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因為兩批入境檢疫的印尼移工，篩檢出108名確診，間接曝光了隔離檢疫期間，雇主委託仲介，仲介再委託的醫管公司，讓48名移工睡在無隔間的大通舖，疑似導致交叉感染。然而在全民防疫風聲鶴唳之下，媒體討論大多集中在移工入境檢疫期間的居住品質是否成為防疫漏洞，及移工入境確診醫療費全民買單，我們認為這樣的討論不但模糊了批判焦點，也讓政府逃脫該負的責任。

    藉由這次在防疫期間所照出的移工人權漏洞，我們選擇在今天「國際人權日」來到行政院，我們要說的是，政府長期以來對外驕傲宣稱的「人權保障」僅是空殼，近期才被引發關注的「醫管公司」問題，不過是台灣政府長達31年來，對移工人權保障不足的冰山一角。

政府應為此次的防疫漏洞負起全責

    此次醫管公司讓移工在檢疫期間睡大通舖，間接爆出移工來台的惡劣居住環境，然而醫管公司在目前政策下，竟毫無管理監督的機制，出事無法可罰，也無人需要負責。這次事件中的「醫管公司」並不是因防疫需要才出現，而是政府長期以降低雇主管理成本為由，把管理責任層層外包的結果，一旦出問題，往往作用在其中最無資源的移工身上。

    以往移工入境後，在正式前往雇主處前，會被帶到某處住宿2至3天，住宿環境髒亂擁擠，僅有發臭的睡袋，移工不能自由進出，管理人員態度惡劣，必須等到被叫到名字，才得以離開。31年來從無人在意他們的恐怖遭遇，現因防疫需要，移工入住集中檢疫所，反倒得到一個像人的對待。整個過程，移工都是被擺佈的，為何他們卻要在發生問題之後，承擔社會集體的批判？

    而在之後進入工作的三年契約期間，移工是否能得到合理安全的居住環境？其實才是目前整體政策需要關注的問題。移工檢疫離開檢疫場所後，他們沒有選擇，只能進入雇主提供的宿舍或個別家戶。這些宿舍通常在工廠裡面、生產線旁、堆放易燃物或危險化學物質的倉庫上方，住宿環境吵雜髒亂，缺乏合理安全的生活空間，更難有防疫措施，但因未直接影響台灣人，一直不被重視，疫情開始後，也未見任何基於防疫考量的檢討跟改善。

    實際上多年來因為移工宿舍廠住不分、居住環境惡劣危險問題，已導致許多移工本勞、消防員的傷亡。當我們只把焦點放在入境檢疫，忽略勞動部長期便宜行事，雇主為壓低聘僱成本拒絕改善移工住宿環境，將只是埋下未來群聚感染的隱憂。

照顧需求不會因為疫情減少 應重新檢視長照制度

    在這次事件中，我們更必須看見台灣社會對於移工的倚賴，然而他們卻仍在沒有勞動法令保障下，撐起台灣日益沉重的長照需求。台灣因為長照制度的不足，長期必須仰賴外籍看護工，然而限制移工權益，禁止移工來台，對台灣的影響將大於移工輸出國，這是近期外籍看護工大缺工的現象下不爭的事實。

    今年2月始基於防疫的國境管制後，跨國移動成本拉高，移工入境需配合各樣檢疫措施，部分工廠因訂單減少裁員移工，整體人數自72萬降低到70萬，但台灣長照需求並不會隨著防疫減少。4月開始，爆發看護缺工潮，仲介四處搶外籍看護，眼看國境解封遙遙無期，長照人力的問題只會越來越嚴重。

    在我們依然需要外籍看護工的現實下，政府卻任其承受惡劣的勞動條件，家務移工月領17000、每天工時平均17小時，3年沒有一天休假，來為我們撐起台灣長照破網，我們認為政府應思考將移工納入照顧人力體系，保障家務移工勞動條件。

政府卸責 放任私人仲介亂象叢生

    台灣引進移工31年，享受移工帶來的經濟發展，以低廉的價格取得長照服務，但政府長期以來只顧引進移工，處處為雇主節省成本，卻不願負起聘僱責任，將後續的服務工作外包給私人仲介公司，所有的管理成本是移工仲介費支付，移工買單。

    仲介往往從中牟取暴利，層層剝削勞工，卻從不處理移工遭遇的切身問題，不僅平時引發諸多爭議，更導致防疫檢疫期間亂象叢生。而今因防疫衍生的缺工問題，檢疫缺失及此次篩檢後大量確診，不過是台灣長期仰賴廉價勞動力，便宜行事不思改善勞動條件的反撲，也是政府應正視問題的契機。

我們訴求：

一、 政府負起檢疫責任，承諾改善檢疫期間及移工工作期間宿舍條件。

二、 正視台灣長照需求，將家務移工納入長照人力，保障勞動條件。

三、 G to G政府負起聘僱責任，廢除私人仲介。

近日，因為印尼政府欲對其印勞輸入國施行「零付費」方案，導致印籍家務移工的雇主，擔心本由家務移工單方承擔的高額仲介相關費用，會「轉嫁」到雇主身上，因此雇主團體「台灣國際勞工暨雇主和諧促進會」於10/21下午號召了上百位雇主到印尼經貿辦事處抗議。新聞畫面上的「雇主」，大部分是身心障礙人士，更看到不少印尼看護在雇主們陳抗時隨侍在側…

我們認同雇主們行使陳抗的權利，我們理解障礙者雇主們走上街頭，是因為長期以來台灣政府將照護責任推給個別家戶，台灣的社會福利網經歷長照十年、長照1.0、到現在的2.0，都仍遠遠不足，所以「長工時、低工資」的家庭看護移工便成為障礙者們「唯一的依靠」。

但，當台灣國際勞工暨雇主和諧促進會成員Jenny喊出「你們不夠專業，而且你們的品質很差，我們忍受你們也夠了。我們希望我們的政府，能夠多開發其他的國家（引進移工）」，對推著雇主上街爭取權利的印籍看護工如此漫罵，實在令人不忍卒睹，更有違「和諧促進會」之名。

把所有費用強加雇主身上，當然有問題，但正如印尼移工們所提出的疑問(註1)：「長期以來，在台灣的家務工沒有任何勞動法令保障，即便工作24小時，月薪仍只有低於基本工資的17000元，雖然有七休一，但雇主只要花567元就可以買下我們的假日，也因此有許多人都是全年無休。在這樣的勞動條件之下，家務工來台後的前幾個月還要被扣款6000-9000元，以支付印尼的仲介費(註2)，而且工作期間每月還要被扣（台灣）仲介服務費。」難道減輕家務工被強加的不當債務負擔，是不應該的嗎？

我們該問的是：印尼政府的「零付費/費用讓輸入國雇主負擔」政策，正視問題的根源了嗎？

根據號召本次抗議之協會發佈之新聞稿所述，該筆費用包含：來台機票、護照、體檢、安置、訓練等相關費⽤，目前台灣仲介已報價約7~10萬元，將會加重雇主負擔，犧牲被照顧者的權益。但事實上這些費用中有絕大部分是需要繳交給仲介的費用，也就是說，「高額的仲介費」才是造成負擔真正的原因。過去30年來，這筆費用皆由移工單方承擔；加上無論是檯面上的法定服務費，或是檯面下的違法仲介費、買工費、借貸……等等，台灣仲介透過各式各樣的名目收費，剝削龐大的利益，在國內早已不是新聞，在國際間更是惡名昭彰。

所以，如印尼移工們所質疑(註3)：「目前印尼政府對正式和非正式工人(註4)的仲介費都已有規定，然而我們也都知道，正式的工人在進仲介公司報名的時候，就會被要求一筆高達45條到60條(註5)的超收費用。這已是一個公開的秘密，而印尼政府從來沒有解決的方法。我們擔心，「零付費」政策實行之後，家務工來台後不需再每月被扣仲介費，但會不會變成跟正式的工人一樣，一到仲介公司報名就要被超收(註6)？印尼的仲介公司超收的問題，就跟台灣的買工費問題一樣，政府都知道，卻沒有嘗試解決，放任私人仲介制度剝削移工，這才是最大的問題。」

