sakit, dokter mengira Nina ada kemungkinan terkena penyakit anemia aplastik. Untuk itu, tabungan 20.000ntd (Rp 9.800.000) di Indonesia, diminta transfer kembali untuk biaya pengobatan.

“Majikanmu baikkah?”

“Baik”

“Agensi kamu baikkah?

“Baik”

Hanya saja, setelah agensi mendapatkan bukti diagnosa, agensi meminta Nina agar segera kembali ke Indonesia.

“Saya sendiri tidak tahu sakit apa, sampai ke depnaker baru pertama kali mengetahuinya!” nada bicara Nina agak tinggi dari biasanya.

“Kamu masih bilang agensi baik? Saya dengan ekspresi yang meragukan, Nina tersenyum. Saya tidak tahu apakah dia juga merasa konyol atau dia terlalu polos dan baik hati.

Awalnya majikan dan agensi berharap agar Nina segera kembali ke Indonesia, supaya majikan bisa mempekerjakan perawat rumah tangga yang baru. Setelah melalui beberapa kali perjuangan akhirnya Nina bisa tinggal di Taiwan untuk berobat, kemudian kami melakukan pemeriksaan yang lebih detail lagi dan sudah dipastikan Nina terdiagnonsa anemia aplastic. Singkat kata, sumsum tulang Nina tidak bisa memproduksi sel darah merah, sel darah putih dan trombosit sehingga mudah mengeluarkan darah, dan bisa dikarenakan kekurangan sel darah putih sehingga mudah terinfeksi dan menyebabkan kematian.

“Saat mendengar informasi ini, otak terasa kosong” ini terlalu berat bagi seseorang yang hanya berusia 23 tahun.

Pada saat pemeriksaan, angka sel darah merah, sel darah putih dan trombosit Nina berada dibawah normal, sudah sampai tahap “berbahaya”. Dokter mengatakan ini sudah dalam keadaan “darurat”, harus segera melakukan transplantasi sumsum tulang, jika tidak, dalam satu dua tahun jika Nina terinfeksi bakteri maka akan mudah mengeluarkan darah yang banyak dan kemudian meninggal. Kematian tiba-tiba terasa begitu dekat, masa depan begitu jauh. Tetapi jika transplantasi berhasil maka ada 90% kehidupan Nina bisa kembali normal.

Untuk melakukan transplantasi sumsum tulang harus ada pendonor yang cocok, masing-masing adiknya yang berusia 14 tahun dan 6 tahun mempunyai kesempatan 25% dan paling memungkinkan untuk cocok sebagai pendonor.

“Setelah sakit pernahkah kamu menangis?”

“Pernah sekali.” Kapan? “pada saat dokter bilang harus melakukan transplantasi sumsum tulang dari adik, saya merasa kasihan pada mereka karena mereka masih kecil. Jadi saat itu saya bertanya kepada dokter, jika dilakukan transplantasi sumsum tulang, apakah mereka bisa sakit, jika bisa, tidak perlu, biarkan saya sendiri saja yang sakit” hubungan persaudaraan Nina dan adik-adiknya sangat baik, sama sekali tidak ingin “menyusahkan” mereka. Untung saja, transplantasi sumsum tulang tidak akan mempengaruhi kesehatan pendonor, ini menandakan nyawa Nina masih ada sedikit harapan.

Sekarang setiap minggu Nina harus mengambil darah, test darah, kembali dirujuk dan melakukan transfusi darah, untuk membuatnya “sementara” terhindar dari bahaya. Di lain sisi, kami sedang berusaha menembus wabah corona saat ini supaya bisa mengatur ibu Nina dan kedua adiknya datang ke Taiwan, untuk melakukan pemeriksaan. Jika berhasil akan segera melakukan transplantasi sumsum tulang. Sementara kedua adiknya tidak ada asuransi di Taiwan, semua pemeriksaan memerlukan biaya yang sangat besar.

Jika tidak beruntung, kedua adiknya tidak cocok maka hanya bisa mencari data pendonor yang cocok dari bank sumsum tulang Rumah sakit Tzu Chi. Tetapi, baik proses pencarian pendonor yang cocok maupun transplantasi sumsum tulang nantinya, ini merupakan beban pengeluaran sangat besar yang tidak sanggup ditanggung oleh keluarga Nina.

