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部近日宣稱於七月一日開始進行勞檢，但多數地方政府「佛心」的表示，要「以輔導代替開罰」，南投縣政府甚至要「無限期」的輔導違法的雇主。（報社資料照）

讓我們來回顧一下，在去年11月民進黨政府一手砍掉七天國定假日，讓勞工喪失七天可以休息的假日或是折算成現今的七天休假日加班費。接著「一例一休」上路，它僅是將原本勞動部以荒謬的方式計算週六加班費0.33倍、0.66倍（等於一個基本薪資20008元的勞工週六的加班費只有392元）恢復至應有的「延長工時」1.33倍、1.66倍的計算方式。在過去週六加班費392元的計算方式，通常本地勞工不會接受，加班落在沒有拒絕權力的移工身上，他們犧牲一天的假日，領取的加班費比平日工作的薪資還要少。

雇主用了十幾年的週六加班392元的廉價勞動力，對於政府左手砍掉七天國定假日、右手恢復合理的加班費，不談砍七天假的受益，卻以誇大的方式叫苦連天，一下說一例一休造成人事成本大增，一下又說一例一休造成產業無法發展。 這半年來，我們接到許多移工的申訴，雇主明白的告訴他們，因為基本工資的調漲加上「一例一休」，週六的加班一天七百，不用打卡，加班費不會出現在薪資單上，每個禮拜以現金結清。這和法律上規定的加班費，足足有408元的落差。

許多移工沒有拒絕的條件，如果質疑加班費怎麼計算的？為什麼是每個禮拜領？為什麼沒有算在薪資單上？就會面臨直接的後果，譬如當場遭到一頓責罵或是之後被取消所有加班的機會，最大的夢魘是被威脅「不聽話就把你遣返回去」。來台繳交高額的仲介費及貸款，萬一被遣返回去，不就沒賺到錢反而揹著一屁股債。有些忍無可忍的移工選擇提出勞資爭議，但是在雇主小心翼翼的違法下，如何證明是極其困難的，要怎麼在沒有打卡、沒有薪資單的狀態下證明這「不存在」的加班。而即便鐵證如山，只要雇主不同意移工轉出，移工就得經過漫長的調查階段，有時要等個五個月、六個月以上，轉出函才下來。 然而上述的這些問題，如加班費少算、超時加班等等，真的是因為「一例一休」後才發生的嗎？

錯了！早在「一例一休」前這些問題就存在許久，在這場工時與薪資的鬥爭中，資方假著「一例一休」，讓許多問題浮上台面，千錯萬錯都是「一例一休」的錯。但仔細看這些違法，是政府長期以來無法要求雇主落實勞基法的結果，修法前有法無罰，修法後仍繼續有法無罰。 在過去的案例中，移工如果提出勞資爭議，只要在協調會上雇主同意移工轉出，勞工局多半不會因為雇主的違法而開罰。雖然會因此廢止聘僱員額兩年，但只要每個月再多繳就業安定費，仍可以增額聘請。

「法」是在職場中，保護勞資關係權力極度不平等的狀態下的最後一道防線，當地方政府又自我閹割的說即便違法也不會開罰，勞工到底何去何從？難道違法的雇主個個是玻璃心，需要這麼細心呵護捧在手心。而政府難道不知道對雇主仁慈就是對勞工殘忍，原來是蔡總統曾經說過勞工是她心中最軟的那一塊，所以任由政府、企業、雇主踩來踩去都沒關係，懂了。

此文章同步刊載於自由評論專欄《飄零與人權》

人口販運的定義如下：

「意圖使人從事性交易、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或摘取他人器官，而以強暴、脅迫、恐嚇、拘禁、監控、藥劑、催眠術、詐術、故意隱瞞重要資訊、不當債務約束、扣留重要文件、利用他人不能、不知或難以求助之處境，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從事招募、買賣、質押、運送、交付、收受、藏匿、隱避、媒介、容留國內外人口，或以前述方法使之從事性交易、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或摘取其器官。」

以這樣的定義看來，目前在台灣大部分的藍領移工都符合人口販運的條件。每一個來台工作的移工，都背負著巨額的仲介費貸款，來台工作的前一年薪水，幾乎都在償還仲介費用。透過貸款的綑綁，使移工再來台工作期間，不僅在經濟上處於弱勢的地位，同時也是將移工乖乖綁在工作位置上的手段。就算工作環境惡劣、勞動條件有問題，但是為了每個月能夠按時繳交貸款，許多移工只能忍氣吞聲，繼續承受不合理的對待。對於移工的債務枷鎖，台灣政府其實再清楚也不過。

政府對人力仲介的鬆手，其實就是將引進廉價勞動力的責任轉嫁給市場，當這些「廉價勞動力」發生「問題」時，政府只要雙手一攤說「那是仲介和外勞之間的事」，就能全面卸責。（記者黃耀徵攝）