根據30年來的經驗，印尼政府這回的「零付費/費用讓輸入國雇主負擔」政策，不但雇主擔心仲介費用轉嫁，移工同樣也擔心其變相為長期以來睜眼瞎說的「私人借貸」。

印尼政府一意孤行  台灣政府順勢避重就輕

台灣勞動部對於陳抗，始終維持「隔山觀虎鬥」的被動消極處理態度。「弱弱相殘」總是不斷發生在家庭類移工與雇主身上，獲利的永遠是仲介業者。這次事件政府依然只有檢討印尼政府片面發佈消息，對於台灣殘破的長照制度，以及放任剝削的私人仲介制度，所導致長照雇主及勞方再度被迫弱弱相殘、彼此對立，毫無任何的檢討與對策。

甚至比照2015年，各國政府要求提高家務移工薪資時一樣(註7)，繼續要再為雇主找尋其他廉價勞動力，一路以來便是「勞動部＝人口販運部」。

台灣政府靠著使用廉價的勞動力，填補了長照殘破的人力缺口，省下龐大的照顧成本；印尼政府則靠著輸出廉價勞動力，解決國內就業機會不足問題，並賺取了龐大的外匯。台、印雙方政府引進、輸出移工30年來，推卸責任、便宜行事，才造就了如今底層勞雇雙方弱弱相殘的局面。

30年來台印雙方政府，已從廉價跨國勞動力得到太多好處，是時候該做點事情了。

我們認為，首要應該做的是「政府對政府直接聘僱，廢除私人仲介制度」。由政府負起責任協助雙方直接聘僱之手續，提供欲出國工作之勞工公開透明之文件辦理流程及規費內容，協助勞工媒合工作，進行相關職前訓練，改善移工被大幅收取不當費用的現況，讓移工能安心出國工作；後續結合長照喘息服務等，使雇主享有完善的照顧系統，移工亦能有更良好的勞動條件。

面對問題，才能真正解決問題。政府必須溯本清源，唯有勞雇雙方共同支持廢除私人仲介制度，讓雙邊政府擔起服務人民的責任，這筆不公不義的高額仲介費才能徹底從移工制度中消失。

註1：https://www.facebook.com/IPIT.tw/posts/4588523821217850 

註2：所謂「印尼的仲介費」，即「國外仲介費」，其實都必須繳給台灣仲介「一杯羹」。請參考：「檯面上是每月新台幣1,500到1,800元的服務費，檯面下還有一筆來自海外仲介的回扣。以引註一、進一名越南工人為例，越南仲介給的回扣金額約4,000美元；部分台灣仲介扣掉給雇主的回扣1,000美元後，自己留下3,000美元，約新台幣10萬元。」https://www.twreporter.org/……/migrant-workers-zero…… 

註3：同註1。

註4：在印尼的脈絡，「正式工」表示適用勞基法的工人；「非正式工」表示，不適用勞基法的工人，即家庭看護工。

註5：1條約等於100萬印尼盾，約100美金，台幣3000元，正式工人的仲介費高達13~18萬。

註6：請參考：「所以，雖說是零收費，但實際上多數仲介公司的做法，會先讓移工在國外先支付全額仲介費，來台灣之後，這筆費用再分3年逐年返還給移工。」（引文自註2）

註7： https://www.civilmedia.tw/archives/28249

圖片取自2015/03/21 公民行動影音資料庫資料 （同註7）

12月8日當天，遊行隊伍從國民黨出發、行經民進黨，最後抵達勞動部。國、民兩黨是派出候選人角逐明年總統大位，且最有望當選的兩個政黨，也都很可能在明年的立委選舉中，搶下多數的席次，所以我們當天將《移工的仲介故事書》送給這兩個政黨。

國民黨由現任立委王裕文接下書籍。他向台下的移工們表示，很清楚這次遊行的訴求，並且支持廢除仲介制度，也和現場的群眾一起呼遊行的口號：「廢仲介，要G to G」。但我們知道，國民黨過去從未正式對「廢仲介、要G to G」做出明確的表態，我們希望國民黨盡速提出具體的政見，證明王裕文立委的發言，不是只為了選舉逢場作戲！

民進黨則由發言人李明俐出面，提出了五點說明。其中「堅決反對買工費」、「現有直聘中心的功能不足」兩點，切合本次遊行的主張。但是針對更根本的「廢除仲介制度」訴求，李明俐的說法卻語帶保留，他說「廢除仲介制度」涉及移工母國的法規限制。很遺憾的，這一點和勞動部當天發布的保守回應相去不遠。

接下來我們會繼續追問兩黨，希望兩黨候選人在看過《移工的仲介故事書》之後，能夠理解移工的困境，並且以「廢除仲介制度、強制政府對政府直接聘僱」為方向，提出具體的政策！

勞動部毫無新意、毫無誠意

勞動部在當天傍晚發布五點聲明：第一，目前引進移工的管道多元，已有直聘；第二，鼓勵直聘，但受限於來源國限制；第三，已鬆綁「非營利就業服務機構」的相關規定；第四，目前已有法規可懲處違法超收事宜；第五，引進方式宜回歸「市場機制」。

對此，我們認為勞動部不只毫無新意，也毫無誠意！本聯盟回應如下：

第一，目前有直聘制度，但成效極為不彰，今年八月監察院方針為直聘中心效能不彰提出報告，要求勞動部檢討。直聘制度十年來，比例最高的年度僅11.9%，且去年降至1.13%，而直聘率如此低落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私人仲介制度的存在。私人仲介讓雇主可以以低成本引進移工，加上目前直聘流程的繁瑣，讓雇主沒有意願使用直聘，而如今勞動部竟敢稱「管道多元」，實際上卻是「假多元、真卸責」！

第二，台灣政府作為引進移工的一方，卻始終沒有展現要全面G to G的決心，卻在面對質疑的時候，將責任推給來源國的法規限制，完全本末倒置！勞動部也很喜歡拿「印尼政府要求首度來台的家庭看護工必須透過仲介公司」來舉例，但即便如此，為什麼不能先將其他業別的印尼移工引進改採G to G？此外，越南政府在今年10月2日與勞動部的會議上，表示支持G to G的方式，那麼為何不先讓越南移工的引進全面G to G？

第三，勞動部「鬆綁非營利就業服務機構」的相關規定，事實上只是逃避政府責任的另一種方式！我們不斷訴求的是，勞動部應該在移工引進、工作的過程中，提供充足的服務與保障，而不是不斷將這些應該做的服務「外包」給仲介公司或非營利機構。堂堂勞動部，對七十萬移工希望政府扛起保障移工責任的訴求，僅僅是「鬆綁非營利就業服務機構的相關規定」嗎？此外，再試問勞動部：「非營利就業服務機構」的相關規定鬆綁至今，有多少「非營利就業服務機構」成立了？又有多少「非營利就業服務機構」能夠在目前劣幣驅良幣的仲介生態中存活？

第四，三年來「買工費」氾濫，可是勞動部究竟有多少開罰的案例？難以收集證據、無法申訴與裁罰的案例比比皆是，這一點下至地方勞工局，上至中央勞動部都知道，這是私人仲介壟斷移工就業市場的結構性問題，完全不是有罰則便可以解決的事情！此外，仲介對移工的控制，不只是金錢上的剝削，還有資訊的壟斷，讓移工往往在不知情，甚至是威逼、震懾之中損失了權益。試問勞動部，這是「裁罰」能夠解決的嗎？三十年來，真的罰了的有多少件呢？

針對第五點，我們在此嚴正要求勞動部，正視三十年來「市場機制」對移工帶來的壓迫，而非屢屢以「市場機制」的說法迴避責任！我們已經很清楚看到三十年來，已經有無數移工「市場機制」下被剝削、矇騙、犧牲。我們還要有多少移工在「市場機制」之下受害，勞動部才會明白「市場機制」從來都不是為了保障勞工而存在？

台灣移工聯盟自2003年起，每兩年舉辦一次大遊行，與在台移工一同上街，針對當下的移工政策提出訴求、爭取對移工更合理的勞動環境。今年的主訴求為「廢除仲介制度、要政府對政府直接聘僱」，其他訴求則有：家務移工納入勞動法令保障、移工得自由轉換雇主、取消移工在台工作年限、移工應有政策參與決定權。

