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部禁跨轉 違反公約 人權會護人權 即刻徹查
新聞聯絡人：天主教希望職工中心 許惟棟0911-089-400

勞動部在今年7月16日，突然預告修正《外國人受聘僱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一款規定工作之轉換雇主或工作程序準則》（以下稱《轉換準則》），企圖限縮移工「跨行業轉換」的權利。

勞動部此項政策，無疑是對移工勞權與人權的大倒退，而且還是在沒有充分討論、連一次實體會議都沒有的情況下，要既倉促又草率地闖關。（請參見附件之時程）因此，民間團體與移工舉辦了多次的記者會與公聽會，反對勞動部的修正草案，要求勞動部懸崖勒馬！在8月6日的公聽會上，立委邱顯智也請勞動部召集多方的實體會議，切莫如此急促地闖關！

我們在此呼籲國家人權委員會，即刻徹查勞動部「禁止跨業轉換」的作為，避免因為勞動部錯誤的政策，讓台灣的人權、勞權大開倒車，在原本已不完善地移工政策上，再次輾壓移工權益！

禁止跨業轉換　違反國際公約

        在多次的記者會與聲明當中，台灣人權促進會指出，勞動部禁止移工跨行業轉換違反2013年兩公約國際委員的審查意見。

台權會秘書長施逸翔表示，2013年兩公約初次國家報告審查的結論性意見，國際審查委員就已經指出，台灣外籍移工的權利被濫用與欠缺，尤其是「轉換雇主的限制」，因此審查委員建議台灣政府應「移工轉換雇主的權利必須被擴大」。

然而，我們現在看到勞動部的一意孤行，反而是要再次限縮移工的轉換雇主權利，無視國際審查委員的意見，違背已經內國法化的兩公約！

婦女新知基金會也多次從《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的角度，批評勞動部忽視國際審查委員的意見。

婦女新知倡議部主任表示，2018年台灣進行《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第3次國家報告審查，「審查委員會關切外籍家事勞工處境未受保障，特別是他們在臺灣沒有為其他雇主工作的權利，也不適用國內最低工資……審查委員會要求政府儘速通過家事勞工保障法，確保外籍家事勞工於臺灣承接新工作及更換雇主之權利，並提供最低工資保障。」

可是勞動部反其道而行，不處理家務移工長期以來勞動條件的惡劣，不盡速推動《家事服務法》的立法，卻在疫情期間，趁「疫」打劫移工的權益。

對於台灣政府簽下的國際公約，勞動部竟然視若無睹！我們在此呼籲國家人權委員會，盡速調查勞動部推行此項政策的依據、程序、實質內容等等，是否真的符合「人權標準」。我們認為，勞動部必須即刻懸崖勒馬，否則將是在台灣的移工政策上，大開人權的倒車！

勞權倒退十三年！

從1992年《就業服務法》通過開始，「禁止自由轉換雇主」一直都是束縛在「藍領移工」身上的緊箍咒。（對「白領移工」無此規範）

「換工作」對一般勞工來說是稀鬆平常的事情，也是最基本的權利，然而勞動部「禁止自由轉換」的政策卻使得移工在台形同「奴工」，只能隸屬於一個雇主，失去其自由之身。即便在工作場域中遭受不合理對待，也無法如本地勞工一樣，以「離職」作為抵抗的最後手段，因為他們的離職等同於被遣返回國，以及面對尚未繳清的龐大仲介費貸款。

經過十年，從2002年開始，「禁止自由轉換雇主」的政策才有了一點鬆動，採取「原則禁止、例外准許」的方式。

2003年，勞動部制定〈外國人受聘僱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一款規定工作之轉換雇主或工作程序準則〉（以下簡稱「轉換準則」），規定了在「例外」的狀況下的轉換程序，同時仍規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應依外國人原從事行業之同一工作類別，辦理外國人轉換作業。」亦即「禁止跨行業轉換」。

2008年，勞動部修訂「轉換準則」，加入「跨行業轉換」的但書[1]，並且新增可以在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外「雙方合意」或「三方合意」的條款。
雖然條件仍然十分嚴格，僅有持有「招募函」或「遞補函」的雇主願意於國內跨行業承接移工時，移工才有可能「跨行業轉換」。然而，這對沒有勞動法令保障的家庭看護工，以及長期無法落實勞基法的漁工來說，是僅有的一點轉換至工廠、獲得較好勞動環境的可能。

如今，勞動部罔顧政策自始的錯誤；無視民間長期要求「開放移工自由轉換」的訴求；逆反這些年來逐步朝向開放的政策方向，竟然在2021年7月16日公布修改「轉換準則」的草案，企圖取消移工「跨行業轉換」的空間，一舉將對移工勞權的保障，倒退回2008年以前——整整倒退十三年！

「洗工」是假議題　沒有保障才是關鍵

勞動部此次「禁止跨行業轉換」的政策，始於疫情期間引進移工不易，導致各產業都發生「缺工」現象。在工廠也「缺工」的情況下，有家庭看護工藉此機會「跨行業轉換」到廠工，而立委蘇巧慧、雇主團體以及媒體報導都將此現象稱為「洗工」。

然而我們必須指出，之所以有家庭看護工希望能「跨行業轉換」到廠工，根本原因在於家庭看護工至今沒有任何勞動法令保障，民間倡議的《家事服務法》也被冰凍多年，導致家庭看護工處於高工時（可能24小時待命）、低工資（月薪僅有17000元）、沒有固定休假（據勞動部統計，只有一成勞工可以每周休假，更有人三年合約都沒有休假）、沒有勞保……等等的惡劣勞動處境中。因此，如果有機會，他們自然會想要轉換到有勞基法保障的工廠工作。

印尼勞工團結組織的代表Fajar也表示，家務移工轉換到工廠會被收一筆龐大的「買工費」，可是為什麼有人願意支付「買工費」？正是因為想要逃離惡劣的勞動條件！
試問理應保障勞工的勞動部，勞動者追求一個更好的勞動條件，難道不是一件值得鼓勵的事情嗎？勞動部口口聲聲說「移工享有國民待遇」，那麼勞動部何時禁止「國民」換工作？何時禁止「國民」追求更好的生活了呢？

為難移工　拖磨長照

台灣自1993年便邁入高齡化社會，然而當時沒有所謂的「長照政策」。台灣政府為了緩解整體社會對長照的需求，在1992年開始引進「廉價、好用」的家庭看護工，至今，外籍家庭看護工承擔起了台灣三成的長照需求。

勞動部在「轉換準則」中加入「跨行業轉換」但書的2008年，也剛好是「長照十年計劃」實施的那年。政府宣示要用十年的時間，整建台灣的長照制度與基礎設施，而蔡英文總統在2016年上台後，也搬出了「長照2.0」計畫，聲稱要建立「優質、平價、普及」的長照體系。

諷刺的是，十三年過去了，面對移工因為新冠疫情「進不來」的狀況，我們的長照體系居然只能袖手旁觀。我們的長照體系，至今對於有高度照顧需求的長照家庭，無能為力，以至於急切需要長照人力、長照服務的雇主，只能要求勞動部「禁止跨行業轉換」。

而勞動部居然無視「家庭看護工缺乏勞動法令保障」的根本問題，在此時要用「圍堵」的方式，強迫家庭看護工留在沒有勞動法令保障的勞動環境中。同時，以此掩蓋政府至今仍無法提供「優質、平價、普及」長照服務的事實。

