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人知道你生了這個病之後，有說什麼嗎？」我看著眼前的Nina，看不出她的生命正在倒數。
「他們叫我回家。回家用傳統療法、喝草藥就好。」她說得很平靜。
「為什麼？」是因為比較相信傳統療法嗎？
「因為怕。」Nina歪著頭，看到我疑惑的眉心，貼心地補充說明：「怕如果在台灣治療的話，付不出醫藥費。」

我想起了那句「窮人沒有生病的權利」。

Nina今年23歲，聰明伶俐，來自印尼中爪哇Indramayu的鄉間。作為家中老大，為了讓兩個妹妹順利完成學業，她高中畢業後就到機車零件廠工作，領每個月二條三的薪水（約台幣4600元）。加上年邁父親開卡車的不穩定收入，一家五口也許餓不死，但也不足以有其他想望。

為了給家人更好的生活，Nina在2018年10月來到台灣。當時沒有儲蓄，Nina付不起龐大的工廠仲介費，只能選擇當薪資僅有17000元的看護工，來台後再用分期付款的方式支付貸款。於是，來台灣第一個月，扣除零零總總的費用，她只有領到3000元，接下來有幾個月是8000元、11000元或12000元。Nina每個月都只給自己留2000元，剩下的都寄回了印尼。

這看上去是移工的樣板故事，但Nina的生命卻在這裡開了岔。

2019年10月，Nina終於繳清了國外的仲介費，準備開始為自己存一點錢，固定每個月寄回印尼的帳戶。但也是那個月，她發現自己的經期居然長達二十多天，最後是吃了藥才終於停止。今年1月，Nina的經期再次異常，而且會因為失血過多而頭暈；2月初，她因為多次昏倒而被送至醫院急診，醫生懷疑Nina患了「再生不良性貧血」。剛在印尼戶頭存下的20000元，又託人匯了回來付醫療費用。

「你的老闆好嗎？」
「好。」
「你的仲介好嗎？」
「好。」

然而，仲介拿到診斷證明之後，便要求Nina提前解約返回印尼。
「我都不知道我生什麼病，一直到勞工局開協調會才第一次聽到！」Nina的語調難得高了幾度。
「那你還說仲介好？」我一臉狐疑，而Nina笑了起來。我不知道是她也覺得有一點點荒謬，還是只是太過單純和善良。

一開始雇主跟仲介都希望Nina儘速返國，以便雇主聘用新的看護人力。經過幾番用力爭取，Nina才得以留下來就醫，我們隨後帶她做更詳細的檢查，確診為「再生不良性貧血」。簡而言之，Nina的骨髓無法製造紅血球、白血球及血小板，所以容易出血，也因為白血球不足而容易感染，以至於喪命。

「聽到的時候，腦袋是空的。」對一個23歲的人來說，這確實太過沉重。
檢測時發現，Nina的紅血球等各項數值皆遠低於正常值，如果未作移植，可能不出兩年就撒人人寰。本圖與封面照片由台灣國際勞工協會提供。檢測當時，Nina的紅血球、白血球和血小板都遠低於正常值，甚至到了「危險」的程度。醫生說，這是骨隨移植的「急症」，如果不做移植，Nina也許在一兩年內就會因為細菌感染或大量出血而離世。死亡突然變得好近，未來變得好遠。但相對的，只要移植成功，Nina的下半生有九成機率完全恢復正常。

然而要做骨髓移植，首先要有合適的捐贈者，而14歲和6歲的兩個妹妹各有25%的機率，是最有可能配對成功的人。

「發現生病之後，你有哭過嗎？」
「哭過一次。」哪一次？「那時候聽醫生說，得從妹妹那裡移植骨髓，覺得她們太可憐了，還這麼小。所以那時候我問醫生，移植骨髓之後她們會不會生病，如果會的話，就不必了，我一個人生病就好。」Nina和兩個妹妹感情很好，一點都不想「拖累」她們。還好，骨髓移植並不影響捐贈者的健康，這也代表Nina雖然命懸一線，但還有希望。

Nina現在每個星期都得抽血、驗血、回診、輸血，讓她「暫時」不會有生命危險。另一方面，我們正在努力從疫情中突圍，安排Nina的媽媽、兩個妹妹來台灣，讓兩個妹妹抽血配對，如果配對成功就會立即安排骨髓移植。然而，因為兩個妹妹都不具健保身分，相關檢測與後續移植都需要龐大的醫療費用。