Jika tidak beruntung, juga tidak bisa menemukan pendonor yang cocok dari bank sumsum tulang belakang RS Tzu Chi maka hanya bisa menyerah untuk melakukan transplantasi sumsum tulang, dan akan dilakukan pengobatan imunoterapi. Pengobatan imunoterapi lebih murah, tetapi tidak bisa mengobati akar permasalahan penyakit, mudah kambuh, dan sekali demi sekali efek pengobatan akan berkurang. Hanya saja ini merupakan jalan terakhir untuk melanjutkan nyawanya.

Pengurusan dokumentasi, transportasi, akomodasi, makanan dan biaya pengobatan, semuanya ditotalkan melampaui 400.000ntd (Rp 196.000.000), biaya sebesar ini tidak sanggup ditanggung oleh sebuah organisasi kemasyarakatan (TIWA). TIWA jarang terbuka untuk menggalang dana demi masalah individu, tetapi terakhir kami memutuskan untuk menggalang dana –  kami hanya berharap nyawa Nina bisa diselamatkan.

“Apa impianmu?” pertanyaan umum yang terakhir saya tanya.

“Sembuh.” Tentu saja harus sembuh dulu. “Jika bisa, ingin terus bekerja di Taiwan, setelah adik-adik dewasa kemudian pulang ke Indonesia untuk menikah.” Jawaban Nina sangatlah sederhana, tetapi saat ini bagi dia, yang paling sulit adalah impian yang sederhana ini.

——

Untuk menyelamatkan Nina, kami membutuhkan bantuan Anda sekalian.Jika Anda bersedia, Mari kita Bersama-sama menyelamatkan nyawa Nina.

Informasi menyumbang
Lembaga keuangan : Kantor pos (700)
No. Rekening : 0001651 0220241
Nama : 莉娜 Nina Herlina

5月18日，今年伊斯蘭開齋節前，媒體報導台北車站擬永久禁止黑白格大廳席地而坐。台鐵強調此舉不是針對移工，因台鐵室內場站從未有過提供席地而坐的服務項目，若穆斯林友有聚會需求，可在室外辦理。事實上，台鐵自2月底以防疫避免群聚為理由，禁止台北車站黑白格席地而坐，假日沒有私人空間，利用車站黑白格大廳聚會的移工，被趕到車站外的迴廊及騎樓，移工坐在一起講話也會被警察勸導驅趕，移工假日的聚會空間已被限縮。接著在4月初，台北市政府宣布開齋節大型活動停辦。現在北車藉著防疫，想進一步禁止以後黑白格的公共使用，此舉影響的不只是假日出現的移工，還有平日使用台北車站等車、轉乘、等人的乘客。

空間還人民

台北車站是乘車空間，應該提供給乘客合理的使用空間。但回顧車站大廳的歷史，卻發現乘車空間已經變成商業空間，乘客變成消費者，需掏出錢去購買一個休息等人的座位。2007年，北車先把二樓外包給微風廣場，2011年台北車站把黑白格上的座椅全部拆除，隨後一樓外包給微風開設大量商店，僅在兩側迴廊設置少量座椅，地下一樓外包給誠品地下街。此次引發爭議的黑白格，官方稱為「大廳多功能展演區」，依申請單位跟使用目的，一日必須支付4萬到50萬的租金[i]。商店街外側的迴廊，則是一次5000千元。一路外包下來，原本可以在車站大廳休息等車的乘客，只能選擇上樓至商店消費換取一個座位，或是在大廳席地而坐，車站作為公共空間的意義已經蕩然無存。

台鐵禁坐新聞一出，立刻引來輿論批評，又因討論集中在移工聚集車站，交通部長林佳龍先是以體恤移工尊重多元文化的立場，反對永久禁坐的政策[ii]。但在網路鄉民「車站是坐車不是拿來聚會的」、「席地而坐影響搭車動線」「車站是國門席地而坐有礙觀瞻」的批評後，馬上修改成尋找兩全其美的方案，其立場的髮夾彎正是說明了，大廳能不能坐人，從頭到尾就是政治問題。車站大廳出租設置商場變成百貨公司，黑白格設置攤位舉辦市集、商展、旅遊展、擺放大型聖誕樹都沒有動線跟使用不符的問題，坐在地上等車、聚會的人，卻成眾矢之的。當整個討論集中在一週使用一天的移工，正是讓台鐵規避了，公共空間商業化，乘客權益早已被賣掉的現狀。質問應回到，大廳如何合理使用，把公共空間還給人民。