因此，在此時「禁止跨行業轉換」不只侵害移工權利，也將導致政府無法真正面對長照服務不足、政府沒有扛起照顧責任的事實。為難移工，就是在拖磨長照的建立。

我們認為，要解決長照人力流失的問題，首先必須盡速通過《家事服務法》，給予家庭看護工勞動法令保障；在保障勞工勞動條件的同時，勞動部與衛福部應跨部會研議，如何提供適當的補貼，以承接經濟困難的長照家庭。唯有如此，才是真正的面對問題、真正地扛起政府的照顧責任。

主辦單位：台灣移工聯盟（MENT）
聯盟成員：
海星國際移工服務中心（Stella Maris）、平安基金會所屬勞工關懷中心（PCT. Peace Foundation Labor and Migrant Workers Concern Centre, LCC）、天主教會新竹教區移民移工服務中心（Hsinchu Migrants and Immigrants Service Center, HMISC）、天主教希望職工中心 （Hope Workers Center, HWC）、天主教台灣明愛會（Caritas Taiwan）、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aiwan International Workers Association, TIWA）
聲援團體：
桃園市家庭看護工職業工會 （Domestic Caretaker Union, DCU）、婦女新知基金會（Awakening Foundation）、台灣人權促進會（Taiwan Association for Human Rights）、桃園市群眾服務協會（Serve the People Association, SPA）、全國家戶勞動產業工會（National Domestic Workers’ Union）

附件：勞動部「禁止跨業轉換」及民間團體表達反對之時程

註釋:
[1] 第7條 外國人辦理轉換登記，以原從事行業之同一工作類別為限。但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在此限：一、由具有前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資格之雇主申請接續聘僱。二、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
[2] https://udn.com/news/story/7266/5434832
[3] https://reurl.cc/og6byv
[4] https://reurl.cc/9rqA3j
[5] https://reurl.cc/1YELXX|
[6] https://reurl.cc/5rx3Dv
[7] https://www.facebook.com/LawyerHandyChiu/posts/2991293994444306

【台灣社會多次討論如何讓無證移工願意出面配合篩檢，在疫苗陸續到位的情況下，應參考歐洲國家保障無證移工施打疫苗的相關政策。#在法國，無證移工本來即可申請健保特殊身份(AME)享有就醫權利。法國政府更進一步於2021.1.1發布政令，宣布所有人民，無論是否具備健保身份，皆能接受防疫措施的照護，此舉讓所有處於非正規處境的移民都有免費接種疫苗的權利。#在英國，據估計有130萬左右的無證者。英國政府於今年二月告知國民保健署(NHS)，申請施打疫苗不會受到確認移民身份的檢視，且所有人接種疫苗都是免費的，無論移民身份。】

歐洲各國自疫情爆發以來，由政府與NGO團體，譬如：紅十字會、無疆界醫師、世界醫生等重要國際組織，或各移民社群團體合作，提供無證移工免費施打疫苗的服務，並同時確保他們不會因此而被舉發。事實上，自今年四月起，153個國家已將提供難民施打疫苗列為策略方針。儘管施行上並不容易，難民對官方仍有很大的恐懼與不信任，過去被社會排除的陰影，擔憂身份萬一被揭露的後果。此外，語言障礙、上網困難、疫苗接種等等皆構成重要成本。儘管這些困難存在，讓所有人都擁有施打疫苗的權利，不受身份區隔的阻撓，獲得所需照護，仍是各國的共識與努力方向。

相關報導如下：

【法國】

法國團結與健康部於2021.1.1發布政令(Décret n° 2020-1833 du 31 décembre 2020)，令所有人，不管有無加入健保，皆能獲得防疫照護和施打疫苗，防疫與接種疫苗相關費用由政府全部支付。

因此，所有處於非正規處境的人都能接種疫苗，無論是否有健保字號。在法國，無證移工本來即可申請健保特殊身份(AME)享有就醫權利。而沒有AME健保身份的無證者如果希望接種疫苗，亦不會要求他們出示任何身份證明文件。針對無家者或受庇護中心庇護的人，也取消了年齡限制規定。團結與衛生部與一些NGO團體合作，在定點（譬如緊急庇護中心、移工之家）或以行動方式提供外展團隊的疫苗接種服務。

在法國的無國界醫師(MSF)組織推出外展醫療團隊服務(la clinique mobile de 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協助脆弱族群，包含: 無家者、因疫情陷入不穩定處境(precarity)的人們、無住所的移民能獲得充分的防疫資訊與免費接種疫苗。無國界醫師（MSF）會到發放糧食救濟之處提供行動施打疫苗服務，希望得以接觸到同一個人，為其施打第二劑的疫苗。

• https://www.legifrance.gouv.fr/jorf/id/JORFTEXT000042845695
• https://www.msf.fr/actualites/covid-19-une-clinique-mobile-pour-prendre-soin-des-inconfinables-a-paris

【比利時】

自今年四月開始，比利時政府透過與街頭護士(infirmiers de rue)、世界醫師(Médecins du monde)、紅十字會等NGO組織的外展服務團隊合作，協同醫療或疫苗中心，共同爲無家者、無證者等脆弱族群提供施打疫苗的服務。他們甚至考慮為這些族群施打僅需一劑的疫苗，譬如Johnson & Johnson`s疫苗。布魯賽爾地區的健康與社會救助局長表示：「他們並沒有被遺忘，只是操作上的困難仍待釐清」。紅十字會疾呼政府必須加倍努力消除抗疫與接種疫苗的不平等！

• https://www.vedia.be/www/article/info/coronavirus/vaccination-des-personnes-sans-abri-et-sans-papiers-a-la-croix-rouge-de-verviers_105507_89.html
• https://www.rtbf.be/info/regions/bruxelles/detail_coronavirus-les-personnes-sans-abri-ou-sans-papiers-seront-elles-vaccinees-comment-proceder?id=10713694

【英國】

據估計，英國約有130萬左右的無證者。英國政府於二月已告知NHS，施打疫苗不會受到確認移民身份的檢視，所有人接種疫苗都是免費的，無論移民的身份。

「在英格蘭地區的外國遊客，其中也包括任何未經允許居住在英國的人士，都無需為以下服務支付費用：(1)冠狀病毒檢測（即使檢測結果顯示您並沒有攜帶冠狀病毒）; (2)冠狀病毒治療-但是如果您開始治療，後來檢測結果表明您沒有冠狀病毒，在得到該檢測結果之後，您可能需要為您已經接受的治療付費; (3)對出現多系統炎症綜合症的兒童的治療。如果您只是接受冠狀病毒檢測或者治療，則無需進行移民身份檢查。」

• https://www.doctorsoftheworld.org.uk/coronavirus-information/

【德國】

為了克服讓無證者、申請庇護的難民施打疫苗的障礙，官方甚至直接在難民申請處直接提供疫苗的施打服務。

【斯洛伐克】

在斯洛伐克，在上百移民由於沒有健保無法接種疫苗之後，政府推出新的法案，授權所有人都可以接種疫苗，毋需提供健保號碼，這項法案近期內將由國會通過。

• 參考報導Infomigrants 2021/5/28 「Covid-19: 對無證者來說，漫長的疫苗之路」(Covid-19 : pour les sans-papiers, le long chemin de la vaccination)

https://www.infomigrants.net/fr/post/32502/covid-19-pour-les-sans-papiers-le-long-chemin-de-la-vaccination

