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tty，不要走」第三次腦部開刀的印尼籍移工MI，虛弱的躺在加護病房床上，緊拉著我的手對我說道。

MI今年37歲育有2名幼子，老公在印尼照顧小孩，她在台灣照顧重病的阿媽，全年無休。雇主是某家公司的負責人，但卻時常遲發薪資，因為這個問題，MI曾多次向1955反應。每次在反應後，雇主總是沒給MI好臉色看，用施捨般的話語把她羞辱了一番才將薪水給她。

如同往常的，10月份的薪資雇主又遲發了。MI這次鼓起勇氣向雇主要薪資，雇主拿起了手機錄下他如何威脅MI簽自願遲發薪水的單子，MI不願簽，雇 主大聲責罵。雇主更在錄影片段結束後，用手上的紙張拍打MI的肩頰骨，並將MI的行李全丟出門外，趕MI出門。後來MI短暫的居住在仲介家替仲介打掃。突 然有一天MI暈倒了，緊急送往醫院急診，發現她腦出血，緊急動了支架手術，隔天又動了一次大型的腦部手術。經醫生診斷係一種先天性的腦部血管異常。

第一次前往醫院見到她，因腦部手術，頭上綁著厚厚的繃帶，臉上失了血色，躺在床上禮貌性的對著我微笑。住院期間，正值勞資爭議期間，仲介代替了MI 出席協調會，對於欠薪部份雇主還是不願支付，更將MI離開雇主家後，阿媽病情惡化的情況指向是MI照顧不當，要求MI賠償五百萬元。

MI在開刀後住加護病房一週，之後轉至普通病房。在病房內，我只看到了MI獨自躺在病床上看著窗外發呆，頭部暈眩嚴重伴隨著持續不斷的頭痛導致MI 無法自主行動，而一旁的陪伴床上雜亂的擺放一包成人紙尿布、衛生紙和一些塑膠袋。除了住在醫院對面的仲介有時來看他一下，多數時間都只有MI自已一個人待 著、躺著，沒有家人的照顧陪伴，只有在大便臭味傳出後，臨床的熱心看護幫忙她清理。家人的支持網絡，隨著移工跨國移動後被切的乾乾淨淨。二週後，MI出院 了，到了安置中心居住。除了術後身體的不適依舊存在外，MI面臨了老公出軌的事實，而對象是她在印尼的好朋友。

要的是勞動力，來的卻是個人。政府雇主仲介，何時能體會？

3月中MI突然劇烈頭痛，連忙前往醫院急診，MI腦部嚴重水腫。因平時有固定回診，但醫師從未檢查出有此狀況，故轉向大醫院診治。在開刀前，醫生告 知MI腦部手術的風險，MI打了電話給印尼的妹妹，並交代妹妹要隱瞞著媽媽。我不確定MI是如何告知家人她的狀況，但她總是三言二語就掛了電話。或許，說 多了，遠在印尼的家人也無力為她做些什麼。護理師拿來手術切結書要求她的家人簽名，但簽上的卻是她自已的名字。

在醫院住了二週，MI出院了。出院後MI的狀況逐漸好轉，記憶力也恢復了。但是接下來還有與雇主的官司及兩次手術要面對。每次手術後MI總是說想回家、想孩子，但她知道她還要繼續走下去。

記得第一次遇到她的仲介，仲介告訴我他們如何盡力幫忙MI，抱怨著醫院護理師對他們的指責，說她們都沒有人陪伴她，並大聲數落雇主的種種不是，但都 避談勞工的困境。勞工生病後，除了沒有經濟收入，生病期間沒有家人陪伴，龐大的醫療費，手術的風險，這些都是勞工要「獨自」面對的。MI在與雇主爭議期間 病發了，勞工局因為勞資爭議而介入處理，MI才有權利留下來治療。但對於因為單純「生病」的勞工，來台灣工作奉獻青春的他們，在生病後卻是很少有機會可留 下來治療，用完就丟的移工制度至今還是持續著。

「要的是勞動力，來的卻是個人。」這件事這麼多年來不管是台灣政府或是多數雇主，都無法有深刻的體會。

（原文刊載於PNN專欄【看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