仲介制度橫行三十年

台灣自1989年開始專案引進移工，至今三十年，移工人數突破七十萬人。1992年，政府制定《就業服務法》，制度化了移工的引進，也確立了由「私立就業服務機構」（亦即「仲介公司」）引進、管理移工的制度。然而，仲介公司的營利本質、利潤導向的經營，使其橫亙於勞雇雙方之間，掌握資訊的落差，並利用移工亟欲改善生計的動力來獲利。

牛頭、母國仲介、台灣仲介——移工「剝削鏈」

移工在母國時，大多數是透過「牛頭」的介紹到仲介公司，而牛頭會收取「介紹費」，仲介公司再收取「仲介費」，兩項加起來從6萬到20萬不等，隨國籍與工種而改變。移工來台之後，每個月還會被台灣仲介收取「服務費」，三年合約總共六萬元。換句話說，一個移工來台工作三年，可能有將近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薪水是交給了仲介。甚至從2016年，「三年出國一日」的規定被廢除之後，移工在台續聘、轉換都會被仲介收一筆「買工費」，而這筆費用早已被勞動部多次申明是違法的。[1]

牛頭與仲介在移工移動的過程中，壟斷了大多數的資訊，不只以此向移工收取高額費用，更透過資訊的給與不給，給的是真是假，來影響移工的判斷與決定。甚至在移工企圖申訴的時候，使用各種威逼或恐嚇，使移工放棄捍衛自身的權益。移工充分獲知資訊的權利、勞動權益，甚至最基本的人權，往往就在仲介從中操作的情況下，一次次被輕巧地略過。

經過了三十年，台灣政府對移工的保障還沒有充足地成長，反倒是仲介對移工的「控制」變得愈來愈精細。當今仲介對移工的「控制」，已經未必是明目張膽的監禁、阻斷對外聯繫、威脅恐嚇、強迫遣返，而更是各種利用資訊落差、語言落差，在這條「剝削鏈」中獲取利益，並將移工擺弄在股掌之間。

「配額」的魔咒：說好的服務呢？

移工來台灣之後，雖然每個月得付「服務費」給台灣仲介：第一年每個月1800元、第二年每個月1700元、第三年每個月1500元，但仲介卻未必有提供實質的「服務」。

除此之外，這些仲介不只「受移工委任」，也同時「受雇主委任」，但是聘僱移工的「配額」完全掌握在雇主手中，所以仲介必須時時爭取雇主的信任，協助雇主「管理」移工。因為假設失去了移工，只要再找下一個就好，但一旦失去雇主的委任、配額，仲介有再多的移工在手上，都無法收仲介費和服務費來「賺錢」。

這樣的關係結構，使得仲介往往成為代雇主「管理」移工的角色。而一旦有勞資爭議出現的時候，仲介也傾向維護雇主的利益，而不是每個月付「服務費」給仲介的移工。於是在實務上，便出現極為弔詭的狀況：移工付錢給仲介，讓仲介「管理」自己。

仲介壟斷、政府失能

雖然在移工團體的倡議下，勞動部在2008年設置了「直聘中心」。但監察院2019年的調查報告指出[2]，「因為手續文件仍不夠簡便，透過直聘引進外勞的比例始終未超過1成，107年降至1.13%」。甚至在2012年建立的「直接聘僱跨國選工管理服務網」，歷年來只有當年度引進家庭看護工2名，之後全部都掛零。

至於承擔在台移工求職、轉換雇主重任的各地「就業服務站」，至今也幾乎是「失功能」的狀態，即便每周四舉辦「就業媒合會」，讓勞雇雙方在現場媒合，然而媒合成功的案例極少。原因之一是全台的就服站沒有任何雙語人員，即便有雇主親自到就業服務站參加媒合會，也難以和移工溝通與互動。另一個原因，則是因為幾乎所有的工作機會都落在仲介手中。仲介公司在「利潤最大化」的考量之下，大多數會選擇「從國外引進新工」，藉以從中再賺一筆仲介費。

在這些因素影響之下，就服站在媒合會當天的功能，只剩下讓移工「簽到」、「點名」而已。於是，每周四的就業媒合會，大部分時候都乏人問津，大批移工乾坐在現場，卻鮮少有雇主和仲介出現。與此同時，每天都有一批一批的移工被引進台灣。

仲介利益、移工權益，總統選哪個？

明年1月11日將是總統大選，然而我們卻看不到國、民兩黨的總統候選人，試圖理解、處理移工所面臨的困境。國民黨候選人韓國瑜已有多次歧視性發言的記錄；至於強推「新南向」的民進黨，承諾讓家務移工有勞動法令保障的承諾已然跳票、將漁工納入勞基法84-1條，惡化其勞動處境。而在2016年「廢除三年出國一日」後，蔡英文將此作為重要政績，現在卻對衍生的「買工費」，以及整體「私人仲介制度」的問題不聞不問。

台灣移工聯盟花了將近一年的時間，收集了十五位移工「被仲介」的故事。移工從母國到台灣的整個過程中，有被仲介利用大筆債務套牢、有被仲介用不實資訊矇騙、有來台後收取服務費卻被放生，也有反抗壓迫卻被噤聲。這些故事不只是十五位移工的個人移動史，更可能是所有在台移工的共同經驗。

我們在12月8日當天，將這本書送給國民黨、民進黨的候選人，即是希望兩位要競逐總統大位的候選人，能夠看見、理解移工身上所背負的血淚，並且在明年大選前給予回應：「仲介利益」與「移工權益」，兩位總統候選人選哪個？我們希望兩位總統候選人，以「廢除仲介制度、強制政府對政府直接聘僱」為方向，提出具體的政見，改變移工被剝削與壓迫的處境！

廢除私人仲介制度，刻不容緩

我們主張，移工引進的過程、在台灣工作相關的需求，都是政府應該承擔起的公共服務。

台灣移工聯盟自2003年起便訴求「廢除私人仲介」、「強制政府對政府（G to G）直接聘僱」；巧的是，韓國在2004年就建立了「政府對政府直接聘僱」的模式，不透過私人仲介引進移工，並且在全國各地設置提供給移工的服務中心、電話的雙語通譯服務，藉以破除私人仲介壟斷就業市場、壟斷資訊的情況。而且韓國的移工來源國有十七個，台灣卻在僅有四個來源國的情況下，裹足不前。

台灣政府必須正視移工的訴求，打破現行仲介制度的窠臼——廢除私人仲介制度，才能夠真正翻轉移工所面對的困境；並且承擔起提供公共服務的責任，採用政府對政府直接聘僱，並強化翻譯服務、就業服務的量能，讓移工得以不需要仲介，也能無虞地在台灣工作。

過去三十年，台灣引進移工的過程裡，輕鬆的是輸出輸入的兩地政府、發財的是兩地的仲介業者，被壓迫和剝削的，卻是為台灣與其母國帶來巨大貢獻的底層移工。

此時此刻，「廢除私人仲介，強制政府對政府直接聘僱」早已是刻不容緩的訴求。

[1] 勞動部新聞稿：https://www.wda.gov.tw/News_Content.aspx?n=7F220D7E656BE749&s=3B52D0777D46F4BA

[2] 監察院調查報告：https://tinyurl.com/vwftx56

自1989年政府專案引進移工開始，移工對台灣的付出已經來到第三十年。然而，1992年《就業服務法》的通過，標誌出台灣政府欲使用「私立就業服務機構」（亦即私人仲介）來「管理」移工的企圖。

但我們看到將近三十年來，私人仲介橫亙在雇主與移工之間，藉由資訊的壟斷來獲取極大的利潤，並且在許多案件中，原本應該「服務」移工的仲介，卻反而輾壓了移工的權益。而台灣政府在這三十年來，未盡到政府的責任，保障移工的權益。

因此，台灣移工聯盟（MENT）將在12月8日舉辦兩年一次的大遊行，訴求「廢除仲介制度，要政府對政府直接聘僱（G2G）」，不只是讓移工免於被仲介剝削，更是要求台灣政府，將對移工的保障視為公共服務的一環，負起應負的責任。