紅十字國際委員會

• https://www.icrc.org/zh/what-we-do/covid-19-pandemic

無國界醫師

• https://www.msf.fr/

就指揮中心的「全台移工大檢討」及「暫停轉換雇主」等作為上，我們在6月6日的新聞稿[4]裡，已提出我們的意見和建議。今天，我們要對苗栗縣政府近期對該縣移工進行「限制人身自由」的政策和作法提出質疑。

「禁止移工外出」有助防疫嗎？

苗栗縣政府的政策存在嚴重的「法源問題」與「必要性問題」，但這兩點我們下面再論。我們認為，用「禁止移工外出，上下班除外」的政策來防疫，也是緣木求魚的。

這次的移工群聚感染事件，問題根源在於移工宿舍的環境惡劣，就算符合勞動部「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的居住空間標準，每人也僅有3.6平方公尺（1.1坪）的空間，而且衛浴設備可能由十幾人、二十幾人共用。一個房間少則4至8人，多則10多人的情況下，移工在如此擁擠、侷促的空間中，根本沒有維持「社交距離」的條件，才使得大規模的感染發生。

我們認為，防疫措施首先應該從移工宿舍「降載」著手，讓移工能夠擁有真正適於防疫的空間，才能夠阻斷大規模群聚感染的可能。

其次，苗栗縣政府禁止移工從宿舍外出，但他們仍然每天要上班，亦即有可能會接觸到其他「未被禁止外出的本地員工」，如果當中有人因此感染，移工再回到擁擠的宿舍，也許又是另一波疫情發生。因此，苗栗縣政府應該做的是，督促、導引工廠採取減班、分流等措施，讓廠內人員的密度下降，才能有效降低傳染風險。

第三，上下班途中改為雇主或仲介接送，也未必能避免感染，反而提高風險。很多製造業移工都是自己騎腳踏車或是電動車上工，並沒有群聚風險，但統一接送可能是好幾人擠在車內，使得感染風險大增。

從以上各點看來，苗栗縣政府單單採取限制移工的舉措，對防疫的作用可能相當有限，但是卻因此付出了極大的代價——政府帶頭侵害人身自由。

「限制移工人身自由」的法源為何？

政府限制人民權利，必須要有明確的法源依據。試問苗栗縣政府，法源依據呢？

6月7日苗栗縣政府「限制移工人身自由」的政策，是對全縣所有移工，不分行業別、不分染疫與否，無差別地對其人身自由進行限制。移工不是被關在宿舍裡、不是在工廠工作，就是被押在上下班的交通車上。也就是說，三級警戒期間，移工無法跟我們一樣，「減少移動、降低接觸」地在家工作，而是被迫天天出門工作，且被以「載豬仔」的方式，讓他們完全被監控，限制在宿舍和工廠間來回，繼續為沒被限制人身自由而反倒可能帶原的資方生產。

此類人身自由的限制，今年初也曾發生在汐止的美堤工廠，雇主同樣是限制廠內的越南移工離開宿舍[5]。此事因為媒體報導而受到移民署的關注，甚至到了宿舍現場，對每一位移工進行詢問，因為他們認為雇主這樣「限制人身自由」的舉措，有涉嫌違反《人口販運防制法》之虞。

如今，這種「涉嫌違反《人口販運防制法》」的限制人身自由舉措，不僅是資方所為，更是地方政府所作。我們要問，在指揮中心仍然維持全台疫情三級警戒的當下（無全面限制外出，而是「停止室內5人以上、室外10人以上之聚會；外出全程配戴口罩」等規定），苗栗縣政府針對移工，進行無差別的人身自由限制——實施這種對待奴隸般的人身管束政策，作為公權力的苗栗縣政府是根據什麼樣的法源？如果沒有，是否有濫用公權力之虞？

此外，假若苗栗縣政府判斷疫情嚴峻，全縣有需要緊急進入更高的警戒狀態，那為何沒有限制所有縣內居民、一視同仁——病毒也從來不分本外——而單單挑了移工來規範呢？

以《就業服務法》第57條第9款處分，合法嗎？

根據苗栗縣政府的新聞稿所示，6月7日晚間被抓的21位移工本身並不會受罰，而是其雇主將被以違反《就業服務法》第57條第9款，「其他違反本法或依本法所發布之命令」而處分。

首先我們想問，雇主在這個脈落下，違反了《就業服務法》的哪一條？或是違反了《就業服務法》所頒佈之命令的哪一個規定？這樣的處分，真的合法嗎？

此外，苗栗縣政府透過對雇主、仲介進行處分，迴避了處罰移工的議論，但卻間接地讓雇主、仲介以更高壓的手段，緊縮他們對於移工的控制。換句話說，即便目前看起來移工未直接受罰，但這卻讓移工在種種的結構性問題之下，再度受到不合理的壓迫。再者，這些看似處罰雇主和仲介的款項，會不會最終仍轉嫁給移工？

為什麼指揮中心不要求苗栗縣政府遵從指揮中心的規定？

從指揮中心成立開始，各部會防疫整體上所有的措施，都會依照指揮中心的指示辦理，尤其是關於人民上班、上課、活動的相關規定。大部分民眾也以指揮中心馬首是瞻，期望由中央針對整體局勢做出重要決斷，在防疫與維持日常工作與生活間取得平衡。

然而，在6月8日記者會上，有記者追問了兩次關於苗栗縣政府「這個管制措施，並非『非必要』不外出，而是除『上下班』外，皆不得外出，與指揮中心的規定不同。」[6]時，副指揮官陳宗彥卻沒有正面回答。指揮中心對此曖昧的態度，不禁令人想問，難道指揮中心也認同苗栗縣政府如此超越指揮中心規定的作為嗎？如果指揮中心判斷，苗栗縣應繼續維持三級警戒，為何不對苗栗縣政府限制移工外出的「必要性問題」採取立場、提出質疑呢？

勞動部清查宿舍，卻沒有公佈內容

6月7日，勞動部宣布將針對50人以上的宿舍進行清查。而透過媒體（如附圖[7]）的報導，我們可以知道，苗栗縣政府已經完成38家工廠的宿舍訪視。然而，我們無法知道，這樣的「訪視」，有多少宿舍進行了什麼樣的改善？有多少雇主在工作流程上進行了減班、分流？

苗栗縣議員在媒體上表示，就算目前已知有人染疫的相關工廠，有做到一人一室做隔離的，也僅有京元電子[8]。這使我們不禁懷疑，如果連染疫的公司，都無法做到防疫的要求、擔心生產減量的超豐公司，更是已經讓移工回到生產線（本勞則可以請假）[9]……那麼，這一千多家勞動部預計和已完成訪視的宿舍和企業，是否真的能對其宿舍「降載」、對其生產「減班」、「分流」？或其實這樣的訪視，只是勞動部逢場作戲，僅僅確認宿舍是否符合「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的超低標準？確認雇主對移工的管束和監視是否夠嚴格？若這些清查的動作，沒有針對宿舍環境的根本的問題進行改善，那麼絕非能有效防疫的長遠之計。

移工是人，不僅是（廉價）勞動力！

30幾年來，移工在台灣一直被主管機關當成「勞動力」而不是「人」，勞動部為了讓資方有廉價的勞動力可以使用，用諸多的法令箝制移工的權益，並以極低的標準在看待移工的需求。而移工住宿條件的惡劣，包括宿舍在工廠倉庫裡、廁所衛浴不足、空間不夠擺放工作幾年的物品、沒有隱私的床舖……等，其實是移工的日常，在這次的疫情當中才被逐漸被社會看見。