自1992年正式引進藍領移工，伴隨勞動力引進而建立的是「私人仲介制度」，私人仲介意味著勞動力輸出／輸入的全面市場化，同時也代表無限的商機和龐大的利益。政府對人力仲介的鬆手，其實就是將引進廉價勞動力的責任轉嫁給市場，當這些「廉價勞動力」發生「問題」時，政府只要雙手一攤說「那是仲介和外勞之間的事」，就能全面卸責。而「自由市場」裡的仲介也能夠毫無遮掩地說「如果外勞嫌仲介費貴，那就自己想辦法到台灣工作啊」，殊不知幾乎所有來台工作的管道都被仲介所壟斷，移工個人根本無法在制度下鑽出一個喘息的空隙。

在台灣也許有努力捍衛自己權益的移工、盡量善待移工的雇主、對移工友善的仲介，但我們必須認清的是，這些良善的個人在巨大的體制夾殺之下，很難翻轉整個結構，甚至會被有權者拿去當作宣傳樣板。我們必須去揭露的是，目前台灣的「移工體制」其實就是政府、仲介、資方聯手打造的「人口販運體制」，如果當權者還繼續因為得到人口販運防制績優國家而自滿，那無疑是極度虛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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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然伴隨著基本工資調漲，總會被同時提起的議題是：本地勞工和外籍勞工薪資脫鉤的問題。其中國民黨團的《基本工資條例》草案，甚至明確地設定了「外勞排除條款」，採取外勞與本勞基本工資脫鉤制度。

5月30日，國民黨立委賴士葆（左二起）費鴻泰、曾銘宗召開記者，促推基本工資條例，邀前勞動部陳雄文（左）出席說明，然而條例內的「外勞排除條款」，將產生本地勞工和外籍勞工薪資脫鉤的問題。（資料照，記者簡榮豐攝）

普遍支持本外勞薪資脫鉤者，大都認為目前在台灣領取最低薪資的多是外籍勞工，調漲基本薪資也都是外勞受惠，對於本地勞工或是本地消費沒有幫助，因此只要讓本地勞工和外籍勞工的薪資脫鉤，基本薪資就可以大幅提高，本地勞工也就可以因此受惠。

對於此論點，TIWA從幾十年前，便不斷大聲疾呼，「堅決反對本外勞薪資脫鉤」。其原因第一當然是因為勞工權益，第二則是倘若本外勞薪資脫鉤，台灣本地勞工才是真正的受害者。

台灣目前有六十萬的外籍勞工，其中家務工佔二十三萬，全年無休沒有加班費，每天二十四小時待命，照護、家務全包，每月只領15,840元（去年九月 來台的移工薪資提高為17,000），這樣的薪資已是低於台灣市場價格三倍的廉價勞工。因此當我們在討論脫鉤時，不可忽視的是「外勞愈廉價，本勞愈失業的 現象」。

台灣的長照制度殘破眾所皆知，雖然家務移工的薪資一直不成文地跟這基本薪資調漲，直至2007年盧天麟擔任勞委會主委，調高十年未調的基本工資時， 為了安撫部分社福團體的抗議，表示：「家務工不適用勞基法，因此沒有調漲基本工資的問題。」至此，家務移工的薪資就與基本薪資脫勾了。在這樣的背景下，勞委會也曾經花費許多資源去訓練了一批二度就業的居家照顧員，希望改變台灣本地居家照顧員不足，只能依賴外籍看護工的現狀。但實際運作的狀況卻不如預期。追根究柢，最大的原因在於雇主只想要撿廉價的移工使用，使得這些想要二度就業的中高齡台灣人，即便技能在身，卻仍然找不到工作。

2015年底的移工大遊行在凱道登場，上千名外籍勞工、工會等團體上街，強調反剝削訴求。（資料照，記者廖振輝攝）

勞委會過去失敗的經驗，血淋淋地提供了我們一個教訓是：當雇主只要花一萬五千塊，便可以使用二十四小時全年無休，無需給予加班費，家務、照護各種工 作無所不包的外籍移工時，誰會想要使用相對「繁瑣」、「昂貴」、工時薪資加班各種勞動條件「限制重重」的本地勞工呢？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清楚看見，本外勞的薪資脫鉤，不但將導致這種現象更加惡化，同時也讓台灣本地的長照制度無法被真正建立起來。

事實上，台灣的產業遲遲無法升級，也同樣和不斷擴大引進廉價移工相關。台灣的產業類外勞雖然適用勞基法，但他們的薪資也早在2001年就被實質脫鉤 了。2001年，時任勞委會主委的陳菊，為了回應資方團體的脫鉤要求，在經發會上提出雇主可從外勞薪資扣除膳宿費。截至目前為止，雇主仍可以依法扣除五千塊的膳宿費，因此實際上本勞和外勞的薪資早就全面脫鉤。