而若不幸兩個妹妹都配對失敗，便只能從慈濟醫院的骨髓資料庫裡「撈」出合適的捐贈者。但是也同樣的，不論是「撈」的過程或後續移植，對Nina一家都是一筆無法負擔的開銷。

再若不幸，從慈濟醫院的骨髓資料庫也找不到合適的捐贈者，那只能放棄骨髓移植，改用「免疫療法」。免疫療法最便宜，但卻無法根治、容易復發，而且每次的效果都會遞減。這是最後勉強續命的選項。

辦件、交通、住宿、伙食和醫療相關費用，大大小小加起來可能超過四十萬，完全不是我們一個民間團體能夠承擔的數目。TIWA很少為個案公開募款，但我們最後還是決定發起募款行動——我們真的真的很想，留下Nina的命。

「你有什麼願望嗎？」我最後問了一個很俗的問題。
「好起來。」當然是要先好起來。「可以的話，想繼續在台灣工作，等妹妹都長大了，回印尼結婚。」Nina的回答也很平凡，但對現在的她來說，最難的，也許就是這個平凡。

原文刊載於PNN公視新聞議題中心：https://pnn.pts.org.tw/project/inpage/2570

3月31日，台灣移工聯盟在勞動部前開了一場記者會。從2017年12月14日矽卡大火燒死6名越南移工算起，這是訴求「廠住分離」的第十一場記者會。 我們在矮桌上擺放了簡易的香爐，上面有11個名字，是這兩年四個月以來，因為「廠住不分」而喪生火海的移工們。

我們把名字列出來，是因為他們來台灣工作的數年間，他們的名字可能是不會被提起的，在工廠用的可能是代號或方便雇主呼喚的綽號，甚至當我們向勞動部查詢移工的資料，勞動部第一個問的不是姓名、不是居留證號碼，而是他工廠的名稱及雇主名字。移工在目前的制度裡，似乎僅僅是雇主的附屬品。如果他們被看作是「人」，為什麼犧牲了這麼多條性命，還是無法讓工廠和宿舍分開？以至於至今，還是有那麼多的「人」，被迫住在「未爆彈」上。

廠住不分，死傷不止

不論是矽卡大火，或後來造成2名移工、6名消防員死亡的敬鵬大火，造成傷亡的最根本原因，就是「廠住不分」。因為「廠住不分」，以至於當工廠起火的時候，宿舍必然跟著延燒，勞工因此受困其中，而消防人員也被迫進入火場搶救。 我們一次次要求，勞動部必須著手制定規範，採取「廠住分離」的政策，才能根本保障移工及消防員的生命安全。 遺憾的是，此前的十場記者會，並沒有讓勞動部做出任何改變。 3月22日，台中鉦偉金屬研磨工廠發生火災，移工的宿舍同樣地位於工廠的二樓，同樣地和矽卡一樣是鐵皮屋，同樣地因為廠住沒有分離，三名越南移工在二樓宿舍被活活燒死。我們不禁想：如果在矽卡之後，勞動部能痛定思痛，積極實施「廠住分離」，這些因為錯誤政策而逝去的人們，現在會不會還在他們的家人身邊？台中鉦偉金屬研磨工廠大火，三名移工因宿舍就在起火工廠二樓的鐵皮屋，不幸葬身火海。（照片由台灣移工聯盟提供）

政策拖延　人命陪葬

2018年4月28日敬鵬大火之後，我們一個月內召開了三場記者會，要求勞動部有所作為。當時，勞動部專委蘇裕國表示，勞動部已經開始著手改善移工住宿環境，但「廠住分離」涉及經濟部、內政部、勞動部的法規，勞動部將各部會溝通。 到了6月中，勞動部確實和各部會開了一場閉門會議，我們不斷要求應該要邀請民間團體代表，但是直接被勞動部拒絕。我們後來透過立委拿到會議紀錄，結論有三：

一、勞動部正檢討〈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之住宿相關規範。
二、〈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儘速完成翻譯。
三、本部已於5月1日啟動高風險性工廠實施聯合調查計畫，以確保勞工作業安全。

這三點結論，意味著勞動部完全無視「廠住分離」的訴求。 首先，〈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應該翻譯，但是這無法解決矽卡和敬鵬的問題。〈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中，對宿舍環境僅有非常簡易的規範，例如：走道多大、廁所要有幾個、男女分開、伙食如何、飲用水如何。試問，如果一個宿舍都符合這些規範，但是卻設置於工廠上面，那當下方工廠起火時，宿舍裡的人逃得了嗎？ 其次，所謂「高風險工廠的調查」，勞動部至今不公布調查結果。僅有當年9月時，跨國勞動力管理組組長薛鑑忠向記者表示，勞動部總計查訪70家工廠，其中只有14家全數合格，不合格率高達8成。