我們認為，從中央到地方都應該痛定思痛，趁這個機會徹底檢討、改革移工的住宿環境，而不是指揮中心一邊維持三級警戒，卻放任地方政府恣意地、粗暴地、便宜行事地限制移工的人身自由，而長期擺爛的勞動部則是火燒到門前，才匆匆舉起清查宿舍的旗號，卻也未見實質的成果。

真正的防疫政策，應該要一視同仁，讓所有人民能團結抗疫，才是真正的同島同命，而不是透過分化、欺壓底層族群，來回應民眾對於疫情的慌張與焦慮。疫情來襲，都會有慌亂的時候，但我們仍要問，中央與地方是否都已經要求雇主採取「減班、分流、降載」等措施，讓生產與生活可以漸漸再重新找到平衡？防疫視同作戰，而過度直覺、簡化的戰略，不單單會折損我們的戰友，也無助於我們打贏這一場仗。

[1] https://www.facebook.com/happiness.miaoli/posts/4056088761152913

[2] https://www.cna.com.tw/news/aloc/202106080327.aspx

[3] https://www.miaoli.gov.tw/News_Content2.aspx?n=285&sms=9462&s=418201

[4] 〈疫情突顯同島同命 大檢討不應僅應當下之急〉https://reurl.cc/DgZ4DR

[5] 〈遭禁離開廠區、欠加班費…美堤食品再爆移工抗爭〉https://www.coolloud.org.tw/node/95225

[6]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infocus/posts/1862166667293617

[7] https://www.youtube.com/watch?app=desktop&v=_yvFsMwA6VE&feature=youtu.be

[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P71PzCGYC8

[9] 「中央社引述超豐指出, 快篩陰性的外籍移工已回到產線工作，持續全天工作配戴醫療用口罩…」https://www.taiwannews.com.tw/ch/news/4217701

Vào ngày 4 tháng 6, trong một cuộc họp báo của Trung tâm chỉ huy, Bộ trưởng Trần Thời Trung cho biết sẽ “đánh giá” tất cả các di công ở toàn Đài Loan càng sớm càng tốt. Chúng tôi cũng đưa ra một số đề xuất ở đây:

1. Tổ chức lại năng lực phòng chống dịch để đối phó với các tình huống trong tương lai

      Sau sự cố lây nhiễm đám đông, chúng ta nên kiểm tra lại số lượng khách sạn phòng dịch, trạm kiểm dịch tập trung đã đủ chưa? Di công đến Đài Loan đều là người lạ. 700, 000 người này không thể có điều kiện cách ly mỗi người một phòng và chủ của họ chưa thể tự chuẩn bị đầy đủ không gian cách ly cho họ. Nếu một vụ lây nhiễm quy mô lớn xảy ra với nhóm di công, các nguồn lực công lập của chúng ta (các trạm kiểm dịch tập trung và các khách sạn phòng chống dịch) có đủ để xử lý không? Những vấn đề này đòi hỏi những tính toán hợp nhất cụ thể để đối phó với những trường hợp khắc nghiệt hơn trong tương lai.

2. Cấm đổi chủ bị ảnh hưởng rất lớn, cần có sự hỗ trợ đặc biệt trong những giai đoạn đột xuất

        Vào ngày 5 tháng 6, Bộ Lao động cấm hoàn toàn di công chuyển đổi chủ. Chính sách này ảnh hưởng đáng kể đến quyền lợi của di công.

Đặc biệt là “tranh chấp lao động” sẽ không giảm vì dịch bệnh, “thời hạn làm việc” không vì dịch bệnh mà hoãn lại được. Đối với di công mà nói, việc đổi chủ thường là sự lựa chọn bắt buộc. Nếu họ làm việc suôn sẻ ở một nơi, họ có thể sẽ không muốn đổi chủ. Vào thời điểm này, trước tình hình dịch bệnh nghiêm trọng, Bộ Lao động đã đưa ra các biện pháp hạn chế di công, chúng tôi cho rằng ít nhất phải có các phương pháp hỗ trợ tương ứng:

1.1. Tại những công xưởng không có dịch bệnh, nếu di công khiếu nại chủ vi phạm pháp luật hoặc di công hết thời hạn làm việc, nên đồng ý cho họ chuyển chủ, hỗ trợ bố trí nơi ở hợp lý, trong điều kiện phòng chống dịch bệnh ổn định, sắp xếp việc chuyển đến chủ mới.

1.2. Do những hạn chế của chính sách ban đầu, di công đổi chủ trong trường hợp không bình thường chỉ chiếm một tỷ lệ rất nhỏ. Do đó, chúng tôi cho rằng, trong điều kiện phòng chống dịch bệnh ổn định, di công nếu đã có giấy phép chuyển chủ vẫn được chủ mới nhận.

1.3. Di công ở Đài Loan không có Bảo hiểm việc làm và không được hưởng trợ cấp thất nghiệp trong thời gian thất nghiệp. Chúng tôi cho rằng nếu Bộ Lao động cấm di công không được chuyển sang chủ mới trong khi họ đã có giấy phép chuyển chủ, họ cũng sẽ được nhận trợ cấp cứu trợ có liên quan.

3. Bảo vệ quyền lợi cho di công và đảm bảo quyền làm việc không bị ảnh hưởng nếu bị nhiễm bệnh hoặc bị cách ly

       Các công xưởng bị ảnh hưởng bởi dịch bệnh có thể khiến di công buộc phải chấm dứt hợp đồng. Ngay cả khi việc chuyển chủ hiện đang bị cấm, di công có thể bị buộc về nước hoặc buộc phải nghỉ không lương, không được nhận lương cơ bản. Bộ Lao động cần có những chính sách cụ thể để đảm bảo rằng quyền lợi của di công trong thời kỳ dịch bệnh không bị ảnh hưởng. 

       Trước đây, đã từng có trường hợp di công cách ly đã bị môi giới yêu cầu thu phí và họ không nhận được tiền trợ cấp phòng dịch mỗi ngày 1,000 Đài tệ. Bộ Lao động cần đảm bảo rằng di công không bị thu thêm phí trong thời gian trị bệnh vì nhiễm bệnh hoặc bị cách ly và hỗ trợ họ nhận các khoản trợ cấp liên quan đến phòng chống dịch. Điều quan trọng nhất là, Bộ Lao động phải đảm bảo rằng di công bị nhiễm bệnh hoặc bị cách ly sẽ không bị chủ sa thải hoặc cho về nước.

4. Người chăm sóc gia đình và khán hộ công gia đình người nước ngoài được đưa vào danh sách dùng công quỹ tiêm chủng phòng dịch 

       Hiện tại danh sách những người được dùng công quỹ để tiêm chủng phòng dịch có 11 hạng mục. Hạng mục thứ 5 là: “Người được chăm sóc, người chăm sóc, nhân viên, người đến nhà phục vụ, nhân viên xã hội của các cơ sở chăm sóc dài hạn như viện điều dưỡng, viện dưỡng lão, trung tâm chăm sóc ban ngày, cơ sở phúc lợi xã hội.v.v…”.

Lý do ưu tiên dùng công quỹ để tiêm chủng phòng dịch là “để duy trì hoạt động của tổ chức và hệ thống chăm sóc phúc lợi xã hội”.

