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T婆工廠》很好看，《彩虹芭樂》不好看。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感覺？我來自剖一下。

《T 婆工廠》描述移工們和TIWA共患難、共爭取權利的過程，並且在過程中每個人不是呆版的異端*地位，而是也有許多情與慾的釋放和接收。她們對於愛情有著珍 惜當下、順其自然的態度；縱使抗爭有初步的收穫而取得比較好的保障、就算片尾交代了她們過了幾年離開台灣之後許多戀人分手了，給我的感覺是：那就是一個人 生的過程，當初 （共同奮鬥而）紮實（甜蜜交往而）美滿已足夠，每個階段都會有不同的人事物。

片中一句話讓我印象很深刻：「生命中有些東西來了，就開放地迎接它。」　我不會把這句話看成說服自己合理化接受不舒服體制的藉口，而是在私領域的生活與感情，用開放的心態面對可能會有許多收穫和啟發。所以《T婆工廠》片尾的離別和分手，對我來說是不捨但也微笑的心情。

然後進到《彩虹芭樂》，整部片有過半時間都在追蹤當時TT婆婆的後續發展，對我來說這不是個「議題」，所以看了就覺得可以再更好的感覺。可能之前就有受到 台大社會系孫中興老師「愛情社會學」課程的影響吧，他告訴我們：「交往當初對彼此『海枯石爛、一生一世』的諾言，絕對都是真的；但是那是當時的情境，隨著 感情的進行，情境變了，諾言也不再相對應後來的情境了。所以不用覺得誰背叛了誰、無法遵守承諾什麼的。」

所以我就對於追蹤感情的後續發 展覺得比較沒有新意。座談會時與談人也有提醒，當影片詮釋者若用傳統主流價值觀的預設來看待片中主角，會很危險，因為觀眾看完可能會有「所以我們要更努 力，不要成為異端；因為成為異端生活是艱辛的、情感是漂流的」，還是會有界線、你我群、「可憐」弱勢的心態。為什麼要用「ＯＯＯ『還在跟』ＸＸＸ在一 起」、「ＹＹＹ與ＺＺＺ『終究分手』了」，彷彿我們期待的劇本是終成眷屬、幸福結局心情才能完滿、才是正典。

《彩虹芭樂》和觀眾提問有 一個交流是：「為什麼要去『說服或澄清』移工們的女同志情誼是不是情境使然？」《彩虹芭樂》裡面企圖說服觀眾有主角證實是本質的，並非僅是情境。但我認為 這依舊在二元對立打轉，跳脫不了本質／情境的框架。情境與否真的那麼重要嗎？就算真的是情境使然，那又如何？我也可以積極地說：「感謝有那個情境，讓T婆 們有機會在一起；只遺憾她們後來回到了異性戀為主的情境，讓她們學壞了變成異性戀。」軍隊、監獄、同性學校、工廠等的情境，也是有積極面讓個體產生能動性 情慾交流的，如果為了想要用正典的脈絡說服主流「並非情境」，那真的非常可惜。

這就是為什麼我喜歡《T婆工廠》大於《彩虹芭樂》的原 因。不過，我仍不否認《彩虹芭樂》對於紀錄女同志、移工背景的貢獻。最後是紀錄片技術層面：《彩虹芭樂》的進行有較大篇幅都是攝影機與受訪者一問一答，甚 至有很長的篇幅放在飯店裡的床鋪排排坐的談話；相較之下，《T婆工廠》有著較多的生活感，這也是《彩虹芭樂》較為不足的地方。

*異端：彩虹芭樂帶出移工們在「異端」的生命歷程中，在居住、求職、人際關係等與一般人很不同的生命路線下辛苦的生存，往前走。異端指的是在現今政治經濟結構下核心以外的異端。（當日與會之性別所連同學提供「異端」之解釋）

前一陣子在TED上看了一場演講，關於美籍華人女記者LESILE T. CHANG（張彤禾）花費三年時間暗訪中國東莞的工廠女孩，她開場時說到：全球化資本主義下讓西方先進國家成為受益者，進行的每一場交易都在剝削著犧牲 者，西方世界的需求、享受低價的物品，換來另一個世界人口的苦難，似乎成為一個很普遍、簡單的論述。然而，張彤禾，在她長達三年訪談、貼身與工廠女孩相 處、生活後提出不同的看法，（下方提供連結點閱）。演講的最後她如此結語：很多你坐在辦公室、圖書館、憑空想像的事情，不見得跟你真正走出去，所體驗到的 世界是一樣的。她發現從貧困、惡劣農村故鄉來城市工廠工作賺錢的女孩，雖處在生活條件不佳的宿舍（但也比家鄉環境好），廠房工作環境也不好，但她們已經習 得、擁有生存之道，而她們所賺取、存下的金錢，以及在城市中被激發的學習、見識，更讓她們擁有不一樣的人生。於是，工廠女孩不再只是血汗工廠中被壓迫的女 孩，她們有選擇、她們有獲得、她們有能動性，千萬不要只是聯想到她們時，就只感到愧疚、同情與不捨。