不論是〈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的翻譯或是「高風險調查專案」都無法根本解決問題。對此，我們在2018年9月和10月再次召開記者會抗議。 會後，記者詢問勞動部對於「廠住分離」的意見，勞動部卻繼續跳針：廠住分離持續彙整各部會意見後，再找經濟部和內政部討論處理。記者追問要多久？卻只得到「勞動部沒有確切時間表」這樣的回應。而當勞動部這麼說的時候，我們已經犧牲十四條性命了。

體系失靈是人禍

根據立委向勞動部調出的數據顯示，全台約有十萬間移工宿舍。但是這十萬裡面有多少是「廠住不分」？有多少是鐵皮屋宿舍？勞動部完全沒有資料，因為全台至今只有274位外勞查察員。以矽卡來說，發生火災前有沒有符合〈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的規範？有的，因為全部都是雇主自己評估、勾選，再交給桃園市政府，理所當然都符合。而雖然移工剛入國時，市政府會到現場檢查一次，但之後如果雇主沒有新聘的移工，那麼宿舍就不會被重複檢查，因為查察員人力嚴重不足。桃園市勞動局長王安邦甚至表示：「有的外勞宿舍我可能十多年就訪視這一次，之後雇主要怎麼改這個房間，誰會知道。」 對勞動部來說，這些問題的解方就是「嚴格裁罰不合法的雇主」。但矽卡有被裁罰嗎？桃園市勞動局說，沒有收到建管處裁罰書，所以沒辦法廢止雇主的聘僱許可。然後建管處說，因為宿舍建築已經被燒熔，現在只能登記曾有違建，無法裁罰。而燒死了6名移工的矽卡仍然聘僱外勞，歲月靜好。

勞動部說的落實裁罰究竟是什麼呢？過去十年，全國有沒有任何雇主因違反住宿規定被廢止聘僱許可呢？勞動部的回覆是：「沒有。」所謂安全管控的體系，從源頭到結尾、從通報到勞檢到裁罰，每一個環節都徹底失靈。 勞動部並非做不到，只是不願做。 在疫情日趨嚴峻的時刻，勞動部政務次長劉士豪宣布：申請產業外勞入境，僱主需要填寫移工居家檢疫計畫書，入境前需由地方政府勘查居家檢疫場地，需要一人一室、評估有無門禁管制和消毒設施，檢查完成才得以入境，費用由僱主負擔。如果連如此嚴格的標準都可以執行，為什麼無法要求雇主必須實行「廠住分離」呢？ 因為移工如果染病了會傳染，會影響到台灣人，所以嚴格要求雇主是可以的。但是移工「廠住不分」對台灣人有影響嗎？沒有，燒死的是移工。所以即使在這兩年四個月裡，「廠住不分」已經帶走了十七條性命，勞動部仍然會面色不改地告訴我們：「需要跨部會協商」。 當我們說「惡火」，惡的究竟是火，還是草菅人命的政府？

原文刊載於PNN公視新聞議題中心：https://pnn.pts.org.tw/project/inpage/2558

2月26日，新冠肺炎第32例確診，患者為一個逃逸移工，外籍移工突然又成了台灣社關注的焦點。過去的經驗，台灣社會關注移工，通常只有兩個面向，一個是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宣傳著台灣社會對移工的友善。另一面向，也是最常出現的面向：重大工安意外、社會事件、外交困境等，移工馬上成為眾矢之的或社會問題解方。國道六號工安死亡六名逃逸外勞，不討論國家建設層層外包，解決方法是查緝逃逸外勞；阮國非遭警察九槍打死不討論警方用槍、人力不足及設備問題，用查緝逃跑外勞回應與論壓力。或是最近因為新冠肺炎菲律賓政府一度限制台灣入境，政府也公開表示，不排除凍結菲勞來懲罰菲律賓。不論是工安意外或是此次有逃逸移工確診，政府從未檢討政策上對移工的剝削，永遠只有查緝逃跑外勞、凍結外勞引進的作法，規避制度上剝削移工的事實，用查緝來證明政府有作了什麼安撫民心。