       Đối với dịch vụ chăm sóc dài hạn ở Đài Loan hiện nay, ngoài các cơ sở chăm sóc dài hạn như phía trên đề cập đến: “ viện điều dưỡng, viện dưỡng lão, trung tâm chăm sóc ban ngày, cơ sở phúc lợi xã hội.v.v…”, chúng ta có khoảng 60% nhu cầu chăm sóc dài hạn rất tin tưởng vào “người chăm sóc gia đình” và “khán hộ công nước ngoài”. Công việc hàng ngày của họ thực sự cũng như công việc của những nhân viên chăm sóc của “ viện điều dưỡng, viện dưỡng lão, trung tâm chăm sóc ban ngày, cơ sở phúc lợi xã hội.v.v…”. Điểm khác biệt chỉ là nơi mà họ chăm sóc phần lớn đều ở trong nhà, nhưng họ vẫn phải thường xuyên ra ngoài mua đồ, lấy thuốc và đưa người được chăm sóc đi tái khám,v.v…Những người khuyết tật mà họ chăm sóc thường là người “sau khi bị nhiễm trùng dễ bị biến chứng nghiêm trọng hoặc tử vong”.  

       Điều chúng tôi lo lắng là một khi mà “người chăm sóc gia đình” hoặc “khán hộ công nước ngoài” bị nhiễm bệnh thì nguồn lực chăm sóc lâu nay vốn đã khan hiếm trong điều kiện bình thường rồi, giờ trong điều kiện cấp thiết có đáp ứng được nhu cầu chăm sóc của những người này không? 

       Do đó, chúng tôi khuyến nghị Trung tâm chỉ huy, với mục tiêu quan trọng là “để duy trì hoạt động của tổ chức và hệ thống chăm sóc phúc lợi xã hội”, nên xem xét đưa “người chăm sóc gia đình” và “khán hộ công nước ngoài” vào nhóm người được dùng công quỹ để tiêm chủng phòng dịch, để tránh bị nhiễm dịch, tránh xảy ra tình trạng “không có người chăm sóc”.

5. Quy hoạch thay thế ký túc xá mà môi giới không quản lý được bằng ký túc xá công lập

       Sự bùng phát lây nhiễm hàng loạt tại nhà máy điện tử ở Miêu Lật lần này là hậu quả của việc không quan tâm đến vấn đề chỗ ở của di công từ suốt bấy lâu nay. Tiền lương hàng tháng của di công đều bị trừ chi phí ăn ở, nhưng họ không được cung cấp môi trường ký túc thích đáng. Trước khi xảy ra dịch bệnh, đã có rất nhiều di công tử vong do công xưởng và nơi ở không được tách biệt. Sau khi dịch bùng phát, di công tiếp tục sống trong không gian ngột ngạt và chật hẹp vì điều nay không ảnh hưởng trực tiếp đến sức khỏe của xã hội Đài Loan và đến nay vẫn chưa được coi trọng.

       Bộ Lao động cho biết, kể từ ngày 4 tháng 6 sẽ bắt đầu cùng với chính quyền địa phương kiểm tra các ký túc xá có hơn 100 di công. Chúng tôi muốn hỏi, sau khi kiểm tra, cho rằng các tiêu chuẩn cần được nâng cao, đó có còn là “Kế hoạch chăm sóc cuộc sống” không? Không quy định bao nhiêu người 1 phòng? Không gian cho mỗi người, bao gồm cả tủ quần áo là 3,6 m²? Nhà vệ sinh và nhà tắm chỉ là “nguyên tắc” trong “Kế hoạch chăm sóc cuộc sống”. Trong thời gian dịch bệnh, nguyên tắc này sẽ được yêu cầu như thế nào? Ngoài ra, đã có di công cho rằng họ lo lắng ký túc xá của họ 10 người 1 phòng, hàng trăm người 1 phòng, vẫn tiếp tục chưa phân luồng, đi làm mà không giảm ca. Khiếu nại của những di công này có thể không được giải quyết ngay tức thì vì lý do trong xưởng “chưa bị nhiễm bệnh”, “chưa đến 100 người” không? Trước tình hình dịch bệnh cấp độ 3 như hiện nay, chính quyền địa phương có nên thống nhất yêu cầu điều chỉnh ký túc xá?

       Trước đây, khi Bộ Lao động đối mặt với vấn đề nhà ở của di công đều dùng lý do sẽ làm tăng gánh nặng cho chủ để trì hoãn xử lý. Tuy nhiên, sự bùng phát dịch tập thể lần này đã làm nổi bật những vấn đề tồn tại. 

       Vào ngày 20/7/2020, tại cuộc họp về việc Bộ Lao động trả lời vấn đề “Công xưởng và nơi ở phải được tách rời” thì ngay cả môi giới cũng đồng ý rằng “Các cơ quan chính phủ nên lập các ký túc xá công lập”. Về lâu dài, các ký túc xá công lập không vì mục đích lợi nhuận, bên cạnh việc khẩn cấp “kiểm tra toàn diện môi trường ký túc xá di công” thì càng cần phải đối mặt và lên kế hoạch, đây mới là trách nhiệm của chính phủ.

       Nguy cơ có thể là một bước ngoặt. Tiền đề là Bộ Lao động và các cơ quan quản lý lao động địa phương không còn tiếp tục đối mặt với các vấn đề như: chỗ ở tạm thời tồi tệ khi vừa đến Đài Loan (bao gồm cả việc đơn giản hóa kiểm tra sức khỏe, thủ tục tại Sở di dân), không gian ký túc xá của các di công ngành công nghiệp kém, điều kiện làm việc của di công giúp việc nhà kém, thậm chí điều cơ bản nhất là số lượng nhân viên song ngữ cũng không đủ.

        Nếu như thông qua dịch bệnh nghiêm trọng để “Đánh giá chung di công toàn Đài Loan” thì ngoài việc thực hiện các biện pháp khẩn cấp ra, Bộ Lao động đã không nhân cơ hội này để đánh giá và lập kế hoạch một cách toàn diện, thậm chí còn thực hiện các biện pháp thoái lui hơn (như: gần đây cấm lao động giúp việc chuyển sang ngành nghề khác). Như vậy Bộ Lao động không những phải chịu trách nhiệm về các chính sách phân biệt đối xử với di công mà còn vì sự chậm chạp và bất cẩn của họ dự đoán sẽ dẫn đến các thảm họa tiếp theo.

Các nhóm đồng ký kết (tiếp tục cập nhật):
台灣移工聯盟成員團體：海星國際移工服務中心 (Stella Maris)、平安基金會所屬勞工關懷中心（PCT. Peace Foundation Labor and Migrant Workers Concern Centre, LCC）、天主教會新竹教區移民移工服務中心（Hsinchu Migrants and Immigrants Service Center, HMISC）、天主教希望職工中心 （Hope Workers Center, HWC）、天主教台灣明愛會（Caritas Taiwan）、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aiwan International Workers Association, TIWA）

其他團體：桃園市家庭看護工職業工會 （Domestic Caretaker Union, DCU）台灣國際移民培力協會 （Taiwan International Migrants Mission, TIMM）桃園市產業總工會（TaoYuan Confederation Trade Union, TYCTU）台灣汽車貨運暨倉儲業產業工會Taiwan Logistics Industrial Union

Ministry of Labor! These measures are not sufficient, much less ahead of the times

Because electronics factories hire large amounts of migrant workers, and the migrant workers are housed together in crowded dormitories, it is difficult to maintain social distancing. When the pandemic broke out last year, migrant worker groups had already raised this issue and argued that migrant workers’ dormitories should be included in plans for epidemic prevention. But we have yet to see the MOL, the central labor authority, do anything, and after a year we are seeing outbreaks of infection inside factories and dormitories.