自由還移工

儘管如此，每年開齋節前後，移工使用車站都會躍上新聞版面。討論不外乎車站本來就是搭車，不是給外勞聚會的，要聚會請去別的地方。或是，考量移工特殊性設置移工聚會專區。同樣的，每年政府部門的回應也如出一轍，召集相關部會討論，尋求社會共識，部分縣市設有移工文化中心，歡迎移工使用。目前的移工文化中心，都是在移工不會活動的地點，使用率低淪為蚊子館。再者，專區涉及的概念是隔離，設置移工專區，給放假移工一個偏僻無人使用的場所，政府得一個照顧移工的美名，又可以限制移工出現在公共場合，這樣的專區思考反而落實歧視及社會排除。

最好的地點就是車站，車站作為移工聚會的場所，有其發展脈絡與移工生存處境息息相關。移工作為異鄉人，生活在雇主家中或工廠宿舍，缺乏私人空間及社群，與親友聚會、談戀愛、聚餐過生日，這些作為一個人很自然的生活、情感需求，移工只能外翻在公共空間進行。在公共設施普遍不友善的情況下，交通方便的車站或具宗教意義的教會、清真寺附近，自然成為移工與朋友見面約定的場所。

移工來台須先背負高額仲介費，不能自由轉換雇主，長工時低工資的情況下，所謂的放假大多只有8到12小時，這段時間要去匯款、買日常生活用品、跟朋友家人見面聚會，時間是非常壓縮的，在省錢、快速、方便的考量下，台灣各縣市的車站附近，皆發展出移工的商店聚落，方便移工與朋友聚會，完成一周或一個月所需的採買匆匆來去。當討論移工該去哪裡聚會的時候，不該避開移工的勞動條件及生存現實；用我們所認知的進步現代化應有的生活想像，去批評移工使用公共空間時，必須看到移工如何被排除在討論的框架之外。我們享受著移工帶來的現代化生活：台灣的公共建設幾乎都是外勞蓋的(捷運、高速公路、國宅、棒球場、小巨蛋、體育館、拆忠孝橋引道、橋梁改建)；25萬的家庭靠移工承擔老病殘的長照壓力；餐桌上的海鮮、蔬菜也是移工捕撈種植的。不可以忽略這些人並非只是單純勞動力，他們是資本主義自由化下不自由的勞工，是72萬個「人」。

不分本外 一起奪回空間使用的權利

空間使用一向都是政治的，當一個空間失去利益價值，社會邊緣族群才得以進入，在不同的角落發展生活，但當該地區開始開發或是有利可圖時，公權力就會進駐，將原本生活在該地區的族群，往更邊緣的地方驅離。228公園、台中的第一廣場到歷年的北車開齋節爭議，都是一樣的驅逐的過程。此次台鐵在防疫期間禁止席地而坐，在疫情趨緩的時候，卻進一步地想把車站大廳的公共使用權收回，首當其衝的是沒有休閒空間的移工，但焦點集中在移工佔據車站，忽略公共空間商業化，乘客權益只剩消費行為，已讓討論片面且失焦。國家的門面不應是空洞氣派的車站大廳，而是如何對待社會邊緣族群。我們應該不分本國人外國人，有無公民身分，用行動及論述介入公共空間，爭取不分階級、國族的人，皆能自在不被歧視的生活在台灣，才是台灣價值所在。

[i] 租借費用請參考附件，或上網https://www.railway.gov.tw/tra-tip-web/adr/rent-place-5

[ii] 林佳龍擔任台中市市長時，整治綠川及第一廣場，禁止移工假日於第一廣場聚會時席地而坐，周日皆有保全及警察驅趕。盧秀燕上任後，此政策延續實行。

「家人知道你生了這個病之後，有說什麼嗎？」我看著眼前的Nina，看不出她的生命正在倒數。
「他們叫我回家。回家用傳統療法、喝草藥就好。」她說得很平靜。
「為什麼？」是因為比較相信傳統療法嗎？
「因為怕。」Nina歪著頭，看到我疑惑的眉心，貼心地補充說明：「怕如果在台灣治療的話，付不出醫藥費。」

我想起了那句「窮人沒有生病的權利」。

Nina今年23歲，聰明伶俐，來自印尼中爪哇Indramayu的鄉間。作為家中老大，為了讓兩個妹妹順利完成學業，她高中畢業後就到機車零件廠工作，領每個月二條三的薪水（約台幣4600元）。加上年邁父親開卡車的不穩定收入，一家五口也許餓不死，但也不足以有其他想望。