自1989年開始，台灣引進外籍移工31年，因為移工政策對勞工的剝削：高額仲介費、不得自由轉換雇主、看護工無法令保障等，間接促成了移工藉由逃跑想辦法讓自己及母國家人生存下去，而這些逃離剝削的工人，部分填補了台灣長照的不足，在家庭或醫院間照顧重症病人。部分進入底層的勞動力市場，以低廉的薪資承擔重體力粗重的工作。台灣社會談論逃逸移工，時常出現的說法是，這些人是吃不了苦為了賺錢才逃跑，好像是移工需要台灣給他們工作。實際上，是台灣社會先存在著廉價勞動力的需求，逃離剝削的移工才有工作可找，沒有需求就沒有市場。勞動部表示正建置陪病登錄系統驗證身份，也呼籲雇主不要僱用非法外勞，但此舉被批評更可能造成隱匿而無助防疫。（圖片擷取自公視新聞）長期以來，台灣社會多數不在意這些人的生存處境，加上因為台灣社會的需要，對於醫院、市場、農地存在的移工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靠移工解決台灣的人力短缺。今天一個非法看護在工作過程中，因照顧未知的新冠肺炎患者被感染了，台灣社會又群起攻擊逃逸移工的非法身分，批評這群人是防疫漏洞，必須查緝限制行動，甚至在假日移工少數可聚會的台北車站大廳，祭出不可席地而坐的禁令，整體的移工社群成為眾矢之的。這個被照顧者感染的移工了，在台沒有社會親屬網絡支援，為了台灣的防疫她被迫曝光她的社會網絡，同時承受「非法」工人標籤帶來的社會歧視遭受譴責。

在32例確診後的防疫直播記者會上，記者不斷詢問如何面對移工的防疫問題，當時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表示，移工是勞動部的權責。不出所料的，勞動部提出的作法，是查緝逃逸移工，要醫院查核陪病者及看護的身分證件，發現非法通報處理。這個作法立刻遭到陳時中反對，表示重點是「陪病的安全」與「陪病的訓練」，而不在於外勞是合法或非法，若是在這時候通報處理非法外勞，會造成病人無法獲得照顧，缺口要由護理師來補。陳時中的發言正是證明了移工彌補了長照人力的空缺，因查緝讓她們不敢出來工作，勢必會增加第一線防疫照顧的護理人員的工作負擔，防疫人力可能因為查緝而崩盤。勞動部的做法無法解決問題，還會導致逃逸移工躲藏的更隱秘，擔心逃逸身份曝光，真的有感染症狀也不敢出來處理。

承平時期我們可以不用去面對移工對台灣社會的協助及貢獻，但當疫病來臨，我們要如何面對這群默默撐起台灣長照的勞工？我們希望他們被嚴格管控，因為不能掌握行蹤，可能造成防疫漏洞。但我們又無法否認，一個個非法或合法身分的移工，就站在防疫第一線，照顧著台灣老病殘，該被責怪的不是這群移工。我們必須去質問長照制度為何讓我們的老病殘得不到足夠的照顧，移工只是在可能的社會夾縫裡求生存而已。他們過去因為政策的剝削進入廉價勞動力市場求生存，當重大事件來臨，又變成政府口中防疫或是社會安全的漏洞，種種批評對移工是非常不公平的。

面對目前防疫的難題，政府該拿出的方法不是查緝。第一時間應確保防疫資訊能無時差地告知人數破百萬的移民/移工社群；針對逃逸移工必須要公開的表態不論合法與否得到的醫療不會有落差，同時搭配特赦逃逸身份（不因逾期居留而將其遣返），才能讓移工有更高的意願配合防疫政策。再者，移工的工作條件多數是工時長休假少，大部分身分證件都被雇主及仲介扣留，不可能去排隊領口罩，雇主應負起提供防疫設備的責任。病毒不會挑選國籍或種族，標籤化特定族群無助於防疫，批評譴責歧視才是讓原本就生存在社會邊緣的人，躲藏隱匿的更深，成為「防疫漏洞」的主因。

原文刊載於PNN公視新聞議題中心：https://pnn.pts.org.tw/project/inpage/2554

2016.07.18　文／莊舒晴

移工為何離開故土到異鄉工作？錢、經驗、愛情、夢想、新生活⋯⋯還有許許多多不為外人所道，也不曾被問及的原因。來自中爪哇的 Y 是為了與獄中的丈夫再相見，來到台灣當看護工。