Currently, among the 710,000 migrant workers in Taiwan, almost 470,000 are factory workers who are forced to live in the dormitories that their employers or brokers provide. In the better ones, maybe 4 to 8 people share a room, in some 10 people share a room. In 2018, Vietnamese migrant workers at a factory in Xizhi protested because they were crowded into dormitories with several dozen, even up to over 100 people in a single room. The living spaces for migrant workers are cramped and crowded, they must share bathrooms, it is difficult to maintain social distancing, and the potential for mass outbreaks of disease is a constant threat.

In the past year, the MOL’s measures to prevent the spread of the epidemic among migrant workers have been minimal. They have only offered some bilingual basic information and quarantine for entering migrant workers. They have not done a full investig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living conditions, or increased outreach to get accurate information into migrant workers’ social networks. Don’t tell us what they’ve done is “ahead of the times,” it is the bare minimum and may not be enough.

Ministry of Labor! Close the stable door after the horses have fled, don’t be the weak link

Migrant workers have long been marginalized by discriminatory government policies, the problems they have faced have tended to be dealt with with repressive measures. For instance, a fisherman without an onshore residence who was taking a shower beside the harbor was fined for not wearing a mask; the pandemic has been used as a reason to restrict the movement of migrant workers and to take away their days off; “runaway” migrant workers who have been infected because they are taking care of infected patients have been criticized for “running loose on the streets spreading the virus,” and migrant workers have been seen collectively as a “crack in the wall” of epidemic prevention.

Now, the MOL has proposed that until the Level 3 alert ends, migrant workers in Taiwan should not be allowed to change employers.

Also, the recent outbreaks of COVID among migrant workers are due to the overcrowding in their factories and dormitories, but the MOL has expressed no intention of solving the longstanding problems of migrant worker’s work environment, or proposed any concrete, long-term plans to improve those conditions. To the contrary, they have responded by further restricting migrant workers’ labor rights. On top of this, these policies which have such a big impact do not come with detailed explanations, and information in other languages has not been quickly provided.

When there is no bilingual or detailed information, the mass of migrant workers can only feel panicked and helpless; they worry that their dormitories are crowded and they must still go to work, how can they guarantee their safety? Some migrant workers also worry that even if they can finally get permission to change employers after waiting many months, their new employer might not be able to hire them. And other migrant workers, not knowing how long the pandemic crisis will continue, worry about how they will be able to pay for daily expenses and send money to their families during the period while they are waiting to change employers and receive no income at all. We are also concerned about the workers who are quarantined at this time – will they be able to receive adequate information? Will someone explain to them the current procedures, and what the next arrangements will be? When they are in quarantine, if they have questions, or they don’t have what they require for daily life, will there be friendly, bilingual workers whom they can ask, who can help them meet their needs?

Only with a general review of migrant workers epidemic prevention can we be one island sharing the same fate

Over the past year, migrant workers’ groups have made suggestions for epidemic prevention policies regarding migrant workers, including: information on epidemic prevention should be translated quickly; the identification system for buying masks should be friendly for migrant workers; runaway migrant workers should be treated with a policy of “don’t drive away, don’t punish, restore legal status”; the problem of migrant workers’ overcrowded dormitories should be dealt with, etc.. But the MOL has turned a deaf ear to most of these suggestions.

After the outbreak among migrant workers last year at the so-called “Medical Center” (an agency subcontracted by brokers), the MOL called a meeting on March 3, 2021 to “research and discuss migrant workers’ living environment safety and sanitation rules,” and ca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create a centralized program and provide room and board for newly arrived migrant workers.” (At present, no concrete action has been taken.) We believe, providing migrant workers with suitable public services is not only the government’s responsibility, it is what will aid most in setting the proper direction for epidemic prevention.

On June 4 at a press conference at the Central Epidemic Command Center, Director Chen Shih-chung said that he would do his best to do a “big investig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throughout Taiwan. We want to offer a few suggestions.

1.Re-assess and re-organize our epidemic prevention capacity to respond to future situations

After this mass outbreak, we should re-evaluate: Do we have enough quarantine hotels and collective quarantine centers? Migrant workers who come to Taiwan are away from home and have no resources here. It isn’t possible for these 710,000 people to quarantine in separate single rooms, and their employers may not be able to provide adequate space for quarantining. If a larger-scale outbreak of disease within the migrant worker community occurs, are our public resources (collective quarantine centers and quarantine hotels) adequate to deal with it? We must make a thorough re-assessment and re-organization based on concrete data; only then can we be prepared to face future grave situations.

2.The ban on changing employers is having a big impact, desperate times call for desperate coordinated measures

On June 5, the MOL completely banned migrant workers from changing employers. This policy has had a huge impact on workers’ rights, especially in negotiating employer/employee disputes, which do not decrease just because of the pandemic situation, and the period of employment contracts will not be extended because of the pandemic. For migrant workers, changing employers is always a last resort. If their work at a place is going smoothly, they won’t want to change anything. At this time when the MOL is facing the grave pandemic situation, their first instinct is to resort to restricting workers’ rights. We think that they should at least have a set of appropriate and coordinated measures:

(1) In factories when there is no epidemic, if a worker complains because their employer breaks the law, or if their contract period ends, MOL must still permit them to be transferred. Help arrange for them to go to an appropriate shelter place, and when all necessary epidemic prevention precautions can be followed, transfer them to their new employer.
(2) Due to the limitations of this policy, migrant workers changing employers is not common, the number of those who do is very small. Therefore, we believe that where all necessary epidemic prevention precautions can be followed, those who already have documentation of termination of the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ie, permission to change employers) should still be allowed to be hired by new employers.
(3) Mgrant workers in Taiwan have been excluded from employment insurance. They get no compensation during the time when they are unemployed. If the MOL completely bans migrant workers from starting with new employers, we think that those workers who have already received permission to transfer employers should receive financial relief.

3.Guarantee migrant workers’ rights, and that the right to employment of workers who are infected or quarantined is not violated

In the factories that are affected by COVID, it’s possible that migrant workers may be forced to terminate their contracts. Even though it is now “forbidden to change employers,” migrant workers may still face forced deportation, or be forced to take unpaid leave and not receive their basic salary. The MOL should take concrete measures to ensure that during the pandemic period, migrant workers’ rights are not violated.

There was a migrant worker who was quarantined, whose broker demanded money from him, and he didn’t receive the 1000NT per day epidemic subsidy either. The MOL should guarantee that migrant workers who contract COVID or are quarantined should not have any extra fees imposed on them while they are in quarantine or in hospital, and they should be helped to apply for any subsidies for which they are eligible.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e MOL must guarantee that those migrant workers who contract COVID or are quarantined cannot be fired or deported because of that.

4.Put family member caretakers and migrant domestic caretakers onto the list of categories eligible for publicly funded vaccination

At present, there are 11 major categories of people who are eligible for publicly funded vaccination. The 5th category is “Patients, caretakers and employees, home-visit service workers, and social workers in long-term care facilities (nursing homes, health maintenance centers, day care centers, social work centers, etc.).” The reason given for prioritizing these groups getting publicly funded vaccination is “to maintain the running of the institutional and social welfare care system.”

In Taiwan today, aside from the long term care system made up of the “nursing homes, health maintenance centers, day care centers, social welfare, etc. long-term care institutions,” we have around 60% of patients needing long-term care who rely heavily on “family member caretakers” and “migrant domestic caretakers.” Their regular work is the same as that of caretakers in “long-term care facilities such as nursing homes, maintenance centers, daycare centers, and social welfare centers, etc.” The only difference is that the site where they do their caretaking is usually inside private homes. But they still have to go outside to do shopping, get prescriptions filled, take their patients to the doctor, etc., and the patients they take care of are usually those who “if they get infected are likely to have serious complications or to die.”