而就現實的情況來看，從2001年本外勞薪資實質脫鉤到現在，本地勞工的薪資有增加嗎？台灣的產業有升級嗎？人民的生活有過得更好嗎？實際上，我們只看到政府不斷增加大資本企業的外勞聘僱比例，讓他們能有更多廉價勞工可以使用，藉由詐取廉價勞動力，來獲得更多利潤。而這些資本積累全進了資本家的口袋，沒有一絲一毫回饋到勞工薪資上，也看不見台灣的產業因資本家的投資而升級。

台灣勞工陣線4月29日舉行記者會，要求提高基本工資，並以雨傘排出「26K」字樣，而他們要面對的挑戰除了政府通過法案的意願，還有以低薪、高工時為競爭優勢的移工。（資料照，記者方賓照攝）

相反的，環顧台灣現實的勞動現場，幾次大型的勞資爭議，我們都看到勞工抗爭時，雇主讓大批外勞、外包工、派遣工填補抗爭工人的工作位置，藉由失去工作的威脅來打壓勞工抗爭。台灣的資本家總說只有薪資脫鉤，台灣勞工才能受惠，然而事實上，本外勞薪資脫鉤淪為分化工人團結的工具而已。只要有一批更廉價的工人在職場裡，台灣的工人就難以要求提高勞動條件。所以，唯有不分國籍、身分的工人團結起來，才能迫使資方提高整體工人的勞動條件，才能真正找回勞工的權益和尊嚴。

（原文刊載於自由評論專欄【飄零與人權】）

政大「搖搖哥」成為政府「落實社會安全」的第一個祭品。從民眾側拍的影片可見，警察強行將拒絕就醫的搖搖哥架上救護車，載往專門治療精神病患的松德醫院住院。這起「被就醫」事件，不只顯露出政府急著按捺民心的粗糙手法，也再度展現執政者強行進行的劃界工作。原來並非應立即就醫的搖搖哥，在政府「放寬」精神病患強制就醫的條件下，馬上被劃到「有傷人及自傷之虞」的一邊，成為基層公務員「依法行政」的白老鼠。

每每發生重大事件，政府的第一反應都不是做基礎的通盤檢討，而是馬上透過強力的行政權來穩定其統治正當性，以懲罰潛在犯罪者做為公開示眾的儀式。不只是精神病患，貧窮者、遊民、愛滋病患以及東南亞移工都是政府眼中有危害社會安全之虞的潛在犯罪者，也是在劃界工作中最容易被擺弄的一群人。

今年三月比利時布魯塞爾發生伊斯蘭國（ISIS）攻擊事件，是時印尼海外勞工安置暨保護局局長瓦希德說，包含台灣在內亞洲民主國家的印尼移工容易成為ISIS吸收的目標，頓時移工又從潛在犯罪者被推向「恐怖分子」的一邊，成為政府列管的對象。

在此期間，TIWA辦公室不斷接到媒體電話，詢問我們對此的看法，彷彿以移工為行動者的攻擊事件即將在台發生。比起「移工是否會成為ISIS吸收對象」，也許我們更應該從其他角度思考。

一、目前在台灣有一半的移工是不受勞基法保障的家庭看護工，幾乎二十四小時待命工作，其中一半以上的人三年未休過一天假，他們如何參與ISIS的組織工作？即便是有工時、工資規定的廠工、漁工，在勞雇雙方權力不對等的情況下，許多移工無法拒絕加班，休息日、例假日強迫加班的案例層出不窮，假設他們好不容易得到一天休假，長期超時勞動的疲憊身體如何進行ISIS的攻擊行動？

二、每有重大事件發生，政府和媒體就將焦點放在這些「危險」的移工身上，彷彿在事件的催化下，他們「突然」變得「好像會從事恐怖行動」。然而在我們的經驗裡，即便沒有特殊的重大事件，日常生活中他們一直那麼「危險」。以TIWA辦公室附近的公園為例，每到週日，放假的移工與朋友逛街、聚會、消費，只要在公園群聚笑鬧、喝點小酒，就會被附近的住戶投訴，警察也會前來要求解散，好像只要移工一多，就會發生無法掌握的危險情事。

尤有甚者，我們的印尼勞工朋友在運動場從事印尼傳統氣功，做為工作之餘的休閒運動，卻再三被警方以「全身穿黑的像ISIS」而刁難、警告，印尼朋友們沒辦法用中文向警方解釋他們只是在運動，無奈之下只好請我們協助，在紙上用中文寫著「我們只是在運動」，希望警察不要再過度關切他們。

（原文刊載於自由評論專欄《飄零與人權》：http://talk.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1654698）

這樣的陳述十分常見，乍看之下似乎也有點合理，但真的是如此嗎？

首先，雇主負擔了移工的住宿與伙食（潛台詞：雇主很慷慨！），但這並不是什麼值得拿來說嘴的事情。家務移工像奴工般的勞動條件，大概早已聞名國際：被迫二十四小時待在雇主家中、隨時在準備勞動的狀態、沒有自己的空間與隱私、超過半數的家務移工三年沒有休假。雇主用這麼血汗的條件請一個勞工，所謂的包吃包住（而且還不知道吃是吃什麼？住是住怎樣呢？），其實沒有什麼好驕傲的。