從牛頭到仲介的剝削鏈

移工在母國時，大多數是透過「牛頭」的介紹到仲介公司，而牛頭會收取「介紹費」，仲介公司再收取「仲介費」，兩項加起來從6萬到20萬不等，隨國籍與工種而改變。移工來台之後，每個月還會被台灣仲介收取「服務費」，第一年1800元、第二年1700元、第三年1500元，三年合約總共六萬元。甚至在2016年，「三年出國一日」的規定被廢除之後，移工在台續聘、轉換都會被仲介收一筆「買工費」，而這筆費用早已被勞動部多次申明是違法的。

而牛頭與仲介壟斷了資訊，不只以此向移工收取高額費用，更透過資訊的給與不給，給的是真是假，來影響移工的判斷與決定。而移工充分獲知資訊的權利、勞動權益，甚至最基本的人權，往往就在仲介從中操作的情況下，被輕巧地略過。

本次遊行中，我們將製作「牛頭」與「仲介」的意象，並以行動展示破除這個剝削鏈的訴求！

「送書」行動

本次遊行將從國民黨部集合、出發，行經民進黨部，最後再到勞動部。

明年1月11日是總統大選，然而我們卻看不到國民黨、民進黨的總統候選人，試圖理解、處理移工所面臨的困境。更有甚者，國民黨候選人韓國瑜多次歧視性地發言，民進黨候選人蔡英文則是在上一次的總統選舉前，承諾讓家務移工有喘息服務，並將家務移工納入勞動法令保障，選後至今卻無消無息。

台灣移工聯盟花了將近一年的時間，收集了十五位移工「被仲介」的故事。移工從母國到台灣的整個過程中，有被仲介利用大筆債務套牢、有被仲介用不實資訊矇騙、有來台後收取服務費卻被放生，也有反抗壓迫卻被噤聲。這些故事不只是十五位移工的個人移動史，更可能是所有在台移工的共同經驗。

我們將在12月8日當天，將這本書送給國民黨、民進黨的候選人，希望兩位要競逐總統大位的候選人，能夠看見、理解移工身上所背負的血淚，並且在明年大選前，以「廢除仲介制度、強制政府對政府直接聘僱」為方向，提出具體的政見，改變移工被剝削與壓迫的處境！

政府責任

我們主張，移工引進的過程、在台灣工作相關的需求，都是政府應該承擔起的公共服務。

台灣社會受益於移工甚多，不只撐起3K產業的存續、補充社福資源的不足、築起日夜被使用的重大建設，甚至為我們的餐桌預備了一道道的海鮮。這些為台灣付出血汗、付出青春，甚至犧牲性命的移工，已經突破了七十萬人。

台灣政府必須正視移工的訴求，打破現行仲介制度的窠臼——廢除私人仲介制度，才能夠真正翻轉移工所面對的困境；並且承擔起提供公共服務的責任，採用政府對政府直接聘僱，並強化翻譯服務、就業服務的量能，讓移工得以不需要仲介，也能無虞地在台灣工作。

這不只是政府刻不容緩、責無旁貸的任務，也是台灣社會最大的利益可能。

新聞聯絡人：陳容柔（0982-342-825）、劉曉櫻（0978-362-906）

台灣引進移工已經超過二十七年，在台移工也已於去年底突破七十萬人，移工早已是台灣社會不可分割、不可忽視的群體。然而，制定政策、引進移工的台灣政府，卻至今沒有盡到服務、保護移工的責任，反而將其應提供的公共服務「私有化」，成為私人仲介獲利的來源。

而一間間以「利潤至上」為主要邏輯運營的仲介公司，不只居於雇主、移工中間，利用資訊落差向雙方收取費用；更長年壟斷移工的就業市場，把持移工的就業機會，最終導致不諳文化、不解制度、不通語言、缺乏資源的移工，在政府失能、仲介壟斷的現況下，陷入窘迫的處境之中——去年十月發生的「阿多案」即是一個血淋淋的例子。

我們認為，「廢除私人仲介」已是當下刻不容緩的事情。因為只要台灣政府一天不扛起它應負的責任、提供應有的就業服務、用「政府對政府直接聘僱、直接引進」（Government to government，G to G）的方式取代「私人仲介」，那麼每一天就有成千上萬名移工，即使獲得轉換雇主的機會也難以找到新工作；每一天就有成千上萬名移工，被收取鉅額的仲介費、買工費，以及得不到服務的「服務費」；每一天就有成千上萬名移工，可能被迫成為下一個「阿多」。

今天是五一勞動節之前的周日，各國移工聚集在勞動部前面，就是為了訴求一個更公平、更有保障，並且除去仲介從中剝削與壓迫的移工制度！

尸位素餐二十七年　政府就業服務在哪？

目前在台轉換工作中的移工，會被登記到各縣市的「就業服務站」，並同步登記在勞動力發展署的「外籍勞工轉換雇主專區」網站。這些移工必須在六十天內找到新雇主、完成轉換，否則便會面臨被遣返回國的命運。

原則上，「就業服務站」每周四會有就業媒合會，讓勞雇雙方在現場媒合。然而實際上，真正在就業服務站媒合成功的案例少之又少，原因之一是全台的就業服務站沒有配置任何雙語人員，在語言不通的情況下，即便有雇主親自到就業服務站參加媒合會，也難以和移工有良好的溝通與互動。

另一個原因，則是因為幾乎所有的工作機會都落在仲介手中。而除非仲介有「急單」需要從國內盡速承接；或是他所服務的雇主拿不到勞動部的招募許可，只能從就業服務站承接轉換中的移工，否則仲介在「利潤最大化」的考量之下，都會選擇「從國外引進新工」，藉以從中再賺一筆仲介費。

於是，每周四的就業服務站「媒合會」，大部分時候不是乏人問津，就是大批的勞工乾坐在現場，卻沒有任何雇主和仲介、沒有任何工作機會出現。與此同時，每天都有一批一批的移工被引進台灣。

另一方面，移工也無法從「外籍勞工轉換雇主專區」獲得就業資訊，因為這個網站至今沒有「多語化」，九成以上的頁面都是中文。多語的頁面僅止於查詢「移工是否已經被登記在此網站上」，而且這個頁面十分難以搜尋，導致多數移工根本不知道這個頁面的存在，遑論其他的「中文頁面」。

換句話說，使用中文的雇主、仲介只要有需要，就可以輕易地在這個網站上找到求職中的移工；然而無法讀懂中文的移工，卻無法從這個「轉換雇主專區」得到任何「轉換雇主」的資訊。於是，「外籍勞工轉換雇主專區」變相地成為了「雇主與仲介挑選外籍勞工專區」。

簡而言之，經過二十七年的發展與演變，台灣政府至今給予移工的「就業服務」，竟然只剩下徒具形式的「沒有多語服務的就業服務站媒合會」，以及移工根本看不懂的「雇主與仲介挑選外籍勞工專區」。勞動部尸位素餐了二十七年，加上私人仲介的橫行，導致許多移工不是背債返國，就是被迫逃跑！

亂象叢生二十七年　仲介制度何時能廢？

另一個台灣政府的失能之處，即是從1992年正式引進移工開始，就將引進移工的管道「私有化」，至今台灣與移工母國的大小仲介公司林立，有很多甚至已有跨國的營運規模。然而，我們今天已經可以清楚看到「私有化」的結果，就是造成了「仲介壟斷就業市場」。不論是「來台」還是「在台轉換工作」，移工的就業市場早已被私人仲介壟斷，能夠不透過仲介就找到工作的移工，實際上少之又少。即使勞動部在2007年成立了「直接聘僱聯合服務中心」，但至今仍因為程序繁複、聘僱法令複雜、缺乏政府雙語服務，而導致只有極少的雇主願意使用直聘管道。

每個移工「來台」之前，得先支付一筆從八到二十萬不等的巨額仲介費給母國的仲介公司，而這筆錢有一大部分將流入台灣仲介的口袋中。為了籌措這筆仲介費，移工得賣地、賣房、借錢或向銀行貸款，導致許多人在開始工作之前，就得先負上一筆債。這筆龐大的仲介費用，也將在他們來台之後，成為最大的壓力來源。