為了給家人更好的生活，Nina在2018年10月來到台灣。當時沒有儲蓄，Nina付不起龐大的工廠仲介費，只能選擇當薪資僅有17000元的看護工，來台後再用分期付款的方式支付貸款。於是，來台灣第一個月，扣除零零總總的費用，她只有領到3000元，接下來有幾個月是8000元、11000元或12000元。Nina每個月都只給自己留2000元，剩下的都寄回了印尼。

這看上去是移工的樣板故事，但Nina的生命卻在這裡開了岔。

2019年10月，Nina終於繳清了國外的仲介費，準備開始為自己存一點錢，固定每個月寄回印尼的帳戶。但也是那個月，她發現自己的經期居然長達二十多天，最後是吃了藥才終於停止。今年1月，Nina的經期再次異常，而且會因為失血過多而頭暈；2月初，她因為多次昏倒而被送至醫院急診，醫生懷疑Nina患了「再生不良性貧血」。剛在印尼戶頭存下的20000元，又託人匯了回來付醫療費用。

「你的老闆好嗎？」
「好。」
「你的仲介好嗎？」
「好。」

然而，仲介拿到診斷證明之後，便要求Nina提前解約返回印尼。
「我都不知道我生什麼病，一直到勞工局開協調會才第一次聽到！」Nina的語調難得高了幾度。
「那你還說仲介好？」我一臉狐疑，而Nina笑了起來。我不知道是她也覺得有一點點荒謬，還是只是太過單純和善良。

一開始雇主跟仲介都希望Nina儘速返國，以便雇主聘用新的看護人力。經過幾番用力爭取，Nina才得以留下來就醫，我們隨後帶她做更詳細的檢查，確診為「再生不良性貧血」。簡而言之，Nina的骨髓無法製造紅血球、白血球及血小板，所以容易出血，也因為白血球不足而容易感染，以至於喪命。

「聽到的時候，腦袋是空的。」對一個23歲的人來說，這確實太過沉重。
檢測時發現，Nina的紅血球等各項數值皆遠低於正常值，如果未作移植，可能不出兩年就撒人人寰。本圖與封面照片由台灣國際勞工協會提供。檢測當時，Nina的紅血球、白血球和血小板都遠低於正常值，甚至到了「危險」的程度。醫生說，這是骨隨移植的「急症」，如果不做移植，Nina也許在一兩年內就會因為細菌感染或大量出血而離世。死亡突然變得好近，未來變得好遠。但相對的，只要移植成功，Nina的下半生有九成機率完全恢復正常。

然而要做骨髓移植，首先要有合適的捐贈者，而14歲和6歲的兩個妹妹各有25%的機率，是最有可能配對成功的人。

「發現生病之後，你有哭過嗎？」
「哭過一次。」哪一次？「那時候聽醫生說，得從妹妹那裡移植骨髓，覺得她們太可憐了，還這麼小。所以那時候我問醫生，移植骨髓之後她們會不會生病，如果會的話，就不必了，我一個人生病就好。」Nina和兩個妹妹感情很好，一點都不想「拖累」她們。還好，骨髓移植並不影響捐贈者的健康，這也代表Nina雖然命懸一線，但還有希望。

Nina現在每個星期都得抽血、驗血、回診、輸血，讓她「暫時」不會有生命危險。另一方面，我們正在努力從疫情中突圍，安排Nina的媽媽、兩個妹妹來台灣，讓兩個妹妹抽血配對，如果配對成功就會立即安排骨髓移植。然而，因為兩個妹妹都不具健保身分，相關檢測與後續移植都需要龐大的醫療費用。

而若不幸兩個妹妹都配對失敗，便只能從慈濟醫院的骨髓資料庫裡「撈」出合適的捐贈者。但是也同樣的，不論是「撈」的過程或後續移植，對Nina一家都是一筆無法負擔的開銷。

再若不幸，從慈濟醫院的骨髓資料庫也找不到合適的捐贈者，那只能放棄骨髓移植，改用「免疫療法」。免疫療法最便宜，但卻無法根治、容易復發，而且每次的效果都會遞減。這是最後勉強續命的選項。