Even in ordinary times our resources for long-term care are insufficient. What worries us is that, if a “family member caretaker” or “migrant domestic caretaker” gets infected, who can quickly take over their caretaking responsibilities? Therefore, we suggest that the CECC, which has the important goal of “maintaining the running of institutions and the social welfare care system” should consider adding “family member caretakers” and “foreign domestic caretakers” into the categories of people prioritized for publicly funded vaccination, in order to prevent caretakers from becoming infected and causing a gap in healthcare to occur.

5.Plan for government-run dormitories to replace broker’s dormitories which cannot be managed

The recent outbreaks of COVID in electronics factories in Miaoli are the result of ignoring the problem of migrant worker living conditions for a long time. Food and lodging fees are deducted from migrant workers’ salaries every month, yet they are not provided with a decent living environment. Before the pandemic, many migrant workers died because their living spaces were not separated from the factory. After the outbreak of COVID, migrant workers continued to live in environments that are tiny, cramped, crowded spaces. Because it didn’t directly impact the health of the wider Taiwan society, it kept on being ignored.

The MOL announced, starting June 4, they will start on-site inspections of migrant worker dormitories housing over 100 people, in cooperation with local governments. We want to ask, after the on-site inspections, will the standards for which dormitories need improvement still be the “Foreigners’ Life and Care Services Plan”? Is there still no regulation for how many people per room? Each person should have at least 3.6 square meters (including clothes closet)? According to the “Foreigners’ Life and Care Services Plan,” toilets and showers are only regulated “in principle” – during the pandemic, how will those “in principle” regulations be enforced? Also, migrant workers have already told us that they are worried because there are currently 10 people per room in their dormitories, or 100, and they continue to work without any splitting of shifts or regulation of the flow of people. Should these workers’ complaints not be dealt with just because “this factory hasn’t had any COVID cases yet” or “there are less than 100 people per room”? As each county and city government is dealing with the current Level 3 situation, shouldn’t they also all be requiring adjustments to dormitories?

In the past the MOL has always delayed dealing with the problems of migrant workers’ boarding, claiming that it would place more burdens on employers. The recent outbreak has brought these long-standing problems to light. On July 20, 2020, the MOL held a meeting to respond to the demand for dormitories to be separated from factory workspaces. Even the brokers all agreed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establish government-run dormitories.” In the long term, aside from the urgent step of “thoroughly investigating migrant workers’ dormitory environments,” formal plans should be mad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not-for-profit government-run dormitories. Only then will the government be shouldering its responsibilities and be truly “ahead of the times.”

。。。。。

A crisis can be an opportunity for transformation. But only if the MOL and local labor bureaus stop taking the path of least resistance when facing problems such as: the temporary housing for migrant workers when they first arrive in Taiwan is terrible (including simplified health checks, the National Immigration Agency’s procedure for new arrivals), the living spaces for migrant factory workers are not good, the labor conditions for migrant workers working in private homes are poor, there aren’t enough bilingual government employees, etc..

If the COVID crisis requires a “general review of migrant workers throughout Taiwan,” aside from taking related urgent measures, if the MOL fails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comprehensively investigate and plan, or even takes more regressive measures (for example, they tried to ban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from switching to other categories of employment), then the MOL will not only have to bear the responsibility for policies that discriminate against migrant workers, their laziness and dereliction of duty will bring on the next (predictable) disaster!


Signatory groups to this petition:
台灣移工聯盟：海星國際移工服務中心 (Stella Maris)
平安基金會所屬勞工關懷中心（LCC）
天主教會新竹教區移民移工服務中心（Hsinchu Migrants and Immigrants Service Center, HMISC）
天主教希望職工中心 （Hope Workers Center, HWC）
天主教台灣明愛會（Caritas Taiwan）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aiwan International Workers Association, TIWA）
桃園市家庭看護工職業工會 （Domestic Caretaker Union, DCU）
台灣國際移民培力協會 （Taiwan International Migrants Mission, TIMM）
桃園市產業總工會（TaoYuan Confederation Trade Union, TYCTU）
台灣汽車貨運暨倉儲業產業工會（Taiwan Logistics Industrial Union）

勞動部！部署不足 遑論超前

因電子廠聘僱大量移工，移工居住在集合式宿舍，住宿環境狹小，難以維持社交距離。於去年疫情爆發時，移工團體已多次提出，移工住宿及防疫問題應納入整體防疫考量，卻未見移工主管機關勞動部積極作為，廠內及宿舍群聚感染於一年後終於爆發。

目前台灣七十一萬移工中，將近四十七萬的產業移工，被迫居住於雇主或仲介提供的宿舍，比較好的可能四到八人一間，更有十幾人一間。或甚至如2018年，某汐止工廠的越南勞工，因不堪一間宿舍擠了幾十人甚至上百人的情況而集體抗議。移工居住的宿舍空間狹小、共用衛浴，難以保持社交距離，一直存在著群聚感染的隱憂。

過去一年，勞動部針對移工的防疫作為，僅有最基本的雙語資訊翻譯、入境移工隔離檢疫，而沒有全面體檢移工住宿環境，或是強化防疫資訊進入移工社群等，不要說超前，可能連基本部署都不夠。

勞動部！亡羊應補牢 莫當豬隊友

移工長期因政策歧視處於社會邊緣，遭遇問題都傾向被從嚴認定及處理，如日前無岸上住所的漁工於漁港邊洗澡未戴口罩被開罰；疫情期間以防疫為由被限制行動、取消休假；逃逸移工因照顧病患染疫卻遭批「帶著病毒滿街跑」，或是將移工無差別視為防疫漏洞。

如今，勞動部提出三級警報解除前，暫時禁止全台移工轉換雇主。

然而，此次移工染疫是因為宿舍環境及工作場所群聚，卻未見勞動部有意解決移工長期勞動環境問題，提出具體、長遠的改善作法，反而以限制移工勞動權益來回應。而且影響如此重大的政策，卻沒有相關的細節或配套說明，更沒有即時的雙語翻譯。

在沒有雙語，且細節不足的情況下，除了導致眾多移工驚惶無措，擔心自己所在的宿舍人數眾多、仍需上班，如何得以保障自身安全？也有移工擔心，即便等了好幾個月才等到了轉換許可，是否也無法被新雇主承接？更有移工擔心疫情不知要維持多久，沒有任何收入的停止轉換期間，如何應付日常開銷及家裡的經濟負擔？而我們也擔心，此刻正被隔離的移工們，是否可以得到充分的訊息？是否有人向其說明目前正在進行哪個程序，接下來將會如何安排？在被隔離的狀況下，如果有疑問，或不足的日常生活所需，可否有足夠且移工友善的雙語人員，可以被詢問、可以提供其日常基本需求？

移工防疫總檢討才能同島一命

過去一年，移工團體多次提出移工防疫政策建議，包括：防疫資訊應有即時雙語、實名制口罩購買應友善移工、逃逸移工應「不驅離、不處分、重新給予合法身份」、移工宿舍環境問題……等，然而大部分的意見，勞動部都置若罔聞。

在去年「醫管中心」的移工感染事件爆發後，勞動部才在2021年3月3日召開「研商移工住宿環境安全衛生規範」的會議，並且做成「政府應集中規劃並提供抵台住宿空間」之結論。（目前尚未有具體作為）我們認為，由政府提供移工適當的公共服務，不只是政府應負起的責任，也是最有助於防疫的正確方向。