而移工若是「在台轉換工作」，同樣得面臨仲介壟斷就業市場的處境。尤其在2016年「三年出國一日條款」被廢除後，仲介業者失去了「每三年再收一次仲介費」的金雞母，他們為了收復利益失地，開始向「在台轉換工作」的移工收取勞動部已明定不得收取的「買工費」，一份工作從兩萬到九萬都有，而且過程中不留痕跡、難以蒐證。移工可以選擇不付錢，但代價是找不到工作，最後只能逃跑或被遣返回國。

除此之外，移工在台期間，台灣仲介還能每個月都向移工「合法地」收取「服務費」。一個契約三年累積下來的「服務費」高達六萬元，但這段期間仲介卻未必有提供實質的「服務」。

更弔詭的是，這些仲介不只同時受雇主委任，由於聘僱移工的配額在雇主手中，所以仲介還必須時時爭取雇主的信任，協助雇主「管理」移工，否則失去雇主的委任，仲介就沒辦法「賺錢」。而「賺錢」，是仲介公司的最主要目標。換句話說，現行的制度結構將「仲介」與「雇主」的利益綁在一塊，仲介會為了自己的利益而維護雇主的利益，但最缺乏資源的移工竟然還得付錢給仲介，讓仲介來「管理」自己！

即使先不談更極端的案例：性侵、性騷掃、人身傷害、威嚇脅迫、強制遣返……等在新聞上常見的仲介惡行，「仲介費」、「買工費」和「沒有服務的服務費」就已經讓在台移工飽受巨大的壓力。私人仲介制度所造成的亂象已叢生了二十七年，我們認為：台灣政府必須立即廢除私人仲介制度，強制政府對政府直接聘僱、直接引進勞工，並且同時強化政府的就業服務量能、提供多語的通譯服務，免除私人仲介從中的介入與剝削，才能夠真正保障在台移工的基本勞動權益！

「百納被」行動：移工想跟仲介說的一句話

今天，各國移工聚集在勞動部前面，除了向政府訴求一個更公平的制度，也同時要透過「想對仲介說的一句話」，向社會大眾表達、希望社會大眾理解：對這些切身其中的移工來說，仲介制度存在的意義究竟是什麼？

「請好好照顧我們，就像你照顧我的錢一樣。」

「如果你有小孩，不要讓他當仲介，因為會被移工詛咒。」

「仲介的臉就像錢一樣。」

「仲介是惡魔！」

「廢除仲介制度！」

上百片A3大小的布塊上，一一寫著每個移工對於仲介的看法，這些布塊拼成了一幅巨大的「百納被」——仲介制度對於移工的壓迫，已經不是發生在少數個人身上的問題，而是在台七十萬移工的集體記憶；而「廢除仲介制度、強制政府對政府直接聘僱」就是移工集體從被壓迫經驗中，所發出最迫切的吶喊與訴求！

我們在此訴求，台灣政府應正視移工的訴求，強化對移工的就業服務、多語服務，並且強制政府對政府直接引進勞工，廢除私人仲介制度！

為了理解差異、深化討論，台灣移工聯盟於三月三日在台北市NGO會館舉辦「廢除／不廢除移工仲介制度」討論會。上午場邀請泰國、印尼、越南、菲律賓四國移工講述從母國到台灣的「被仲介」經驗，以及在台灣轉換雇主時所遇到的「買工費」問題；下午場則是邀請學者、NGO工作者與仲介從業人員同場對談。早上9點半到下午5點，有超過150名移工與關心移工議題的群眾聚集在台北市NGO會館，透過各語的即席翻譯，一同討論「廢除／不廢除移工仲介制度」的議題。
　
四國移工分享「被仲介」、「被收買工費」經驗
　
今天四國移工的分享分為兩大主軸，一為從母國來台的「被仲介」過程，二為在台灣轉換雇主時，「被收買工費」的經驗。

雖然四個移工來源國對於「仲介」的規定各異，但是流程相去不遠，而四國移工都同時提出類似的問題：仲介違法超收、聘僱流程不透明。例如泰國移工代表辛那錯說，泰國仲介費一般為5萬到7萬元，若是到小間的仲介公司可能高達9萬元；印尼移工代表Purwanto指出，印尼仲介私下以現金收取違法的仲介費，並將政府規定的仲介費以「銀行貸款」包裝起來，要移工來台工作後每月償還。若加上利息，一名移工來台灣需付給仲介公司台幣12萬到14萬元的費用，還不包含自付護照、體檢、保險，以及給牛頭的費用。

越南移工代表阿高直言，「仲介是被訓練得非常有規模的剝削團體」，越南勞工出國的文件上，寫的仲介費都是2、3000美元。但實際上，以他自己為例，就被收了5000元美金，也有其他朋友被收取5500元、5800元美金的仲介費，還會被仲介以各種名義收取費用。菲律賓移工代表Pem表示，有朋友來台灣被要求12萬元仲介費，但因為沒有錢，所以只好貸款8萬元。荒謬的是，貸款時為8萬元「披索」，到了台灣卻要償還8萬元「台幣」。

除此之外，四國勞工代表不約而同地提到，在母國的仲介過程中，仲介公司幾乎不會給予關於來台工作的相關資訊，導致有許多勞工「錄取了才知道工作內容」、「根本不能選工作」，辛那錯更無奈的說：「起飛前才知道要去哪間工廠。但工作機會都在仲介公司手上，哪一天知道沒什麼差了。」

資訊不對等、仲介壟斷就業市場的狀況，不只發生在移工母國，也發生在台灣——仲介業者向轉換雇主的移工，收取高額、違法的「買工費」。「買工費」在2016年「三年出國一日」的規定被廢除之後大量出現，現在每一個要轉換雇主的移工，都會被台灣仲介收取2到9萬不等的費用。

印尼移工代表Haji談到自身經驗，他因為雇主違法指派許可外工作而轉換雇主，但卻被新仲介要求收取7萬5000元的買工費，而且才做不到半年，就被仲介告知雇主要解雇他。他不禁問：「為什麼我需要仲介呢？為什麼我需要付錢才能找工作呢？」菲律賓移工代表Sali則分享了三個朋友的經驗，他們分別被要求5萬4000元、6萬、2萬5000元的「買工費」，最後都因為失業中、付不出錢而不了了之。Sali感嘆：「我們來台灣可能賣了兩隻牛，土地也賣掉了，我們以為夢想可以實現，但是卻是一直付給仲介錢。」最後，他也呼籲在場的移工，「我們一起站起來一起努力，慢慢的改變，為什麼其他國家可以用政府對政府直接聘僱，台灣卻一定要用仲介？」
　
學者、NGO、仲介同場對談

下午1點半開始，則是由曾經擔任仲介與人資部門的王裕衡先生、美家人力資源股份有限公司的林淑如執行長、桃園市群眾服務協會移工服務暨庇護中心的汪英達主任、國立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博士後研究員陳炯志，以及台灣移工聯盟成員吳靜如進行對談。

王裕衡從過去從事仲介業的經驗，提出對當下仲介制度的看法。他直言「並不支持廢除仲介制度，因為那並不能解決現在移工所遇到的問題」，並且提出解決的方法，應該是讓資訊更加流通、透明，讓移工們知道哪些是好仲介、好雇主，那麼壞仲介、壞雇主就自然會被市場淘汰。

林淑如則分享了美家人力作為仲介業者，如何保障移工不在聘僱過程中遭受剝削。他說美家不收國外款，也不向勞工收服務費，而是向雇主收費。近年美家也將業務擴展到長期照顧的領域中，試圖整合本外籍的照顧人力。林淑如說，作為一名仲介業者，「反對廢除仲介制度，但是同樣反對違法收費的仲介。仲介就是代辦服務，就像旅行社代辦護照一樣。」後來美家人力的總經理也說，自己曾經在力通當業務12年，因為看不下去公司對移工層層剝皮，才自己出來開公司，但是即使服務量成長到500多名移工，公司仍在賠錢。