辦件、交通、住宿、伙食和醫療相關費用，大大小小加起來可能超過四十萬，完全不是我們一個民間團體能夠承擔的數目。TIWA很少為個案公開募款，但我們最後還是決定發起募款行動——我們真的真的很想，留下Nina的命。

「你有什麼願望嗎？」我最後問了一個很俗的問題。
「好起來。」當然是要先好起來。「可以的話，想繼續在台灣工作，等妹妹都長大了，回印尼結婚。」Nina的回答也很平凡，但對現在的她來說，最難的，也許就是這個平凡。

原文刊載於PNN公視新聞議題中心：https://pnn.pts.org.tw/project/inpage/2570

我們今天在勞動部前面，不僅要告訴社會大眾，幾十年來，在社會的底層，持續為我們貢獻青春、付出心汗的藍領移工，早已是我們共同生活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政府必須擔起責任，讓藍領移工脫離當代奴工制度、必須同時保障藍領移工和本地勞工，安全的工作環境、可以尊嚴過活的勞動條件。

• 廠住不分 死傷不止

自矽卡大火發生以後，短短兩年四個月，因為「廠住不分」已造成11名移工、6名消防員、1名台籍勞工死亡。許多工廠為了節省成本，便宜行事地將移工宿舍設置在工廠的上方或旁邊，在缺乏安全距離的情況下，全台超過45萬製造業移工，性命被迫暴露在極高的風險中，一旦發生火警，消防員為了搶救受困移工，也將面對火舌的吞噬。

移工團體長期以來訴求的就是「廠住分離」，然而勞動部始終以「需跨部會協商」以及「檢討生活照顧計畫書」作為回應。事實上，生照書只是對於宿舍環境做簡易規範，就算生照書都合格，沒有廠住分離依然無法保障移工安全。移工團體早已多次要求勞動部召開跨部會會議，但勞動部卻寧可閉門造車、拒絕溝通。

我們嚴正要求勞動部莫再拖磨，立即召開跨部會會議，研商「廠住分離」事宜，並邀請移工團體、消防員團體、工傷團體、工會團體、環保團體一同參與！

• 反對「假外展真派遣」的製造業移工外展計畫！

根據「總統裁示」經濟部便要強渡關山的「產業外展」計畫，在我們強烈表示反對的狀況下，勞動部還是在109年2月25日「跨國勞動力政策協商諮詢小組第30次會議」草草放水了！

然而，不論是108年1月29日經濟部召開的「推動外籍製造工外展服務方案說明會」或是109年4月9日彰濱工業區服重心召開的「外籍製造工外展彰濱工業區試辦服務計畫說明會」，關於勞工的加班問題、待命薪資問題、教育訓練，甚至勞動契約等問題，主管機關們都無法提出清楚的說明！

當經濟部為資本家利潤考量，提出對勞動條件完全沒有清楚保障的方案時，勞動部居然一點也不堅持保障勞工權益！更有甚者，透過這個方案，將可能把勞工運動長期反對的派遣「合法化」！

我們強烈反對這種以犧牲勞工權益救台灣經濟的方案！更強烈要求勞動部不應讓派遣合法化！

• 移工就業服務，政府承擔責任

台灣從1992年啟用私人仲介制度，28年來因為聘僱手續繁複、政府就業服務疲軟，讓私人仲介掌握了移工的就業市場。以致自2008成立的直接聘僱中心成效不彰；2016廢除3年出國一日的規定，也因為不肖仲介業者「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買工費」而無法保障在台移工的工作權。

我們主張政府應立即檢討、簡化聘僱移工的流程，讓直聘中心發揮其應有的效能，為「政府對政府直接聘僱」奠定基礎。

此外也應強化公立就業服務站的量能，配置各語通譯人員，協助勞雇雙方直接進行溝通與協商。除此之外，更應強化政府的翻譯服務，讓雇主和移工在需要有人協助溝通、翻譯時，能夠取得免費、有品質的翻譯服務。政府應擔起責任，建立移工就業服務，讓移工不在私人仲介制度底下不斷的被剝削。

• 疫情之下的移工處境；不驅離 不處分 重新給予重新給予合法身分

    在防疫的限制之下，許多雇主將防疫的權力無限上綱，要求本來就在台工作，身體健康的移工不得外出，只能往返於宿舍與工廠間。我們反對這以防疫之名，實際上卻限制移工的人身自由。移工們應該享有跟任何台灣工人一樣的自由，在防疫上勤洗手，戴口罩，保持室內1.5公尺，室外1公尺距離等等。