這兩年 TIWA 接觸到幾個重大移工刑事案件，從了解案件狀況、提供法律協助，一直到判決定讞後到監獄探視，逐漸接觸到越來越多移工受刑人，其中不乏要在監獄待一、二十年 的移工。刑期何其漫長，而他們離家何其遙遠，有的人是境外聘僱漁工，從沒踏上過台灣的土地，因為案發在台灣的漁船上，所以受台灣法律制裁並入監服刑。他們 在台灣沒有任何人際網絡，唯一有關的母國在台辦事處也對這群受刑人採取消極的態度，受刑移工想要與母國家人取得聯繫更是得依靠運氣。面對這樣的情況，身陷 囹圄的人束手無策，只能靜靜等待有一天母國捎來消息。

受刑人也許曾經鑄下大錯，必須以自由來償還，但度過冰封的歲月之後，並非是要他們再也無法回歸社會，而是希望他們重振生活，勿再重蹈覆轍。在這段自 省的過程裡，家人朋友的支持和關心會是重要的助力，若缺少監獄外頭的等候，受刑人的心靈無從依歸，即便出獄也可能不知邁向何方。外頭的世界有怎樣的變化？ 家鄉的空氣如何？家人是否還會張開雙臂迎接長年在海外「不事生產」的更生人？

在台灣服刑的印尼移工 R 的家庭。（莊舒晴攝）

一次機會下，TIWA 到印尼拜訪了幾位受刑移工的家庭，其中一位受刑人 R 的家人在水泥地上鋪草蓆，斑駁的四面牆壁圍繞著我們，R 的女兒一邊聽大人們說話一邊靜靜流淚，眾人中獨缺 R 的妻子 Y。家人說 Y 去了雅加達，賣掉農地，準備申請到台灣當看護工，期盼再見丈夫一面。

我透過臉書和 Y 取得聯繫，希望能夠協助她日後到監獄探視的手續。Y 來台前夕才與我通過訊息，說將到苗栗工作，殊不知隔天完全斷了音訊，臉書沒回、手機沒接，驟然蒸發。其他印尼友人安慰，應是剛到台灣還沒申辦網路，再等等 吧。一個多月後，Y 發臉書訊息給我，說被帶到高雄的民宿打掃，不知道地址、被沒收證件、雇主禁止使用手機，她夜半偷偷用雇主的手機傳訊息來，短語幾句，又再度斷了音訊。儘管 我回傳再多訊息過去，Y 也未讀未回。

Y 本來是申請到苗栗當看護工，卻被帶到高雄做打掃工作，雇主明顯違反法律上「禁止許可外工作」的規定。這並非什麼鮮見的個案，而是許多外籍看護工常常遇到的 狀況，雖然當初簽訂的契約是照顧老人、病人，但實際來台後卻發現受照顧者可自理，雇主其實是以看護的名義申請一個廉價勞動力來台從事其他工作。我們不知道 Y 身處何處，沒有護照號碼、沒有居留證號，就算要請政府單位幫忙找人也無從找起，唯一可以做的就是等著 Y 下一次捎來的訊息。

又等了一個月，終於來了新消息，Ｙ 工作地點附近的印尼同鄉傳訊表示，Y 沒有休假、不能用手機，所以沒辦法即時與我們聯絡。我們拜託這位印尼同鄉提供Y工作的位置，但卻在短暫的聯絡後也斷了音訊。我們又試著打電話到印尼給 Y 初中的女兒，問媽媽的護照號碼，她不知道，我們也不敢告訴她，Y 下落不明。

Y 越過汪洋一片，在全然陌生的異鄉中尋找與丈夫再見的緣份，而今卻是我們在茫茫人海中找尋未曾謀面的看護工  Y。她不是一個千里尋夫的奇異個案，還有許多在現行制度下被「濫用」的外籍看護工，去清掃的、去叫賣的、去務農的⋯⋯無論當初是懷抱什麼想望而成為移 工，離他們期盼的緣份，還遙遙無期。

印尼爪哇，移工 Y、R 家鄉附近的景象。　

此文章同步刊載於公視新聞議題中心PNN

 2016.07.04　文／黃隆予

隔日，天氣微陰悶熱，KASAPI的成員從早上開始忙碌起來，在中山區的公園舉辦13週年紀念日的慶典。散佈在全台的KASAPI新舊成員聚集至 此，從2007年的元老成員，到2016年在安置中心、等待找尋下一個工作的新成員，全部都來參加這場盛宴。一共有六、七十人，帶著各自準備的菲律賓佳 餚，齊聚在公園，好不熱鬧。