汪英達以NGO的實務工作經驗，批判現行的仲介制度。他認為仲介用各種方式賺取移工的血汗錢，例如近年興起的「買工費」即是一例。此外，他也提到「移工必須付服務費給仲介，但是仲介卻服務雇主而非移工」的弔詭現象。汪英達認為，政府應簡化直聘程序、嚴格查察違法現象、將引進與管理的仲介分流、推動仲介向雇主而非向移工收費的制度；勞團可以組織非營利仲介、不剝削移工的仲介公司、協助移工組織工會、善用企業社會責任或品牌監督改善移工工作環境；雇主則應該主動了解、資相關法令，如果非得透過仲介務必依法辦理。

陳炯志從仲介費價格的演變著眼，並且比較了台灣與韓國的經驗。他認為台灣的移工就業市場是透過仲介驅動，因利益競逐而四處開發市場，雖然多數仲介否認，但向移工收取的國外款項是利益的關鍵。而台灣的仲介制度會變成現在的模樣，是一個輸出國、輸入國長期互動與聚合的結果，不太可能一夕轉變。他也認為，應該把移工仲介看作像是房屋仲介、旅遊仲介一樣，可以透過移工的關係網絡，讓資訊更加透明，而雇主則是不能將雇主責任全盤丟給仲介。

吳靜如則認為，重點是「制度的改變」。他認為二十多年來，因為制度問題，移工僅能祈禱自己遇到「好仲介」、「好雇主」。當下應該推動讓制度改變，移工的基本權益保障不應倚賴雇主或仲介的「恩惠」。他也再次強調，台灣移工聯盟的立場自2003年至今，都是「廢除移工仲介制度，落實政府對政府直接聘僱」。「買工費」的問題，更呈現了仲介已壟斷工作權的事實及政府無能且不願處理。另一方面，輸出輸入國政府皆得利於移工財力與勞力的貢獻，更應擔起服務移工的責任，執行政府對政府直接聘僱，服務人民。

五位與談人各自發表完後，現場也開放聽眾提問，許多移工都踴躍舉手發言。現場有許多人針對「不廢除移工仲介制度」的主張提出質疑，他們認為移工親身經歷了這麼多問題，為什麼還有人認為仲介制度有存在的必要？經過幾輪對話，主持人和與談人也進一步澄清，現場並沒有人否認「現在的移工仲介制度有問題」，交鋒的雙方差別在於，我們要想辦法「改善」？還是「廢除」？而又「改善」會是一個終點？或只是邁向「廢除」的一個中間階段？
　
持續對話、理解差異、推動制度改變
　
本場討論會因場地時間限制，約於下午5時結束議程。我們非常感謝有仲介從業者願意參與這場討論會，並且願意直接與移工面對面，發展出很有意義的對話。我們相信，對話是互相理解的開始。本場討論會不只邀請印、非、越、泰四國移工分享經驗，也邀請了立場各異、不同視角的與談人發表看法，同時呈現在今天的會場上。

本場討論會絕非最後一場關於仲介制度的討論會。在今年年底的移工大遊行之前，我們將會持續努力創造各式各樣的對話場合，讓移工及所有關心移工政策的人們聚在一起，讓我們對移工政策的各種想像得以展開、得以碰撞。

事實上，台灣自1992年起正式引進東南亞移工，至今移工人數已經突破70萬人。然而27年來，台灣政府選擇以「私人仲介制度」作為引進移工的主要管道，將政府的角色畫地自限，從而迴避政府引進移工所應擔負起的責任。即便在2008年，台灣政府在移工運動的抗議下，終於設立「直接聯合聘僱中心」，打開了「直接聘僱」的一道窄門。但至今卻仍因為聘僱流程的繁複，以至於大多數雇主寧可將聘僱移工的相關事項交由仲介辦理，導致效能不彰。

台灣移工聯盟從2003年成立開始，就不斷提出「廢除移工仲介制度，強制政府對政府直接聘僱」。未來，我們亦會以不同的行動，呼籲移工和關心移工權益的朋友們，一同訴求「廢除移工仲介制度，強制政府對政府直接聘僱」，訴求台灣政府應從根源解決私人仲介制度衍生的種種問題，同時強化政府公共就業服務的量能，讓移工就業市場得以不受壟斷、在台移工得以不受仲介從中控制與剝削！

「禁止移工自由轉換雇主」，從來不是為了保障移工

B文中對於「開放移工自由轉換雇主」的立場為「階段性的反對」，亦即「現狀下不宜開放，但滿足某些條件後可以開放。」理由為何？B文中提出兩點，其一是「即便開放自由轉換，移工仍然難以找到新雇主。」

這點意見其實並沒有錯，但問題是：造成移工難以找到新雇主的根本原因，是B文中後段也提到的「就業資訊不透明、不友善」，以及「私人仲介壟斷就業市場」。這兩個問題我們後面再論。

而這第一點，並不足以構成「反對移工自由轉換雇主」的理由。因為在「禁止移工自由轉換雇主」的現狀之下，移工所面對的不只是「難找到新雇主」的問題，而是從法律上被剝奪了轉換的權利。即便一名移工找得到新雇主，新雇主也有意願承接，但只要原雇主不放人，他就像被套上緊箍圈一樣，離不開原雇主的手掌心。所以在現狀下，許多移工只能選擇「逃跑」。

另一方面，B文以「移工會難找到雇主」為由，來回應自己的提問：「『自由』看起來利大於弊，為什麼台灣政府不開放？」本文則有不同的看法。台灣自1992年引進移工，就是為了讓雇主能夠取得廉價好用的勞動力，而「禁止自由轉換雇主」則保證了這些勞動力的穩定與易於管理。

顯而易見的，「開放自由轉換雇主」將損及雇主聘僱移工的優勢，可能提高雇主聘僱移工的成本。換句話說，台灣政府之所以不開放，無非就是不敢踩到雇主的這條利潤紅線罷了。

「禁止移工自由轉換雇主」，本勞愈悲慘

B文所論述的第二點，是「若移工難以找到新雇主，一樣會成為逃跑移工，搶走底層台灣勞工的工作。」事實上，不論我們今天所說的是「合法移工」還是「逃跑移工」，這個「搶工作論述」，都是在談論移工政策時，最常被搬出來擠壓移工權利的工具。

但我們必須思考的是，為什麼移工會「被雇主選擇」？答案很簡單，因為政策對移工的保障少，所以雇主聘僱移工的成本低，而聘僱逃跑移工的成本可能更低。這裡所說的成本，並不只是薪資而已，還包含了福利、獎金、加班的配合度、穩定性、容易管理、發生勞資爭議時更容易處理……等等因素。而逃跑移工更因為「非法」的身分，而幾乎失去了所有保障；失去法律保障，往往也就失去了與雇主議價的能力。

「移工愈廉價，本勞愈悲慘」，而移工之所以廉價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被禁止自由轉換」。因為被禁止自由轉換而落入逃跑身分的移工，又變得更加廉價（再次強調，這裡的廉價並非只是薪資的差異），於是對雇主來說，他們可能是更划算的選擇。

此外，B文認為「若開放移工自由轉換雇主」將會「放任失聯移工人數恣意攀升，則意味著本國勞工將逐漸遭受衝擊」。但事實上，台灣政府未給予移工平等保障、禁止移工自由轉換雇主，同時又將移工的就業市場交由私人仲介把持，才是真正「放任」失聯移工人數的增長，把移工往更沒有保障的坑裡推。而這，也才是把底層台灣勞工的勞動條件拉下水的主因。

就業市場不透明、又有語言藩籬

本文並非全然反對B文所述。本文和B文一致認為，移工難以找到新雇主的原因有兩個：「就業資訊不夠透明」，以及「私人仲介壟斷就業市場」。

「就業市場不夠透明」，更具體來說，是政府所提供的就業服務不足。舉例而言，公立的就業服務站雖然每週四都有工作媒合會，但現場沒有配置雙語人員，移工跟雇主難以直接溝通和協商；另外，大部分移工都不知道勞動部行之有年的「外勞轉換雇主網站」[1]，即使知道了，也沒辦法使用，因為它至今沒有各語的頁面，滿滿的中文讓人看了就害怕。許多在轉換期間的移工，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有沒有被登記在這個網站上，遑論在這上面找工作。