    而防疫若要徹底，失聯移工、逾期停居留的外籍配偶或外國人等，必須納為防疫網的一部分。若回復無證移工等人原有之停/居留身分，或有意先行返國者，仍可申請來台旅遊、工作，他們才能無後顧之憂地站出來，與我們共同防疫！

    然，至今，移民署、勞動部及外交部等主管外籍人士相關業務的行政單位，不僅沒理會移工聯「不驅離 不處分 重新給予合法身分」的呼籲，甚至沒有跨部會共同擬提一個適切、有效的防疫措施，單只移民署舊酒裝新瓶，提「擴大自行到案2.0」。實際上，曾有逾期紀錄之移工或是移民，要再來台前，相當大的機率在境外申辦簽證時，就遭駐外單位(外交部)拒發，更遑論移工要再來台工作，依就業服務法之相關審查標準規定，勞動部將不予核准。此時是防疫之非常時期，勞動部、外交部及移民署非但沒有積極作為以防堵防疫破口，根本是危害台灣社會、全體人民的生命安全！

• 看護工要勞動法令保障

家務移工的血汗現況：超過25萬人來台三年，每天工時長達14~18小時，每月薪資僅17,000元，遠低於基本工資；不適用《勞基法》，也沒有專法保障他們的勞動條件，職災工傷的認定可能更是微乎其微！

來自東南亞的家務移工為台灣社會承擔家庭照護工作，至今已逾30個年頭，人數也突破25萬人；然而他們的權益卻被極度漠視，薪資遠低於基本工資，不只沒有最高工時、最低工資的保障，也沒有休假、例假的保障，567元便能買斷家務移工7休1的喘息機會，更別提行使特休假的權益；職災工傷的認定可能更是微乎其微，宛如台灣社會的「隱形人口」。

勞動基準法第一條開宗明義指出：該法是規定「勞動條件的最低標準」，那麼薪資和休假權遠低於「最低標準」的家務移工，難道她們不需要有最基本的保障? 我們要求重視25萬家務移工的勞動權益，將家務移工納入勞動法令保障。

我們在此訴求，台灣政府應立即在政策上有所作為，正視以上幾點的移工的訴求，擔起政府應有的責任，不要再卸責與推託，致使數十年來移工的權益不斷受損，深陷奴工制度的苦海當中。

新聞聯絡人：台灣移工聯盟/台灣國際勞工協會 王俐婷 0912-921-578

3月31日，台灣移工聯盟在勞動部前開了一場記者會。從2017年12月14日矽卡大火燒死6名越南移工算起，這是訴求「廠住分離」的第十一場記者會。 我們在矮桌上擺放了簡易的香爐，上面有11個名字，是這兩年四個月以來，因為「廠住不分」而喪生火海的移工們。

我們把名字列出來，是因為他們來台灣工作的數年間，他們的名字可能是不會被提起的，在工廠用的可能是代號或方便雇主呼喚的綽號，甚至當我們向勞動部查詢移工的資料，勞動部第一個問的不是姓名、不是居留證號碼，而是他工廠的名稱及雇主名字。移工在目前的制度裡，似乎僅僅是雇主的附屬品。如果他們被看作是「人」，為什麼犧牲了這麼多條性命，還是無法讓工廠和宿舍分開？以至於至今，還是有那麼多的「人」，被迫住在「未爆彈」上。

廠住不分，死傷不止

不論是矽卡大火，或後來造成2名移工、6名消防員死亡的敬鵬大火，造成傷亡的最根本原因，就是「廠住不分」。因為「廠住不分」，以至於當工廠起火的時候，宿舍必然跟著延燒，勞工因此受困其中，而消防人員也被迫進入火場搶救。 我們一次次要求，勞動部必須著手制定規範，採取「廠住分離」的政策，才能根本保障移工及消防員的生命安全。 遺憾的是，此前的十場記者會，並沒有讓勞動部做出任何改變。 3月22日，台中鉦偉金屬研磨工廠發生火災，移工的宿舍同樣地位於工廠的二樓，同樣地和矽卡一樣是鐵皮屋，同樣地因為廠住沒有分離，三名越南移工在二樓宿舍被活活燒死。我們不禁想：如果在矽卡之後，勞動部能痛定思痛，積極實施「廠住分離」，這些因為錯誤政策而逝去的人們，現在會不會還在他們的家人身邊？台中鉦偉金屬研磨工廠大火，三名移工因宿舍就在起火工廠二樓的鐵皮屋，不幸葬身火海。（照片由台灣移工聯盟提供）