6月4日，陳時中部長在指揮中心的記者會中表示，會盡快針對全台移工「大檢討」。我們也在此提出幾點建議：

第一、重新盤整防疫量能，應對未來情勢。

此次群聚感染事件發生後，我們應該重新檢視，防疫旅館或集中檢疫所的數量是否足夠？來台的移工都是無根基的異鄉人，這七十一萬人不可能擁有一人一室的隔離條件，而其雇主也未必能夠自備足夠的隔離空間，假使移工社群有更大規模的感染發生，我們的公共資源（集中檢疫所與防疫旅館）有沒有足夠的量能承接？這些問題需要具體的盤整計算，才能應對未來可能更嚴峻的情況。

第二、禁止轉換影響重大，非常時期須有非常配套。

勞動部在6月5日全面禁止移工轉換雇主，此項政策影響勞工權益重大，尤其「勞資爭議」並不會因為疫情而減少，「聘僱期滿」也不會因為疫情而遞延。對於移工來說，轉換雇主往往是不得不的選擇，如果在一個地方工作得順遂，他們或許寧可都不要轉換。此時勞動部面對嚴峻疫情，直覺地祭出了限制移工的措施，我們認為至少要有相應的配套：

1. 在沒有疫情的工廠，如果勞工因為雇主違反法令而申訴，或是聘僱期滿，仍應同意其轉出，協助安排至妥善的處所安置，並在防疫作為完善的狀況下，安排轉換至新雇主。

2. 因為原本政策的限制，移工轉換雇主本非常態，僅僅佔非常小的比例。因此，我們認為在防疫作為完善的情況下，目前已經有廢聘函（即轉換許可）的移工，仍應可以被新雇主承接。

3. 在台移工被排除在就業保險的保障之外，失業期間沒有任何失業給付，如果勞動部全面禁止移工被新雇主承接，我們認為已經獲得轉換許可者，應有相關之紓困補助。

第三、保障移工權益，並確保染疫或被隔離的移工工作權不受損害。

受到疫情影響的工廠，有可能會造成移工被迫解約，即便目前「禁止轉換」，移工也以可能被迫返國，或是被迫放無薪假卻領不到基本工資。勞動部應該有具體作為，確保移工在疫情期間的權益不受損害。

過去曾有被隔離的移工被仲介要求收取費用，而且也沒有獲得每日1000元的防疫補償。勞動部應確保染疫移工或被隔離的移工，在治療或隔離期間，沒有被收取額外的費用，並且協助領取相關的防疫補償。最重要的是，勞動部必須確保這些染疫或被隔離的移工，不會因此被雇主解雇、遣返。

第四、家庭照顧者及外籍家庭看護工納入公費疫苗接種名單。

目前公費疫苗接種名單共有11大類，第五順位的「安養、養護、日間照顧、社福等長期照護機構受照顧者、照顧者及工作人員、居服員、社工人員」，優先施打公費疫苗的理由是「維持機構及社福照護系統運作」。

目前台灣長照除上述的「安養、養護、日間照顧、社福等長照機構」外，我們有約六成的長照需求，是高度仰賴「家庭照顧者」與「外籍家庭看護工」，他們平常的工作，其實便是「安養、養護、日間照顧、社福等長照機構」的照顧者的工作。差別只在於，他們的照顧場域大部分是在家戶內，但他們也仍常常需要外出採購、取藥、陪伴回診等，而他們所照顧的失能者，通常都是「感染後容易產生嚴重併發症或導致死亡」的人。

我們憂心的是，一旦「家庭照顧者」或「外籍家庭看護工」染疫，承平時期便已匱乏的長照資源，有無條件緊急地接住這些人的照顧需求？因此，我們建議指揮中心，在「維持機構及社福照護系統運作」的重要目標之下，應考慮也讓「家庭照顧者」與「外籍家庭看護工」納入公費接種的族群當中，避免照顧者染疫、形成「照顧空窗期」的狀況發生。

第五、規劃以公辦宿舍取代無法管理的仲介宿舍。

此次苗栗電子廠爆發群聚染，是長期忽視移工住宿問題的後果，移工每月薪資被扣除膳宿費用，卻無法被提供適當（decent）的住宿環境。疫情前，就因為廠住不分造成多起移工的死亡案件；疫情爆發後，移工持續居住在環境悶熱狹小的空間，因為沒有直接影響台灣社會的健康，也一直未受重視。

勞動部始表示，6月4日起會與地方政府開始對100人以上的移工宿舍進行訪視。我們想問，訪視後，認為需要改善標準，仍是「生照計劃書」嗎？沒有規定多少1間？每人空間，含衣物櫃，3.6平方公尺（約1.1坪）？廁所、浴室在生照計劃書裡，都僅是「原則」，疫情期間，這原則會被如何要求呢？另外，已經有移工表示，他們擔心目前自己的宿舍數是十人一間、上百人一間，且還是繼續未分流、未減班地上下班，這些移工的申訴，會因為廠裡「尚未染疫」、「不到100人」而不被即時處裡嗎？各縣市政府應對目前3級的疫情，是不是就應該一律地要求對宿舍進行調整呢？

過往勞動部面對移工居住問題，都以將增加雇主負擔為由拖延處理，而這次爆發群聚，正是突顯了原本就存在的問題。2020年7月20日，勞動部回應「廠住分離」的會議上，連仲介都同意「政府部門應設立公辦的宿舍」。長遠的來說，非以營利為目的的公辦宿舍，在「全面清查移工宿舍環境」的應急措施之外，更應被正式地面對與規劃，才是扛起政府責任、具體的超前部署。

危機可能是轉機——前提是，勞動部及地方勞政機關，不再繼續以得過且過的心態面對問題，例如：抵台時的臨時住宿空間惡劣（含簡化體檢、移民署報到手續）、產業移工的住宿空間不佳、家務移工的勞動條件低落，甚至最基本的雙語人員不足[1]……等等問題。

如果透過疫情危機要做的「全台移工大檢討」，除了應急的相關措施外，勞動部未能藉此機會，對上述問題做通盤檢討、全盤規劃，甚至開倒車（如先前禁止家務移工跨行轉換），那麼勞動部不但在歧視移工的政策作為上應當負責，更會因為怠惰、瀆職，而可預期地將釀成下一次的災害！

共同連署團體（增加中）：

台灣移工聯盟：海星國際移工服務中心 (Stella Maris)、平安基金會所屬勞工關懷中心（PCT. Peace Foundation Labor and Migrant Workers Concern Centre, LCC）、天主教會新竹教區移民移工服務中心（Hsinchu Migrants and Immigrants Service Center, HMISC）、天主教希望職工中心 （Hope Workers Center, HWC）、天主教台灣明愛會（Caritas Taiwan）、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aiwan International Workers Association, TIWA）

桃園市家庭看護工職業工會 （Domestic Caretaker Union, DCU）
台灣國際移民培力協會 （Taiwan International Migrants Mission, TIMM）
桃園市產業總工會（TaoYuan Confederation Trade Union, TYCTU）
台灣汽車貨運暨倉儲業產業工會Taiwan Logistics Industrial Union

[1] 目前全台移工人數為，印尼籍255,038人、菲律賓籍149,699人、越南籍249,044人、泰國籍59,665人。而政府部門的雙語人員（含1955專線），僅有印尼語45人、菲律賓語11人、越南語50人、泰語26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