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能睡覺，姊姊說睡覺會死掉。」

「仲介要來找我，他們要害死我。」

「姊姊什麼時候回來？姊姊可以救我。」

今年二十三歲的斯米躺在安全的軟墊上，放鬆了全身，喃喃說著意義不明的印尼語，晃頭微笑，用手指點點四周看不見的朋友，再用手指點點自己的額頭，她已經精神病發好幾天了，連續三天不吃不喝不睡覺，反覆地進出房間跟客廳，在房間的時候就窩在床上念可蘭經或哭泣，到了客廳就坐著發呆，或問人：姊姊什麼時候來？（姊姊是負責斯米案的社工）。發病第四天，用過精神藥物的斯米選擇脫離現實生活，成了睡美人，被送進急診室，到現在已經沉睡四天了。她似乎很享受著這樣的感覺，臉上始終帶著安祥的微笑。

近幾年，TIWA陸續安置了幾位精神異常的外籍勞工，她們都是在個別家庭照顧老人及小孩的看護工。女工發病前，都曾向仲介反映雇主很兇、病人打人、沒有足夠的休息時間……等，而這些反映通常只換來：你要忍耐、你還要不要賺錢？忍不下去就回印尼……之類消極或威脅的話語，然後某一天，她們開始對著牆壁說話，或是虛構出一個只有她看得到的人物，說著只有她們才知道的故事。在大部分的雇主跟仲介眼中，這些發病的女工不是中邪就是在演戲，她們是沒辦法工作的累贅，很快就會因「無法勝任工作」而遭解約，丟到勞工局去，等待勞工局再把她們丟到安置中心。

近幾年，TIWA陸續安置了幾位外籍看護工，因為長期處於照顧病人的高壓中，終致精神出現異常狀況。（資料照，記者鹿俊為攝）

斯米是第一次出國，從印尼帶來的照片裡，斯米戴著頭巾皮膚白皙，活潑地朝著鏡頭比出勝利的手勢。來到台灣四個月後，斯米變成滿臉青春痘、臉色黯沉沒有笑容的女生。她在雇主家的時候，白飯被摻進鹽巴要她吃，病人跟病人的子女對她都非常嚴苛，據了解，她的雇主已經換了七、八個看護工，她向仲介反映多次，沒有改善，雇主也不同意她轉換雇主，直到他們在白飯裡摻了鹽巴，才在仲介的堅持下同意她轉出，但條件是她要一直工作到找到新雇主為止。

今年一月，她看護的病人住院的時候，斯米告訴同房的印尼看護工，有很多男人一直來找她，她很害怕。但病房裡只有兩個臥床老人、看護跟雇主，她一直喃喃自語要旁邊的人救她，當天就被仲介送到勞工局，下午的時候來到安置中心。一開始都很正常，斯米開始面試新工作，只是每回都是開心地出門，垂頭喪氣地回來。一月底她告訴我們，她常常忘記東西，暫時不想面試了。又過了幾天，她跟同房的印尼女工說，姊姊在生我的氣，我要怎麼辦？二月份年假沒過完，斯米的精神症狀就壓不住了。

像斯米一樣發病的工人，來到中心後，腦袋裡還是時常出現雇主及照顧者的身影，有的會模仿雇主罵人的樣子、有的會急著整理打掃、有的會懼怕，好像雇主或仲介隨時會打開門，出現在她眼前，有的則成了安詳的睡美人。這些放下家庭來台灣工作的移工，懷抱著夢想踏上台灣，究竟是什麼樣的壓力，把這些勞工逼成了精神病患？

照顧過病人的人一定能體會，照顧一個病人，無論是精神或體力上，都是一件負擔相當大的工作。持續的照顧、精神緊繃，都可能引起照顧者的精神耗弱。2016年1月27日「一屋兩命，悶死公公、孝媳跳樓」之類的慘劇層出不窮，顯示台灣的老病殘跟照顧者，在殘破長照制度下的處境。病人、家庭照顧者、看護工都在這個制度下掙扎、相互擠壓。台灣的社福制度將最重殘病人的照顧責任轉嫁到外籍勞工身上，又限制聘僱外籍勞工的家庭申請社福資源，導致在長工時、照顧壓力及雇主壓力下，工人出現精神異常的現象持續增加。

照顧過病人的人一定能體會，照顧一個病人，無論是精神或體力上，都是一件負擔相當大的工作。持續的照顧、精神緊繃，都可能引起照顧者的精神耗弱。（資料照，記者方賓照攝）

即將就任的總統蔡英文，在選前曾對工運團體（2016工鬥連線）承諾，政黨輪替兼立院過半後，將立即修改相關法令，讓有聘僱外籍看護工的家庭可申請社福資源，也會立法保障家務工。如果，民進黨在立院已經過半，什麼時候，總統當選人蔡英文願意對這群沒有選票的女工兌現她的承諾？

斯米還躺在精神科病房裡，成了睡美人的她，包著尿布接著尿管，失去了行動能力。她在病床上微笑著、搖手晃腦地說著話。我想，不管她在跟誰對話，她夢裡的世界，一定比現實生活要好很多吧？

此文章同步刊載於自由評論專欄《飄零與人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