政策拖延　人命陪葬

2018年4月28日敬鵬大火之後，我們一個月內召開了三場記者會，要求勞動部有所作為。當時，勞動部專委蘇裕國表示，勞動部已經開始著手改善移工住宿環境，但「廠住分離」涉及經濟部、內政部、勞動部的法規，勞動部將各部會溝通。 到了6月中，勞動部確實和各部會開了一場閉門會議，我們不斷要求應該要邀請民間團體代表，但是直接被勞動部拒絕。我們後來透過立委拿到會議紀錄，結論有三：

一、勞動部正檢討〈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之住宿相關規範。
二、〈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儘速完成翻譯。
三、本部已於5月1日啟動高風險性工廠實施聯合調查計畫，以確保勞工作業安全。

這三點結論，意味著勞動部完全無視「廠住分離」的訴求。 首先，〈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應該翻譯，但是這無法解決矽卡和敬鵬的問題。〈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中，對宿舍環境僅有非常簡易的規範，例如：走道多大、廁所要有幾個、男女分開、伙食如何、飲用水如何。試問，如果一個宿舍都符合這些規範，但是卻設置於工廠上面，那當下方工廠起火時，宿舍裡的人逃得了嗎？ 其次，所謂「高風險工廠的調查」，勞動部至今不公布調查結果。僅有當年9月時，跨國勞動力管理組組長薛鑑忠向記者表示，勞動部總計查訪70家工廠，其中只有14家全數合格，不合格率高達8成。

不論是〈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的翻譯或是「高風險調查專案」都無法根本解決問題。對此，我們在2018年9月和10月再次召開記者會抗議。 會後，記者詢問勞動部對於「廠住分離」的意見，勞動部卻繼續跳針：廠住分離持續彙整各部會意見後，再找經濟部和內政部討論處理。記者追問要多久？卻只得到「勞動部沒有確切時間表」這樣的回應。而當勞動部這麼說的時候，我們已經犧牲十四條性命了。

體系失靈是人禍

根據立委向勞動部調出的數據顯示，全台約有十萬間移工宿舍。但是這十萬裡面有多少是「廠住不分」？有多少是鐵皮屋宿舍？勞動部完全沒有資料，因為全台至今只有274位外勞查察員。以矽卡來說，發生火災前有沒有符合〈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的規範？有的，因為全部都是雇主自己評估、勾選，再交給桃園市政府，理所當然都符合。而雖然移工剛入國時，市政府會到現場檢查一次，但之後如果雇主沒有新聘的移工，那麼宿舍就不會被重複檢查，因為查察員人力嚴重不足。桃園市勞動局長王安邦甚至表示：「有的外勞宿舍我可能十多年就訪視這一次，之後雇主要怎麼改這個房間，誰會知道。」 對勞動部來說，這些問題的解方就是「嚴格裁罰不合法的雇主」。但矽卡有被裁罰嗎？桃園市勞動局說，沒有收到建管處裁罰書，所以沒辦法廢止雇主的聘僱許可。然後建管處說，因為宿舍建築已經被燒熔，現在只能登記曾有違建，無法裁罰。而燒死了6名移工的矽卡仍然聘僱外勞，歲月靜好。

勞動部說的落實裁罰究竟是什麼呢？過去十年，全國有沒有任何雇主因違反住宿規定被廢止聘僱許可呢？勞動部的回覆是：「沒有。」所謂安全管控的體系，從源頭到結尾、從通報到勞檢到裁罰，每一個環節都徹底失靈。 勞動部並非做不到，只是不願做。 在疫情日趨嚴峻的時刻，勞動部政務次長劉士豪宣布：申請產業外勞入境，僱主需要填寫移工居家檢疫計畫書，入境前需由地方政府勘查居家檢疫場地，需要一人一室、評估有無門禁管制和消毒設施，檢查完成才得以入境，費用由僱主負擔。如果連如此嚴格的標準都可以執行，為什麼無法要求雇主必須實行「廠住分離」呢？ 因為移工如果染病了會傳染，會影響到台灣人，所以嚴格要求雇主是可以的。但是移工「廠住不分」對台灣人有影響嗎？沒有，燒死的是移工。所以即使在這兩年四個月裡，「廠住不分」已經帶走了十七條性命，勞動部仍然會面色不改地告訴我們：「需要跨部會協商」。 當我們說「惡火」，惡的究竟是火，還是草菅人命的政府？

