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名印尼籍漁工以殺人罪名起訴，法院處以14-28年不等的刑期，面對漫長的牢獄生涯，誰也不期待自己在遙遠印尼鄉村的家人能來台見見他們。不是不見，而是付不起一趟機票錢。

2013年七月，特宏興368號漁船在太平洋上被攔截，海上喋血在媒體上報得震天價響，兩名台籍船員之死點燃島內族群怨懟的情緒。（海巡提供）

TIWA這兩年來持續推動移工受刑人監所探視，希望這些在異鄉監禁的人能偶爾有說對象，而在過程中我們也看到作為一個移工身陷囹圄的困難。

「我忘記家裡的地址。」當我們想聯絡受刑人家屬時，Konedi這麼說。

對台灣人來說很難想像一個人怎麼會忘記自己的地址，然而印尼作為發展中國家，城鄉差異與貧富差距大，鄉村地區有水有電但絕非我們想像中的台灣現代農村，多數鄉下路還沒鋪、房子沒有門牌，找人靠的是名字以及緊密的鄉村人際網絡口耳相傳。千里迢迢，怎麼找呢？兩年多以來家人沒有他們一絲消息，也許真的認為親人亡於茫茫大海中。「請家人就當我死了吧。」Visa說。

「我被監獄的人潑水，不能拜拜。」Wara委屈地說。宗教生活對於伊斯蘭教徒來說是貫徹於日常的，一日五次禮拜與念經是受刑人心靈上的寄託。但在狹小的牢房中，要做禮拜就會佔用到他人的空間，唸可蘭經也被同房的台灣獄友抗議，並被獄方管理人員潑水制止。同是天涯淪落人，沒有共通的語言，在同一個空間相互擠壓，互相體諒變得極其困難。

一次探視中Wara特別拜託同鄉帶讀經的念珠，至少他能拿著念珠默唸經文，然而管理人員把珠子擋在外面「這個是什麼？」

Wara拜託同鄉帶的念珠。（TIWA提供）

「伊斯蘭教拜拜用的念珠。」

「這個不行。」

「為什麼？」

「所方規定只能送佛珠進去。」

「但是這個受刑人是伊斯蘭教徒不是佛教徒啊！總不能硬要人家拿佛珠吧？」

「不行就是不行。」

抗議無效。異鄉人在裡頭失語，也失去實踐宗教的權利。

「我生病了，沒有健保，在監獄裡看病很貴，沒有錢。」Visa在我們探視的前一天拔掉痛了好久的牙，身上一點錢都沒了。身為境外漁工，沒有台灣法令保障，在工作的時候沒有條件生病，在獄中也一樣。監獄並非如社會大眾所想讓納稅人承擔成本，受刑人得在工廠工作交換微薄工資，日常用品也得靠自己買，跟外面的世界一樣，沒錢就什麼也沒有。肥皂、信紙、牙膏、郵票，買不起就沒有，只能向人討，或是交換條件來換取。「裡面常常吃豬肉，我們不能吃，只能買泡麵。」一包最便宜的牛肉味泡麵14元，一周吃三次42元，沒有錢怎麼辦，要嘛餓著肚子不吃豬肉，要嘛就是放掉最後一點對宗教堅持，服膺於現實。

「仲介說在船上工作一個月可以拿到260美金，我就來了。」Konedi原本在印尼當清潔工，因為沒有錢，老婆離開了他，為了父母以及八歲的兒子，他選擇到海外賺錢，為著只是每個月不到台幣一萬元的工資，但工作了六個月，連新台幣長什麼樣子都沒見過，還不時被台籍船長毆打。怎麼辦沒拿到錢、家人怎麼辦、為什麼要打我、好想回家…半年來在海洋上壓抑的情緒爆發，憾事發生。

「對不起船長的家人，我做了錯的事情…」

「那個時候我好像失去了自己…」

「如果可以重來…」

這些聽起來都是後話了，卻是兩年多來盤據受刑漁工心頭的哀鳴，悔不當初，拳拳到肉。

此文章同步刊載於自由評論專欄《飄零與人權》

特宏興368號漁船。（漁業署提供，記者楊宜敏翻攝）

事件發生後，我們透過印尼在台辦事處及法律扶助基金會的合作，讓每位漁工都能有律師的協助。但是他們身陷囹圄，與家鄉親人幾乎完全斷絕音訊，在台灣無親無故，身無分文，無人探視，面對漫長刑期，究竟能如何熬過呢？

2014年8月，在他們被起訴解除禁見後，我們透過立法委員林淑芬的協助前往探視他們，在那次探視中，他們希望我們幫忙協助幾件事：1.打電話給太太，請她寄一張小孩的照片來，2.要一條長褲，拜拜的時候穿，3.幫忙連絡家人，轉告家人他們平安，4.幫忙找到家裡的地址，因想寫信卻不知道家裡地址（這點做為台灣人的我們很難理解），5.想要一點錢買煙等等。

特宏興368號涉案六人被法院一審判刑14-28年。除了有罪、判刑之外，台灣社會對於他們的處境仍然應該給予關懷及協助。（記者楊宜敏攝）

但是這些微小的請求，卻很難幫他們做到。除了第二次去看他們時，TIWA辦公室同事湊了一萬多元分給他們當零用錢之外，其他的都沒有完成。打電話給太太要小孩照片，接電話的是陌生男子，說打錯了；家鄉地址透過印尼辦事處要，至今仍無下文；長褲不能寄，因為不符合監獄規定。而語言的隔閡，他們在獄中能如何表達他們的需求呢？喋血事件已經快要兩年，他們被隔離於所有的存在之外，在無人知曉的囚牢裡面對毫無希望的未來。

一位律師轉述他的當事人絕望的狀態：請律師不要再幫忙連絡家人了，讓他們認為我死了就好。

面對「特宏興368號」喋血事件六位涉案漁工的處境，我們能簡單的說他們罪有應得，不值得同情嗎？外籍漁工在海上惡劣的勞動條件、高壓的勞資關係，以及毫無節制的仲介剝削，這些長期存在且屢屢成為喋血事件深層因素的吃人結構，我們能心安理得的當它不存在嗎？根據宜蘭地方法院一審判決文所載，法官認定是船長施暴在先，而後引發六漁工非理性的反擊，並在情況失控下，殃及輪機長。

外籍漁工在海上惡劣的勞動條件、高壓的勞資關係，以及毫無節制的仲介剝削，這些長期存在且屢屢成為喋血事件深層因素的吃人結構，我們能心安理得的當它不存在嗎？（資料照，記者張忠義攝）

任何人都無法理解與複述當時六人的狀態，他們不懂得如何淡化海水來使用，破壞所有通訊，在殺人之後，任漁船漂流在茫茫大海中。這是無法預期的遭遇，在原是充滿夢想而來的驛鄉，生命卻如此的陷落。像「特宏興368號」六漁工相似處境與遭遇的移工，仍有許多。今年五月發生於新竹的逃跑印勞殺死早餐店老闆娘一案，背後也有種種制度性壓迫的深層原因。

台灣社會如果還能展現一些制度面的反省與理解、悲憫，對於這些在驛鄉折翼的移工受刑人，給予溫暖的關懷和協助，並改善不合理的移工政策，才能從制度面避免相似的悲劇再度發生。

請關注：折翼驛鄉—關注移工受刑人

此文章同步刊載於自由評論專欄《飄零與人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