其次，勞工在這樣剝削的勞雇關係中，並無任何選擇的空間。在現行的體制下，勞工是「被迫」待在雇主家中，勞工根本無從選擇。事實上，有許多的失能者及家庭，也不忍心家務移工遭受這樣的處境，但他們無法負擔更多，對這些失能者與家庭來說，聘雇家務移工也同樣是無從選擇。

這種雙向的無從選擇，根本原因來自於台灣長照體系的不完整，讓二十多萬的家庭每天都上演「弱弱相殘」的悲劇。而我們的官員，無視於體制的問題，拒絕面對家務移工與失能者之間的困境，也否認家務移工勞動條件惡劣的事實，只用「他們賺的錢都可以匯回他們的國家」這種顢頇的姿態就想蒙混過去。政府拒絕看到體制的問題，換句話說，拒絕看到自己的問題。

第三，「他們賺的錢都可以匯回他們的國家」這個低層級的論述（潛台詞：移工都賺很多！），充分展現了張院長不食人間煙火的姿態。張院長說自己家裡也有移工，可是卻似乎沒有花任何心力嘗試了解這個每天待在他家裡的「人」。如果他了解這個「人」，就會看到這個「人」是在怎樣的環境下，選擇離鄉背井來台灣工作，身陷在這種惡劣的勞動條件之中。答案再簡單不過，就是為了「把錢匯回家」。如果不能把錢匯回家，不會有人願意當張院長的「外傭」，但「把錢匯回家」如此平凡的一件事，在張院長的嘴裡，卻好像成了一宗罪過。

其實移工賺到的錢不是都能寄回家的。移工來到台灣所要負擔的巨額仲介費（六萬至十五萬不等），讓他們前一、兩年幾乎都在還債；而不論仲介有沒有為他們「服務」，每個月都要繳交一千八百元的「服務費」（第二年一千七、第三年一千五，合計六萬元）；加上生活上零零總總的花費，真正能寄回家的，並沒有張院長想像的那麼多。

換個角度想，如果真如張院長所說，全部的錢都能寄回家，那也並非是一件好事。當「全部的錢都可以寄回家」時，代表的是這個「人」已經成為一個工作的「機器」，代表的是我們的制度剝奪了這些「人」休假、娛樂、生活、社交的權利。然而，讓移工們忙到沒時間花錢，對張部長來說卻似乎成了功德一件。

如果今天是我們的「家人」，為了生計、為了家庭、為了夢想去到一個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沒有親友的網絡、語言不通、交了巨額仲介費、二十四小時勞動、沒有加班費、沒有休假、沒有隱私、不能自由轉換雇主、薪資低於當地基本工資。當該國政府官員在國會備詢的時候，以「這些錢都可以寄回家」、「We are family」為理由，說得好像待遇有多好。身為一個「家人」，張院長與陳部長會不會感到義憤、感到不捨呢？

（原文刊載於自由評論《飄零與人權》專欄：http://talk.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1647548）

日前，副總統當選人陳建仁在埔里基督教醫院的一場談話中表示，民進黨規畫的長照計畫中，將以社區為基礎，讓老人在地老化，並讓社區婦女利用孩子上學的時間到長照中心幫忙，原先各地衛生所配置的社區醫師、藥師、護理師也將整合成為以社區為基礎的健康照顧中心。

社區化、在地老化這些構想是好的，但其成功的基礎仍在於照顧人力的配置與經費的多寡，換句話說，長照規畫可以提出各種完美、理想的模式，但最終要問的是照顧人力哪裡來？長照預算哪裡來？

根據民進黨選前及當選後的文件資料，大多著墨在經費預算，即「長照預算每年編列330億，以稅收支應」。先不論「長照稅」是否徵收得到，稅收支應長照經費的問題是，如果330億的經費無法照顧所有需要長照的人口時，照顧不到的失能人口怎麼辦？自生自滅嗎？

另者，照顧人力更是所有長照政策中最重要的部分，然而截至目前為止，長照人力哪裡來，民進黨執政團隊也避而不談，僅以模糊的方式帶過。譬如陳建仁在埔里基督教醫院的談話，「讓社區婦女利用孩子上學的時間到長照中心幫忙。」這究竟是什麼意思？這些婦女是志工性質？或是彈性工時的照顧勞動者？若是志工性質，豈能義務承擔長期照顧的重要責任，若是彈性工時的照顧勞動者，是否表示未來長期照顧的勞動者將朝向非典僱用？

陳建仁做為一個將要主掌長照政策的人，對於攸關長照計畫成敗的照顧人力，怎麼會講出這樣不明所以的話來？這或許反映了整個民進黨執政團隊無法處理現行個別家庭聘僱移工的長照制度。眾所皆知，過去二十年不管國民黨或民進黨執政時期，聘僱移工看護是解決長照人力的主要對策，也是政府「沒有政策的政策」。累計至今，台灣現在每年依賴移工擔任長照人力的家庭高達二十二萬。在民進黨新的執政團隊準備好好規畫長照制度之時，究竟要如何處理這個高度依賴移工看護的問題？未來還會繼續引進移工看護做為長照人力嗎？若是繼續引進移工看護，她們是受僱於個別家庭或是社區長照單位？