大夥將公園的一側當作舞臺，一旁的石椅、石階便化作觀眾席，女性移工聚集在最前排的搖滾區，R和一群男性移工站在搖滾席的後方，一起加入活動，看主 持人講話、M等人跳舞、J表演吉他自彈自唱、大夥一起玩遊戲、BINGO。一旁到公園散步的台灣人，不時停下腳步，好奇地探頭觀看。

如何在以移工文化為推銷主打的形式當中，讓大眾看到移工如何被制度、法規壓迫的結構性問題，是移工運動的挑戰。

R為了這場慶典，製作大看板、道具，還自掏腰包贊助了活動費用。活動中，主持人邀請所有贊助、促使這場活動辦起的人上臺接受大家的感謝，並在胸前別 上象徵感謝的紅色胸章。R在安置中心一直扮演重要的角色，積極幫忙工作人員及其他移工、協助安置中心的事務、修繕物品，同時非常投入KASAPI活動及移 工權益倡議的行動，在這次的13週年慶典中，R亦是投入了許多心力。

平日的R是怎麼樣的呢？R有些安靜、話並不多，講話時總帶著一點羞澀，但偶爾也喜歡調皮地鬧鬧人。他來自菲律賓中部的伊洛伊洛 (Iloilo)，已來台近一年半。大學念完海洋專科後，想當遠洋船員，卻因在菲律賓找不著工作，而來到台灣工作。來台前，被當地仲介要求簽下8萬多的貸 款作為仲介費──即使菲律賓政府明文規定仲介不得如此向漁工收取費用。

抵達台灣後，R到宜蘭的漁船工作，仲介違法的把他在不同的漁船間調動，R的工作是從早上出海捕魚、下午回港、到市場幫忙販售漁獲、晚上回港整理漁網，整天下來的工時約為12小時，屬於工時長、勞動密度極高的工作。這樣高度勞力付出、加班的工作，能換得什麼？

R一個月的薪水，扣除勞健保、膳宿費、仲介服務費、菲律賓的貸款等等之後─即使漁工在台灣應受到《勞基法》保障─實際領到的只有7千至8千元以及極 差的膳宿環境，而仲介和雇主在其之中皆沒有提供任何薪水扣除費用的名細。在忍無可忍之下，R離開漁船、向我們尋求幫忙，仲介卻在R離開找尋我們幫忙時、立 刻通報R逃跑、控訴R偷東西……

畫面再回到公園的周年慶，和我們約好要來拍中山小馬尼拉區、採訪的台灣小型傳播媒體到來，帶著兩名穿著打扮十分漂亮的主持人，她們來跟移工互動、玩遊戲、拍攝文化介紹的影片。雖然事先已知會我們，也同意對方來進行拍攝，但她們的出現，在移工當中仍然相當突兀。

在下午期間，前後來了兩位中老年的阿伯，一位穿著綠色衣服，一位穿著灰色衣服。他們看到旁邊擺著食物、分別都向移工詢問，能不能要一些來吃。綠色衣 服阿伯，吃完後翻了翻一旁垃圾袋、拿走一些東西，繼續在公園閒晃；灰色衣服阿伯，則在移工表示可以吃剩下的食物後，重複用英文說了好幾遍的 God bless you、God bless you、God bless you，然後盛了滿滿的食物，坐到一旁看移工玩遊戲進行活動，笑得好開懷。相較前來拍攝的媒體，兩位阿伯很直接地融入了KASAPI慶典。

隨著前陣子外媒報導的血汗海鮮獲得普立茲新聞獎、加上台灣移工團體的努力倡議，移工在台灣社會的可見度、認識度似乎提高。有越來越多台灣團體開始推 廣移工文化、強調移工如何融入台灣社會、移工在台灣社會如何生存、甚而出現鼓勵移工創業等文化取向甚重的模式。然而，像R一樣的移工面貌跟故事，可能塞不 進移工在台灣「美好的一面」的框架裡。在這些以移工文化為推銷主打的形式當中，如何讓大眾看到移工是如何在台灣社會下被制度、法規所壓迫的結構性問題，是 移工運動的挑戰。

菲律賓移工聯盟 (KASAPI) 上週在台北市中山區的公園舉辦13週年慶典。

「Betty，不要走」第三次腦部開刀的印尼籍移工MI，虛弱的躺在加護病房床上，緊拉著我的手對我說道。

MI今年37歲育有2名幼子，老公在印尼照顧小孩，她在台灣照顧重病的阿媽，全年無休。雇主是某家公司的負責人，但卻時常遲發薪資，因為這個問題，MI曾多次向1955反應。每次在反應後，雇主總是沒給MI好臉色看，用施捨般的話語把她羞辱了一番才將薪水給她。