原文刊載於PNN公視新聞議題中心：https://pnn.pts.org.tw/project/inpage/2558

廠住不分，死傷不止

2017年12月14日，桃園蘆竹矽卡工廠大火，越南移工六死五傷；
2018年4月28日，桃園平鎮敬鵬工廠大火，兩名泰國移工死亡、六名消防員殉職；
2020年3月7日，彰化芳苑一家塑膠工廠凌晨起火，一名住在廠內的台籍勞工死亡；
2020年3月22日，台中大肚鉦偉金屬研磨工廠發生大火，三名越南移工受困於鐵皮屋工廠上方（二樓）的宿舍，其居住空間內的所有窗戶，都被加裝了釘死的防盜鐵窗。最後三名越南移工皆因「廠住不分」葬生火海。

自矽卡大火以來短短兩年四個月的時間，因為「廠住不分」已經造成11名移工、6名消防員、1名台籍勞工死亡，而移工團體自矽卡大火以來訴求的「廠住分離」，勞動部至今仍無所作為。我們不禁想：如果在矽卡之後，勞動部能痛定思痛，積極實施「廠住分離」，這些因為錯誤政策而逝去的人們，現在會不會還在他們的家人身邊？

廠住分離，安全第一

自從矽卡大火之後，關注廠住議題的團體已經開過無數次記者會，我們的訴求從未改變——「廠住分離」。

目前有許多工廠為了節省成本，便宜行事地將移工宿舍設置在工廠的上方或旁邊，而在缺乏安全距離的情況下，等於是將移工的生命暴露在極高的風險之中。而且一旦發生火警，消防人員為了搶救受困其中的移工，也將被迫面對火舌的吞噬。

目前全台有超過45萬名製造業移工，其中有許多人都身處「廠住不分」的危險處境。在「廠住不分」的情況下，有些廠房內甚至還堆放了易燃的危險物質；即便廠內的物品非屬易燃物，但大部份的工廠都是火勢極易延燒的「鐵皮屋」，而且有許多設於工廠上方的移工宿舍都只有一個逃生通道，或是像鉦偉一樣窗戶全部被釘死。火一來，無處可逃。

面對不知何時降臨的惡火，保護移工和消防人員生命安全的唯一解方，就是「廠住分離」。

勞動部莫再拖

三十多年來，勞動部對於移工宿舍的規範僅有「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以下簡稱「生照計畫書」），而且因為各地的查核人力不足，勞工局、勞動部完全無法掌握移工宿舍的實際情況。以全台最多移工的桃園市為例，2019年5月時移工人數共11萬1394人，全市卻只有35名查察員，完全沒有確實查察的可能。

此外，勞動部遲至2018年才在民間團體的抗議之下，翻譯出了多語的版本。在此之前，移工都因為語言隔閡無法得知這些切身相關的規定。即便現在有了多語版本，也仍因為勞動部未採用通俗的關鍵字而難以查找，遑論移工針對不合規定之宿舍主動提出檢舉、申訴。

而勞動部對於民間團體訴求的「廠住分離」，則是遲遲未有積極的正面回應。更尤甚者，勞動部在2019年3月底，拋出了生照計畫書的修正草案，將「宿舍不得設置之工作場所」改為「雇主報備」的制度。勞動部此舉，等於是在「廠住不分」接連死傷的狀況下，還企圖大開倒車，放寬過去禁止的事項！

過去這段時間，勞動部回應「廠住分離」訴求的套路，即是表示此議題涉及跨部會的法規，需要進一步研議。然而，我們早已多次要求勞動部召開跨部會會議，並且邀請關注此議題之民間團體參與，但勞動部卻寧可閉門造車、拒絕溝通，導致移工至今仍被迫住在一顆顆的未爆彈上！

惡的究竟是火，還是草菅人命的政府？

我們在此，嚴正要求勞動部莫再拖磨，立即召開跨部會會議，研商「廠住分離」事宜，並邀請移工團體、消防員團體、工傷團體、工會團體、環保團體一同參與！

聯合聲援團體：消防員工作權益促進協會、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台灣移工聯盟、桃園市產業總工會、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環境法律人協會、環境權保障基金會、地球公民基金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