假設有一個看得懂中文的移工，他會在這個網站上發現兩個大問題。第一，不論是移工的聯絡資訊還是雇主的聯絡資訊，有很多都是「不顯示」，那「不顯示」怎麼聯絡呢？那就只能看「仲介聯絡方式」了。

第二，登記在就業服務站的雇主，大部分是僅取得「求才證明」的雇主。這些雇主因為無法取得從海外引進移工的資格，所以只能「接續聘僱」國內正在等待轉換的移工。問題是，這些雇主只佔全台雇主非常小的一部分，而那些具備從海外引進移工資格的雇主因為委任了仲介，仲介又為了賺取國外的仲介費用而傾向從海外引進，不會考慮承接在台灣轉換的移工。

這裡，我們就回到「私人仲介壟斷就業市場」的問題。

「私人仲介」壟斷就業市場，利用資訊差賺取利益

台灣從1992年啟用私人仲介制度，26年來因為聘僱手續繁複、政府就業服務疲軟，讓私人仲介掌握了移工的就業市場。

所謂的私人仲介，是利用「資訊差」來賺取利益的一個行業。而仲介公司作為一個營利事業單位，自然是以利潤為導向。然而，現行的私人仲介制度，讓仲介往往與雇主站在同一邊。因為仲介必須先受到雇主委任，手上才有「聘僱名額」，才可以引進移工，收取海外仲介費、並每月向移工收取服務費。

在目前這樣的結構下，一旦勞雇之間產生問題、爭議，仲介往往不會費太多心力保護移工。因為找一個移工來接替，比另外找一個雇主來得更簡單。而且持有雇主的委任，是仲介業者賺取利潤的根本，自然不可能簡單放手。

而私人仲介握有雇主的委任，等於是掌握了移工的就業機會，仲介便有可能利用這樣的資訊落差，來向希望找到一份工作的移工收取鉅額費用。最具體的例子，就是在2016年「移工3年須出國1日」的規定廢除之後，因為國內仲介少了每3年從海外引進移工、賺一筆海外仲介費的機會，於是便開始向在國內要轉換雇主的移工違法收取「買工費」，每一筆從2萬到9萬都有。

很多人會說（包括我們的勞政官員）：「叫移工不要付錢，再去找下一個工作就好了啊。」但是當幾乎每一個雇主都委任給仲介、而幾乎每一個仲介都玩起這遊戲，移工必須面對的代價就是找不到工作，在轉換期限屆滿時被迫遣回國，或是選擇逃跑。

B文當中並未對上述的結構性問題深論，反而直接斷定「仲介在短時間內有存在的必要」，並且認為應該「藉由市場的良性競爭，淘汰不適任業者，並真正落實『加強查處』」，但本文對此並不樂觀。台灣並非這兩年才開始引進移工，這個制度已經26年了，至今仍然漏洞百出，甚至仲介業者也早已歷練出遊走在法律邊緣的手段。光拿「買工費」這個問題來說，上至勞動部官員，下至勞工局的第一線承辦都心知肚明，但沒有一個仲介會傻到讓移工掌握到證據，申訴到勞工局、勞動部，然後被裁處。這是什麼「良性競爭」？如何「加強查處」？談何「淘汰不適任業者」？

不分本外保障勞工，「開放自由轉換雇主」與「廢除私人仲介制度」缺一不可

B文的最後，提出了三點政策建議，亦即：

第一，既然仲介在短時間內有存在的必要，那應該讓仲介市場更透明，雇主與移工能在資訊更對等的市場中選擇符合自己需求的服務，藉由市場的良性競爭，淘汰不適任業者，並真正落實「加強查處」。

第二，優化轉換雇主專區或提高語言友善程度，讓已被釋出或希望轉換雇主的移工可以在專區內直接獲得有招募移工需求的雇主資訊。

第三，引導雇主擁有正確的意識，雇主應清楚了解聘僱移工的過程中，任何決策需要面對的風險與承擔的後果。

本文同意B文所提出的第二點及第三點。但是針對第一點，本文認為：台灣政府應盡速廢除私人仲介制度，配合其他幾點建議，強化政府在就業服務上的量能，取代私人仲介在移工勞動力市場中的角色，落實「政府對政府直接聘僱」[2]。

事實上，台灣政府從2008年開始，就設立了「直接聘僱聯合服務中心」，但是因為聘僱流程仍太過繁複，導致許多雇主即使有心為移工減輕負擔，最後仍選擇委任仲介，花錢了事。因此，政府也應立即檢討、簡化聘僱移工的流程，讓直聘中心發揮其應有的效能，為「政府對政府直接聘僱」奠定基礎。

此外，本文也要再追加提出3點政策建議：

第四，強化公立就業服務站的量能，配置各語通譯人員，協助勞雇雙方直接進行溝通與協商。

第五，強化政府的翻譯服務，讓雇主和移工在需要有人協助溝通、翻譯時，能夠取得免費、有品質的翻譯服務。

第六，開放移工自由轉換雇主。這不只是還給移工應有的最基本勞動權利，也同時提升移工在勞動力市場中的議價能力，改變「移工廉價、本勞悲慘」的現況。

本文認為，唯有「開放移工自由轉換雇主」並「廢除私人仲介制度，強制政府對政府直接聘僱」，同時強化公立就業服務、公共的翻譯服務，才能真正打造一個對移工友善的環境。而保障移工的權利，避免移工被剝削，也是保障本勞勞動條件的唯一道路。

「自由」有其社會條件，但不該因階級、國籍有所差異

最後，回到B文標題的提問：法規開放移工自由，他們就真正獲得「自由」了嗎？

本文認為答案是否定的。因為「自由」有其成立的社會條件（例如上述沒有仲介干預的就業市場、多語易得的就業資訊……等等）；但我們也必須堅持，「自由」不應該因為階級、國籍有所差異。

B文中有一段話十分發人深省：「台灣是一個與國際高度互動的地方，我們的目標應該是建立對各國人都友善的環境，在通往這個目標的路上，任何形式的偏見與歧視都應該避免。」

本文認為，台灣目前最顯而易見的制度性歧視，就是對藍領移工的政策。禁止自由轉換雇主、私人仲介制度、在台工作年限、不得申請永久居留或歸化……等等，都是為藍領移工量身打造的枷鎖。而去年通過《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之後，台灣政府開始核發「就業金卡」，把「工作許可」、「簽證」、「居留證」、「重入國許可」四合一，大大方方一次發給「高級外國人」。兩相對照之下，再回頭看看我們一邊為東南亞移工套上枷鎖，一邊大張旗鼓喊著新南向的畫面，就顯得更加諷刺了。

雖然本文與Mr. Broker所想像的理想社會有一些差異，但我們都希望台灣能是一個除去偏見、沒有歧視的社會。只不過，本文認為台灣社會離那個理想還太遙遠，我們需要的不能再只是緩步向前，出了人命、鬧出大新聞，才一滴一點地檢討。台灣引進移工已經26年了，我們現在需要的，是一個徹底地、根本性的改變。

（原文刊載於 獨立評論@天下：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52/article/7676）

[1] 「外勞轉換雇主資訊系統」現已併入「跨國勞動力權益維護資訊網站」。在現行的制度下，移工「不得自由轉換雇主」，但有兩種情況下可以轉換，一是聘僱期間發生特殊情形，包含關廠歇業、業務緊縮、被看護者死亡，或是雇主違反勞動法令……等等；二是聘僱期滿，在期滿前找到新雇主者，可以於聘僱期滿後轉換到新雇主。

[2] 2004年的韓國就已經開始實踐「政府對政府直接聘僱」，免除私人仲介從中的剝削。而且韓國面對的是16個移工來源國，而台灣只有4個移工來源國，完全沒有做不到的道理，只有政府願不願意做的問題。