上述這一連串提問，是政府規畫長照制度時無法迴避的問題，其實也是長照制度最核心的關鍵問題。也許民進黨在選前為顧及選票，不能把話講清楚，但若選後仍不能有魄力地面對這個核心問題，持續在長照人力的問題上蒙混瞎說，這可能將是極需長照制度的台灣社會的悲劇了。

（原文刊載於自由評論專欄：http://talk.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1640544）

去年九月中，台灣移工聯盟就曾號召多名外勞到立法院前抗議「勞雇雙輸，仲介賺飽」一類大家都知道，只有輸出入國佯裝不存在的問題。（資料照，記者羅沛德攝）

在號稱民主的台灣，怎會讓這樣一個嚴重剝削勞工權益的問題，擺了二十多年還沒法解決？輸出國政府與輸入國政府，多年來的雙邊協議，真的都無能解決「高額仲介費」問題？為什麼同樣是跨國移動到台灣的白領移工，不會有高額仲介費的問題？為什麼和台灣曾經併稱四小龍的韓國政府可以跟輸出國談「政府對政府的直接聘僱」，而已經歷幾次政黨輪替的台灣卻還不能？是不能，還是不為，不言而喻。

跨國流動的藍領移工，不但被輸出國政府以「輸出勞動力」的方式做為削減其失業率升高的壓力，也被輸入國政府以「維持其廉價」的模式提供無法升級產業、持續勞力密集的資方，做為滿足資方需求賺取執政的手段。在輸出國與輸入國政府交相賊的狀況下，透過繁複的跨國程序設計，放任仲介得以掌握資訊的優勢，從中剝削以滿足私利，好讓仲介制度同時幫助控制跨國勞動力流動的一環，滿足輸出、入國政府的需求。

以「經濟發展」為口號的執政方式，長期以來皆是以服務資方需求為目的，私人仲介制度的存在與高額仲介費的收取，加強了跨國勞動力的控管。看似與你我無關的高額仲介費問題，其實與你我的勞動條件息息相關。勞工團體十幾年前提出的口號：「外勞越乖  本勞越悲哀」清楚明白地描述了這樣的關聯性；好樣的這些越南勞工，抗議訴求的權利，其實也包括了你我的將來。

附：越勞陳情書中文翻譯

親愛的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總理阮晉勇先生，首先，我代表所有正在台灣工作、學習與生活的同胞們祝您和家人永遠健康，身心安樂。今天我們爭取時間，勇敢地將我們的一些想法寫成給你的信，我們知道最近政府很關心國際市場改革、開放政策等議題，努力想促進國家之間包括經濟、政治方面的合作。具體來說，為了提高祖國的經濟與生活品質、消除貧困，我國已經與台灣合作，讓勞工能赴台工作，為勞工創造更好的條件，讓我們有機會到國外工作，逐步讓生活更穩定，為國家、家鄉、家庭帶來溫飽的生活。

然而，據我們所知，2014年1月2日勞動局對赴台工作的費用如下：在台灣工廠、建築……等的工作仲介費為三年合約四千美元，看護工為三年合約三千三百美元。但實際上，各家仲介公司都會收我們三年合約五千至七千美元年、超過法律規定的費用。為了非法收取貧窮勞工的金錢，各家仲介使出各種欺詐、壓迫、剝削的手段，例如收了費用卻不開發票、收據，就算有，也不是寫實際的金額。勞工付清各項赴台工作的費用後，該公司會開始錄製短片，逼勞工在短片上說到國外工作的費用與法規相同，並無違法。為了偽造證據，讓他們可以瞞過有執法權限的政府機關，各家仲介還會要求勞工在勞動局的檢查官面前說謊，甚至有人曾被仲介威脅，如果勞工告訴檢查官或有執法權限的政府機關實際繳交的費用，他們將拒絕協助該勞工出國工作或是遣返。

像我們這些窮人，來自貧窮的農村，不易獲得知識和資訊，與社會的接觸也不多。就是因為知道勞工的弱點，仲介公司才慣於使用花言巧語，做出虛假承諾。他們畫出美好的未來，讓勞工去夢想，以為那是真的。那些窮人為了能繳出五千至七千美元的費用，必須把房子、土地，所有有價值的資產都拿去抵押，或是向兄弟朋友借錢。赴台後，在異鄉又產生許多煩惱。從住宿、溝通、工作、習慣……等，各方面都有困難和壓力，而每晚還得為了那筆龐大的「仲介債」而睡不好覺。