如同往常的，10月份的薪資雇主又遲發了。MI這次鼓起勇氣向雇主要薪資，雇主拿起了手機錄下他如何威脅MI簽自願遲發薪水的單子，MI不願簽，雇 主大聲責罵。雇主更在錄影片段結束後，用手上的紙張拍打MI的肩頰骨，並將MI的行李全丟出門外，趕MI出門。後來MI短暫的居住在仲介家替仲介打掃。突 然有一天MI暈倒了，緊急送往醫院急診，發現她腦出血，緊急動了支架手術，隔天又動了一次大型的腦部手術。經醫生診斷係一種先天性的腦部血管異常。

第一次前往醫院見到她，因腦部手術，頭上綁著厚厚的繃帶，臉上失了血色，躺在床上禮貌性的對著我微笑。住院期間，正值勞資爭議期間，仲介代替了MI 出席協調會，對於欠薪部份雇主還是不願支付，更將MI離開雇主家後，阿媽病情惡化的情況指向是MI照顧不當，要求MI賠償五百萬元。

MI在開刀後住加護病房一週，之後轉至普通病房。在病房內，我只看到了MI獨自躺在病床上看著窗外發呆，頭部暈眩嚴重伴隨著持續不斷的頭痛導致MI 無法自主行動，而一旁的陪伴床上雜亂的擺放一包成人紙尿布、衛生紙和一些塑膠袋。除了住在醫院對面的仲介有時來看他一下，多數時間都只有MI自已一個人待 著、躺著，沒有家人的照顧陪伴，只有在大便臭味傳出後，臨床的熱心看護幫忙她清理。家人的支持網絡，隨著移工跨國移動後被切的乾乾淨淨。二週後，MI出院 了，到了安置中心居住。除了術後身體的不適依舊存在外，MI面臨了老公出軌的事實，而對象是她在印尼的好朋友。

要的是勞動力，來的卻是個人。政府雇主仲介，何時能體會？

3月中MI突然劇烈頭痛，連忙前往醫院急診，MI腦部嚴重水腫。因平時有固定回診，但醫師從未檢查出有此狀況，故轉向大醫院診治。在開刀前，醫生告 知MI腦部手術的風險，MI打了電話給印尼的妹妹，並交代妹妹要隱瞞著媽媽。我不確定MI是如何告知家人她的狀況，但她總是三言二語就掛了電話。或許，說 多了，遠在印尼的家人也無力為她做些什麼。護理師拿來手術切結書要求她的家人簽名，但簽上的卻是她自已的名字。

在醫院住了二週，MI出院了。出院後MI的狀況逐漸好轉，記憶力也恢復了。但是接下來還有與雇主的官司及兩次手術要面對。每次手術後MI總是說想回家、想孩子，但她知道她還要繼續走下去。

記得第一次遇到她的仲介，仲介告訴我他們如何盡力幫忙MI，抱怨著醫院護理師對他們的指責，說她們都沒有人陪伴她，並大聲數落雇主的種種不是，但都 避談勞工的困境。勞工生病後，除了沒有經濟收入，生病期間沒有家人陪伴，龐大的醫療費，手術的風險，這些都是勞工要「獨自」面對的。MI在與雇主爭議期間 病發了，勞工局因為勞資爭議而介入處理，MI才有權利留下來治療。但對於因為單純「生病」的勞工，來台灣工作奉獻青春的他們，在生病後卻是很少有機會可留 下來治療，用完就丟的移工制度至今還是持續著。

「要的是勞動力，來的卻是個人。」這件事這麼多年來不管是台灣政府或是多數雇主，都無法有深刻的體會。

（原文刊載於PNN專欄【看見】）

那天晚上，工廠老闆娘說必須趕訂單，要求已經工作一整天的雅蒂留下來加班。儘管疲憊，但她不能拒絕，事情就這麼發生了。

二十歲的她當初是如何滿懷期待地離開家鄉，以為邁入人生另一個光明的階段。對一個高中剛畢業的少女而言，家裡沒有辦法繼續負擔升學的費用，比起留在印尼，到國外工作是一個非常有吸引力的選項，不僅可以出國，還能賺錢，雅蒂幾乎是想也沒想就決定來台灣了。