■肯定各黨團無異議通過修法

一、對於立法院各黨團無異議支持就服法52條的修正，表達肯定與欣慰。立法院內黨派林立，各委員更代表不同的利益團體，然而此法案卻能在仲介強力施壓的情況下，獲得各黨團/委員的無異議支持，實屬不易。而由此可知，取消移工三年必須回國一日的規定，降低移工高額仲介費的負擔，是屬於人權的範疇，也是台灣在國際上必須致力挽回和提升的形象；這才是台灣社會整體的利益所在，也是各黨團無異議支持修法的必須選擇。

■台灣奴工制度仍需打破

二、取消三年出國一日是台灣移工政策中眾多需要改善的奴工制度裡的一小部分，改善移工人權處境之路，仍然十分漫長。台灣移工制度中的眾多奴工設計，包括不得自由轉換雇主、高額仲介費、家務勞工毫無法令保障/沒有休假權等等，仍是我們要致力打破和推翻的奴工制度；期望台灣社會及各黨派仍能與我們秉持捍衛勞動人權的價值，共同努力。

■譴責仲介業者以歧視性言論掩飾自身維護私利的真相

三、譴責仲介業者在就服法52條修法的過程中，為掩飾其反對取消三年出國一日係由於龐大的仲介利益將受影響的事實(無法每三年收取移工一次仲介費)，而以各種混淆視聽的方式鼓動雇主反對修法，更大量使用極端歧視性的言論，汙名化移工，挑動台灣社會排外的情緒。
我們認為仲介業者為了自身私利，卻以激化台灣社會潛藏的歧視心理，鼓動台灣人歧視移工、汙名化移工為手段，此種行徑應該被嚴厲譴責。

■感謝相挺移工的好朋友們

四、做為跨境而來勞動者，他/她們一樣生而為人，並不比任何人次等，所有與移工相關的制度的設計更不應犧牲她/他們的權益，遺憾的是過去二十幾年，台灣制度性的不友善移工、奴化移工已在國際上惡名昭彰，台灣社會也對奴化移工習以為常。
但是在這麼歧視的社會氛圍中，仍然有許多朋友堅定的支持移工爭取權益，在這次就服法52條修法過程中，以行動、言論支持著我們。謝謝這些為移工兩肋插刀的好朋友們。

人比利潤優先，這是我們堅持的價值。也希望這樣的價值能讓更多人理解和堅持。

新聞聯絡人：陳容柔 0982342825

就業服務法52條修法：取消三年出國一日

今年六月底，《就業服務法》第52條的修正案出了衛環委員會，今天將在院會進行二讀、三讀。原本的《就業服務法》第52條規定，在台灣工作的移工每三年就必須出國一日，才能再回到台灣繼續工作，一來一往之間，讓仲介又能再收取一次仲介費用（8~15萬元），而這次的修法將取消三年出國一日，減少仲介業者對移工的剝削。然而，此次修法卻引來了仲介團體大舉反彈，阻擋修法。這些反對修法的仲介團體，以桃園市、新北市和台北市的仲介公會為首，更是在今天發動了甲級動員，要求所有仲介公司今天上午休業，動員所有的員工到立法院前進行施壓！而就在昨天，民進黨中評委林寶興，也發出了一篇說明，開門見山就說一但取消三年出國一日，「無異是通過民進黨亡黨條例」。而這一位林寶興，正是鴻運人力仲介公司的董事長！

仲介利益？勞工權益？請立委堅守立場、信守承諾！

簡單的說，這次的52條修法，就是「仲介的仲介費利益」和「移工不被剝削的權利」之間的對立。而這一個不論是國民黨政府和民進黨政府，都曾經表態支持的修法，究竟能不能在今天完成，端看各黨立委的選擇！是選擇和不擇手段、混淆視聽的仲介沆瀣一氣？還是和為台灣付出勞動力、撐起台灣傳統產業、撐起台灣長照需求三成的60萬移工站在一起？今天能否完成二、三讀，就是各黨立委的回答！

在法案出了衛環委員會之後，台灣移工聯盟就分別拜會了四個立法院黨團，說明這次法案對於勞雇雙方的雙贏之處，以及六十萬移工對「取消三年出國一日」的關注與期盼。民進黨、國民黨、時代力量都表示支持本項法案，並會盡速通過修法；行政院長林全、勞動部政務次長郭國文，也在8月16日與社運團體對談中，提及第52條修法會在本會期通過；而在10月2日的反剝皮大遊行上，立委李彥秀、林昶佐，更是分別代表國民黨和時代力量黨團，當著三千名移工的面，支持「取消三年出國一日」，並且簽字同意「不以相關程序事項技術性阻擋修法，讓本法條在本會期內得以順利完成修訂」。

我們在此呼籲各黨的立委，應該要堅守立場、信守承諾，在今天的院會通過二、三讀，取消三年出國一日！

取消三年出國一日　勞雇雙贏

在過去，有許多的移工在三年契約期滿前選擇「逃跑」，原因就是一旦出國再回來，就必須再繳交一次高額的仲介費，等於是辛苦賺來的血汗錢，一大部分都流進了仲介的口袋！也有許多的雇主，因為52條的規定強迫移工回國，無法留下已經訓練好的移工。

所以，這次的修法對移工、對雇主來說是雙贏的局面：移工不用再支付一次仲介費用、雇主也能留住適合的移工，不必再重新磨合。然而「取消三年一日」的雙贏訴求，台灣移工聯盟（MENT）在2007年時就已經提出，在去年九月才終於有機會在立法院被討論，最後卻不了了之，直到今年才總算送出了衛環委員會，等待二、三讀。第52條的修法為何如此困難？原因就在於仲介團體的龐大勢力，不斷向立委進行施壓。

仲介團體阻擋修法　胡扯造謠全為私利

此次修法若是通過，移工可以不用再繳一次仲介費，代表著仲介的利益大受影響。於是在這幾個月來，仲介團體散播了許多似是而非的言論，製造跟這次修法毫無關聯的謠言，例如：「逃跑外勞會增加」、「外勞想換工作就換工作」、「政府保障外勞十二年工作權」、「外勞會變成台灣人」、「外勞跟台灣人搶工作」、「政府滯留恐怖份子」、「黑戶寶寶暴增」、「團體故意製造勞資爭議」……等等，其實都與本次修法沒有關係，完全是仲介團體在鼓動對東南亞移工的歧視、為了一己私利所編造出來的說詞！（相關澄清詳見附件）

有趣的是，仲介團體自知形象不佳，於是開始接觸聘請家務移工的「重症患者」，告訴他們不實的修法狀況、扭曲修法的意義，甚至動員這些重症病患出來召開記者會，藉以換取同情。但是這些和仲介一起出來召開記者會、反對修法的重症患者，在TIWA粉絲專頁上留言，居然表示根本不知道就服法第52條是什麼！事實上，這次的修法對於重症患者來說也是有利的，因為只要能找到合適的移工，就不必被迫每三年就得要重新訓練一次。

仲介團體向重症患者傳達不實消息，就是再次暴露了自己，居然為了仲介費利益，不惜使出各種拙劣的手段！

此外，仲介團體都對外聲稱：仲介費是被「國外仲介」收走的，跟「國內仲介」沒有關係！確實，照理說國內仲介收的是每個月一筆的「服務費」（第一年每月1800、第二年每月1700、第三年1500，三年總共60000元），不管仲介沒有沒有提供服務，每個月都可以向移工收取。但若真如仲介團體所說，這次的修法根本無關「國內仲介」的利益，那麼為什麼這些「國內仲介」要如此費盡洪荒之力，動員所有會員、動用政治勢力，就為了阻擾修法呢？讓人不禁懷疑，國內外仲介的利益根本是綁在一起、分食這塊從移工身上剝下的皮！

最後，我們再一次呼籲所有立委，請堅持捍衛勞工的權利，並且落實承諾，在今天的院會通過二、三讀，取消三年出國一日！

台灣移工聯盟成員：
天主教關懷移工小組( MWCD)、天主教新竹教區越南外勞配偶辦公室(VMWBO)、天主教會新竹教區移工及新移民服務中心 (HMISC)、天主教希望職工中心(HWC)、天主教嘉祿國際移民組織台灣分會(SIMN-Taiwan)、台灣國際勞工協會 (TIWA)、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勞工關懷中心(LCC)、台灣明愛會(CARITAS)、天主教海星國際服務中心(SMIS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