除此之外，還有許多外勞遇到不付加班費的公司，被雇主虐待，在惡劣的環境裡生活。許多外勞做二到三年，仍未有能力還債，被迫到盡頭又沒有其他選擇的情況下，只好逃跑，成為逃逸外勞。但逃跑了也不見得比較好，除了失去合法外勞擁有的權力，還要面對數百種擔憂如沒有健保、工作不穩定等，還得擔心頻繁發生工傷事故，汗水、淚水和鮮血天天落下，有時還會遇到不付薪水的老闆，苦上加苦。以上的所有痛苦，說到底都是因為仲介公司的詐欺，收取高額費用，把勞工賣到台灣辛苦工作。

我們這些貧窮勞工希望黨、政府和各部長能早日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此問題一天不解決，就會持續聽到外勞日夜嘆氣及哀怨的聲音。我們再一次懇求您、黨、國家和各部長盡快解決此問題。現在已凌晨兩點，我先在此畫上句點，因為等一下我還要照常上班。我代表所有正在台灣工作、學習與生活的同胞們再次祝您和家人永遠健康，身心安樂，並永遠是民眾最敬愛的一位政府首相。

寫於2015/08/15

此文章同步刊載於自由評論專欄《飄零與人權》

出了台中車站，往右邊台灣大道，連鎖速食店的路口走進去，大約五分鐘，就會看到右手邊有一棟稍顯破舊的大樓，從外觀看來，可以想像這棟大樓曾經有過一段輝煌的歷史。這棟大樓是第一廣場，它曾經是一個台中公有市場，很多台中的美食老店都是從這裡發跡。1995年，台中衛爾康餐廳在晚餐時間因為瓦斯外洩引發大火，又因未使用防火建材及逃生通道封死，造成六十四人死亡、十一人受傷。政府因而制訂相關法規及安檢，第一廣場在後續消防安檢中不合格，後續又傳出有幽靈船徘徊於第一廣場上空，導致人潮減少，第一廣場沒落。

台灣人不去的地方，剛好成了移工聚集的地方。第一廣場因為鄰近車站，商圈沒落後，閒置的空間成為東南亞移工聚會的所在。因為大家都不敢去，所以沒人有興趣驅趕移工，人潮重新聚集後，附近的商家又活絡起來，東南亞餐廳、通訊行、酒吧、KTV、DISCO，沿著第一廣場及周邊發展起來，大部分商家都在週日營業，迎接著僅有週日放假的東南亞移工。這一區被稱做台中小東南亞，去年十月，第一廣場改名為東協廣場。

第一廣場因衛爾康餐廳大火以及市空間向西規畫而沒落，逐漸成為移工聚集場所，去年10月，「第一廣場」正式更名為「東協廣場」。（圖：TIWA）

台北也有一個類似的地方，沿著中山北路二段到民族西路、花博美術館園區，這一區從60年代到80年代是美軍基地，周邊的經濟活動都是圍繞著駐防的美軍發展，巷弄裡大大小小的酒吧、服務美軍的色情行業、舶來品商家，在美軍撤防後沒落。這時候，來台工作的菲律賓移工因為每週到這一區教堂望彌撒，填補了這個經濟空缺，原本販賣舶來品的金萬萬大樓，成為販賣東南亞商品、美容院、雜貨店等東南亞商家聚集的大樓。再往林森北路方向的巷弄走，那些原本服務美軍的酒吧、卡拉OK，如今多數都成為只開週的商家，假日一到，就等著菲律賓移工上門。這一區被稱做小馬尼拉。

這些圍繞著車站、宗教信仰建立起來的移工商圈，凸顯了特有的外勞經濟，卻有截然不同的命運。第一廣場因為公安及民間傳說，成為台灣人放棄的商圈後，卻因為移工的進駐而翻轉，變相獲得認可，政府甚至帶頭試圖把這一區發展成具東南亞異國風情的觀光景點。類似的狀況，台北市中山區卻因白種人美軍換成深膚色的東南亞移工、鄰近住宅區及房價等因素，時常有居民檢舉移工非法在公園聚集、吵鬧，種族衝突不斷。

圍繞著車站、宗教信仰建立起來的移工商圈，凸顯了特有的外勞經濟。（圖：TIWA）

這兩個地方的經濟活動，都因為移工而重新復甦。這幾年的移工運動及文化行動，讓我們慢慢學著接受這些週日才出現的台灣居民，但不管是第一廣場或中山北路，不可否認的，台灣社會普遍的想法仍是：希望這些台灣居民在特定的區域聚集出沒就好，最好不要進入我們的日常動線；移工可以儘管去我們不再喜歡的場所，但拜託不要出現在我家旁邊的公共空間。移工就像基地台，是一個鄰避設施：我們需要它，但它還是離我越遠越好；我們需要移工的廉價勞動力，但移工最好不要走入我的視線範圍。

移工來台，成為最底層的勞動力，承擔台灣最血汗的勞動，目前人數已達五十八萬，台灣社會卻很少思考這五十八萬人除了工作之外的生活樣貌。在台灣沒有家的移工，日復一日，只能在工業區、漁港、公園、車站進行私人的休閒活動，若不慎跨過種族及空間的界線，就會遭到驅逐，每年開齋節的台北車站就是最好的空間排除案例。