跟 家裡湊了十幾萬的仲介費，申請到台灣的工廠工作，然而雇主卻要求以廠工身分來台的她從事許可外工作，離開生產線在家裡看顧嬰兒，這與當初簽訂的契 約完全不一樣。何況在台灣廠工才有勞基法保障，工時、工資和休假都有規定，但家務工不僅薪資低於基本工資，也沒有工時的限制，雅蒂可是付了比較高的仲介費 才申請到工廠的工作，說什麼也不能就這樣待在雇主家帶小孩、做家務。她向勞工局申訴，好不容易得到轉換到新工廠的機會，想著再怎麼樣這次也要好好工作，開 始賺錢寄回家裡，老闆娘要她加班就加班，儘管沒有操作過危險的衝床機器，她也硬著頭皮做了。

直到那天，她拖著疲憊的身軀站在機台前，右掌被衝床機器整個壓碎。在驚叫及一片血肉模糊中，雅蒂不知道是如何到達醫院，醒來的時候只見仲介跟老闆娘要求她在和解書上簽名。

雅蒂立即意識到對方要將她遣返的意圖，拜託朋友向TIWA申訴。看著她用LINE傳來的和解書，白紙黑字寫著一隻二十歲右掌的價格──十萬元。比起她的右手，這張紙上的內容更加血淋淋地顯示一個外籍勞工在不對等的僱傭關係下是如何被踐踏在腳下。資方永遠想要一個年輕用好用的勞動力來生產利潤，只要這副身軀有所缺損，資方有各式各樣的方法遣返工人，再換另一個更好用的身體來。像雅蒂一樣能受到安置庇護的外勞是幸運的，更多職災外勞是在沒有充分資訊，也無抵抗能力的情況下，帶著殘缺的身體回到母國。

受傷後半年多以來，雅蒂經歷過三次大手術，每次都是挨著身體疼痛， 一面進行斷肢的治療，一面學習與新的身體共處。她還沒有勇氣告訴家鄉的父母失去右 掌的實情，與家人視訊通話時只用開心的臉看向鏡頭。她也還在摸索新的身體模樣會如何影響和男友的關係，兩人約定一起在台灣打拼的未來，現在畫上了問號。同 時她還要面對與雇主的訴訟官司，儘管勞工局去工廠檢查認定雇主並未安裝機器的安全設備導致意外發生，但她還是要不斷出庭去面對雇主不願意承認錯誤的猙獰臉 孔。這些都是失去右掌後變得折騰的每一分每一秒，她試圖積極面對，學著用左手寫字、打理日常所需、維持親密關係，這樣開朗的態度讓周遭的人都十分佩服。然而，在自畫像裡，她還是畫下了沒有笑容的自己。

她的經驗也許是個芭樂劇，這些職災劇情不斷在外勞身上重複上演──沒有安全設備、沒有職前訓練、沒有充分資訊、沒有和雇主對抗的資源、沒有人可以求助⋯⋯雅蒂在二十歲時失去了右掌，血肉模糊，暈頭轉向，沒有人能告訴她未來該如何掌握。

（原文刊載於PNN專欄《看見》）

2016.04.17　圖與文／莊舒晴

去年因為職災而住進TIWA安置中心的Imam，是個開朗熱心的人，說話有時小結巴，總是笑笑的，在另一個職災工人手術住院期間還會去探望、陪伴聊天。前幾週已經到新工廠工作的他突然回來找我們，說假日在河堤練習印尼傳統武術Silat時被民眾和警察關切，懷疑他們是ISIS，請我們幫忙在紙上用中文寫「我們只是在運動」幾個字，好讓不諳中文的他們能夠給台灣人看，不要讓難得的假日時光受到為難。

這週Imam邀請我們去看他們練習，才發現原來他是教大家Silat武術的老師！在安置中心時只作為一個職災的工人認識他，從不知道原來他是個武術高手，教學時嚴肅的神情與在安置中心時截然不同。

也許很多時候就是這樣吧，多數人只看到移工「危險」的一面，其他面向、其他表情、其他身份的移工，多數人不認識，也不想認識。

Imam邀請我們去看他們練習，才發現原來他是教大家Silat武術的老師(纏白色腰巾者)！

快要成佛的印尼小哥。

從各地來練習Silat的移工們超殺超帥，學員裡面唯一一位女性平時是家務工(右)，氣勢完全不亞於其他小伙子！

從古裝劇裡走出來的印尼小哥。

（原文刊載於PNN專欄《看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