台北車站大廳擠滿休假的移工，慶祝回教開齋節，卻經常被民眾批評為「佔領」、「擾民」。（資料照，記者羅沛德攝）

有人會說，我們不是歧視外勞，是因為他們聚集在公共場所、吵鬧亂丟垃圾，但讓我們再想一想，2015的跨年夜，北市廣場清出的12.35公噸的垃圾；年初霸王寒流來襲，陽明山、合歡山因賞雪民眾的湧入，同樣造成環境的破壞，更別說各大音樂祭在沙灘上留下的髒亂了。

比起這些台灣人製造的紛亂、垃圾，只是都市傳說的幽靈船竟顯得可愛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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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外籍看護工主要分兩種，第一種是大家普遍熟知的「家庭看護工」。家庭看護工由於完全不受勞基法保障，不僅薪水遠低於基本薪資，只有17,840元，工時、休假都完全無法受到保障。全台約二十二萬名家庭看護工，每日工時長達十八小時，別說國定假日無法休假，根據勞動部統計，一半以上的外籍看護工來台三年都未曾休過一天假，如此惡劣的勞動條件，成就了台灣血汗長照的現況。

而另外一種，則是所謂的「機構看護工」。養護機構是適用勞基法的行業，因此所僱用的勞工，無論是本國籍或外國籍，皆應該受到勞基法的保障。但是，就實際情況來說，養護機構看護工的勞動環境，有些甚至比家庭看護工還要惡劣，而其中最大的癥結，在於養護機構看護是以勞基法八十四條之一列入勞基法保障範圍，而84-1之所以被批評為｢血汗條款｣，正因為它其實就是我們經常聽到的｢責任制｣。

去年五一勞動節大遊行，上萬勞工上街抗議，表達「縮工時、反過勞」等訴求，而本地勞工尚且如此，受同一條法障「保障」的移工，受壓榨的情況只怕有過之而無不及。（資料照，記者陳志曲攝）

依照勞基法規定，勞工正常工時每日八小時，每月加班不得超過四十六小時。但是依據勞基法第八十四條之一指出，部分行業的工作時間，可以由勞雇雙方約訂，不受限於第30條、第32條、第36條、第37條和第49條的限制。也就是說，這些勞工的「工作時間、延長工時、例假、休假、夜間工作」……等原本應有的保障，完全被排除在外，而也就因為有了八十四條之一的庇蔭，養護機構的外籍看護工即便適用於勞基法，仍然被合法地剝削著。

住在養護機構裡的，不是行動不便的老人，就是需要長期照護的重症病人，二十四小時都必須有人看護，因此，機構看護工都是十二小時日夜輪班。十二小時中雖然依法規定必須有兩小時的休息，但實際上這兩小時的休息時間，幾乎都被要求不得外出，即便吃飯也必須待在病房旁邊待命。許多養護機構為了省人力省錢，一個看護工至少要看護八到九床。到了夜間人手更缺，一個人看護二、三十床的例子比比皆是，多數機構看護工在應有的休息吃飯時間裡，根本是飯來不及吃，也不能好好休息。

去年年底的「移工大遊行」強調外籍看護工的權益都沒人看見，尤其外籍看護往往每天工作十七個小時，這些人的血汗，完全不被重視。（資料照，記者黃邦平攝）

工作超時固然是一大問題，但是對於外籍移工來說，最無法忍受的是加班卻無法領到加班費。然而，依據八十四條之一的規定，必須要「超過勞雇雙方約定的工時」才能領加班費。照護的工時固然不容易計算，但是並非無法認定，至少打卡紀錄理應成為勞工上班時間的依據。在TIWA協助過的個案裡，有惡質的養護機構要求勞工先打下班卡再繼續上班，也有另打兩份卡，一份是真實的上班時間，另一份是給勞工局檢查用的。但有也有打卡紀錄分明清清楚楚地顯示勞工就在上班，但是當勞工向勞工局申訴沒有加班費時，勞工局竟然要求勞工必須拿出證據證明自己休息時間在工作，否則無法認定加班屬實。資方可以用打卡紀錄做為發薪的依據，勞工卻不能用打卡紀錄證明自己在工作，實在令人想不通認定的標準究竟在哪裡。

勞動部替資方用法律開後門，而資方為了追求最大利潤，濫用八十四條之一的制度來規避加班費。外籍看護工面對不斷的加班，動輒超額負擔的病床數，照護品質也被迫受到影響。從家庭看護工，到機構看護工，台灣的血汗長照無處不在，犧牲的不只這些血汗外籍奴工，更是被照顧者的權益，以及整個台灣長照制度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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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睡覺，姊姊說睡覺會死掉。」

「仲介要來找我，他們要害死我。」

「姊姊什麼時候回來？姊姊可以救我。」

今年二十三歲的斯米躺在安全的軟墊上，放鬆了全身，喃喃說著意義不明的印尼語，晃頭微笑，用手指點點四周看不見的朋友，再用手指點點自己的額頭，她已經精神病發好幾天了，連續三天不吃不喝不睡覺，反覆地進出房間跟客廳，在房間的時候就窩在床上念可蘭經或哭泣，到了客廳就坐著發呆，或問人：姊姊什麼時候來？（姊姊是負責斯米案的社工）。發病第四天，用過精神藥物的斯米選擇脫離現實生活，成了睡美人，被送進急診室，到現在已經沉睡四天了。她似乎很享受著這樣的感覺，臉上始終帶著安祥的微笑。

近幾年，TIWA陸續安置了幾位精神異常的外籍勞工，她們都是在個別家庭照顧老人及小孩的看護工。女工發病前，都曾向仲介反映雇主很兇、病人打人、沒有足夠的休息時間……等，而這些反映通常只換來：你要忍耐、你還要不要賺錢？忍不下去就回印尼……之類消極或威脅的話語，然後某一天，她們開始對著牆壁說話，或是虛構出一個只有她看得到的人物，說著只有她們才知道的故事。在大部分的雇主跟仲介眼中，這些發病的女工不是中邪就是在演戲，她們是沒辦法工作的累贅，很快就會因「無法勝任工作」而遭解約，丟到勞工局去，等待勞工局再把她們丟到安置中心。

近幾年，TIWA陸續安置了幾位外籍看護工，因為長期處於照顧病人的高壓中，終致精神出現異常狀況。（資料照，記者鹿俊為攝）

斯米是第一次出國，從印尼帶來的照片裡，斯米戴著頭巾皮膚白皙，活潑地朝著鏡頭比出勝利的手勢。來到台灣四個月後，斯米變成滿臉青春痘、臉色黯沉沒有笑容的女生。她在雇主家的時候，白飯被摻進鹽巴要她吃，病人跟病人的子女對她都非常嚴苛，據了解，她的雇主已經換了七、八個看護工，她向仲介反映多次，沒有改善，雇主也不同意她轉換雇主，直到他們在白飯裡摻了鹽巴，才在仲介的堅持下同意她轉出，但條件是她要一直工作到找到新雇主為止。

今年一月，她看護的病人住院的時候，斯米告訴同房的印尼看護工，有很多男人一直來找她，她很害怕。但病房裡只有兩個臥床老人、看護跟雇主，她一直喃喃自語要旁邊的人救她，當天就被仲介送到勞工局，下午的時候來到安置中心。一開始都很正常，斯米開始面試新工作，只是每回都是開心地出門，垂頭喪氣地回來。一月底她告訴我們，她常常忘記東西，暫時不想面試了。又過了幾天，她跟同房的印尼女工說，姊姊在生我的氣，我要怎麼辦？二月份年假沒過完，斯米的精神症狀就壓不住了。

像斯米一樣發病的工人，來到中心後，腦袋裡還是時常出現雇主及照顧者的身影，有的會模仿雇主罵人的樣子、有的會急著整理打掃、有的會懼怕，好像雇主或仲介隨時會打開門，出現在她眼前，有的則成了安詳的睡美人。這些放下家庭來台灣工作的移工，懷抱著夢想踏上台灣，究竟是什麼樣的壓力，把這些勞工逼成了精神病患？

照顧過病人的人一定能體會，照顧一個病人，無論是精神或體力上，都是一件負擔相當大的工作。持續的照顧、精神緊繃，都可能引起照顧者的精神耗弱。2016年1月27日「一屋兩命，悶死公公、孝媳跳樓」之類的慘劇層出不窮，顯示台灣的老病殘跟照顧者，在殘破長照制度下的處境。病人、家庭照顧者、看護工都在這個制度下掙扎、相互擠壓。台灣的社福制度將最重殘病人的照顧責任轉嫁到外籍勞工身上，又限制聘僱外籍勞工的家庭申請社福資源，導致在長工時、照顧壓力及雇主壓力下，工人出現精神異常的現象持續增加。

照顧過病人的人一定能體會，照顧一個病人，無論是精神或體力上，都是一件負擔相當大的工作。持續的照顧、精神緊繃，都可能引起照顧者的精神耗弱。（資料照，記者方賓照攝）

即將就任的總統蔡英文，在選前曾對工運團體（2016工鬥連線）承諾，政黨輪替兼立院過半後，將立即修改相關法令，讓有聘僱外籍看護工的家庭可申請社福資源，也會立法保障家務工。如果，民進黨在立院已經過半，什麼時候，總統當選人蔡英文願意對這群沒有選票的女工兌現她的承諾？

斯米還躺在精神科病房裡，成了睡美人的她，包著尿布接著尿管，失去了行動能力。她在病床上微笑著、搖手晃腦地說著話。我想，不管她在跟誰對話，她夢裡的世界，一定比現實生活要好很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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