今天看了T婆工廠以及彩虹芭樂，映後座談的言論間，讓我想起了TED這翻演講，當○靜如提到，如何透過這兩部影片「剛剛好」的去描繪移工女性/同志的工 作、感情與生活在移動、遷徙與家鄉之間，讓觀眾可以看見她們每個主體的力量、能動性，又可以瞭解其中被壓迫、歧視的對待與煎熬，這樣的「剛剛好」是很大的 挑戰。王蘋也提到，擔心觀眾對於這兩部影片的同情、憐憫反而更加趨於追求、穩固所謂正典（正點）的模範（美好的愛情、伴侶等等），更加壓縮了沒有資源、能 力去成為正典（正點）的邊緣，也小看了、忽略了那些非正典（正點）族群已經打拼出來的多元型態。郭○昕說：她們輕輕地說，卻道出沉沉的重，孰輕？孰重？最 後，何春蕤說：兩部影片已經進了她們的責任，帶出她們的故事，接下來是我們的責任。

從第一、二段的串連，我想要闡述的是接下來的自言自語、自問自 答。全球化資本主義下的勞動環境確實是血汗工廠，工人們生活在數十人一間的宿舍裡，合用廚房、浴間、廁所等等；工人們被視為機器、工具般的對待，甚至只是 作為工廠爭取外籍勞工缺額的棋子；工人們工作投入的時間、勞力與所得不對等，但是我們要去看見、體認到在血汗工廠中的工作者，本身主體的能動性，她們捍衛 自己的權力、她們投入同志感情關係。回到她們的原鄉，更可以瞭解她們移動、遷徙的原因，可以看見移工們所經歷的成長與獲得，絕對都是改變她們生活環境的資 源。同情與憐憫或許可以帶動、吸引人們投入運動，但這也就刻板了移工們（或任何被壓迫、邊緣的族群主體）亙古的悲苦形象，所以她們一定要符合那個樣子，所 以她們勢必是沒有資源、沒有能力的受害者、受壓迫者，永世不得超生的魍魎。請正視她們的主體與其生存姿態，她們每一個的特殊性、獨特性，她們在選擇與不選 擇之間的能動性。在全球化資本主義荼毒下，我們都應該去修正不合理的勞動條件，捍衛工作者的勞動權益，使得供/需、成本/效益之間均獲得較為合理的平衡， 但並不是透過同情、悲憫她們，那樣的運動相信是短暫，且終究失敗；而是因為每一個「人」都需要、每一個「人」都應得。

最後，提一下我自己在研究所第一年辦了休學，去澳洲打工度假一年，我，就是一個從台灣移動到澳洲的勞工。我，女性，澳洲台勞。

相關連結：

• TED/張彤禾: 中國工人的心聲
• 張彤禾/工廠女孩

「除了創造新的快樂形式之外，我們還發展出驚人的能力：即使沒有快樂也能活下去，即使不抱希望──希望有朝一日能達到那幾種最令人熟悉的圓滿結局──也能活下去。……這樣的否定能力，是酷兒文化的歷史資源之一。」（《酷兒‧情感‧政治：海澀愛文選》頁48）

如 果說，《T婆工廠》的女同情感或愛情是交織在移工抗爭運動中，以議題的方式呈現，似乎被突顯了偶然性，那麼，《彩虹芭樂》是針對這個偶然性窮追不捨的精彩 問答。2010年的《T婆工廠》在愛情議題上強烈地留下了繼續追問「後來呢？」的伏筆與動力，「她們不能永遠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嗎？」大部份涉及愛情的敘 事，都沒有能力、慾望或勇氣去直面或處理「後來」的問題，但《彩虹芭樂》做到了。以更純熟的訪談、鏡頭捕捉與剪接，在二十一世紀跨國間，穿插了人類學方 式，記錄並深刻探討了愛情、婚姻與家庭的神話／現實及其政治，素樸的場景與刻骨銘心的訪談對話，抽絲剝繭出極其豐沛複雜細緻幽微的情感情緒與意志，再現絕 不天真的移工生命與愛情故事。

影片從享年三十二歲移工艾莉思的喪禮開始，鏡頭面對著教堂裡前來瞻仰遺容的眾親友賓客，如果不是透過音樂、字幕「這是艾莉思的喪禮」，我們從人們的表情， 不一定猜得到這些魚貫往前的賓客是去棺木前張看親友屍體。其中有大人抱著小孩，大人們的表情有哀慟但也有木然者，而小孩們在棺木前探頭撫摸好奇地張望著。 鏡頭主要想捕捉的，應該是艾莉思生前最後的女友蜜兒，她戴著墨鏡，肅穆深沈的哀傷。然後字幕打出蜜兒在艾莉思過世後面對鏡頭的哀悼：「和艾莉思在一起的每 一時刻，都是美好的回憶。」影片最後，字幕打出是獻給四位莫名死於三十餘歲的同志。從某個角度看，這是一部關於哀悼的政治的紀錄片，整部片子所實踐的，也 許正是堅持政治性地為這些失落的邊緣身體與情感持續哀悼，並且堅持留下記憶，堅持讓那些被認為是微不足道的生命重量，重新被看到，被紀念。死去的，不僅是 活生生的女同志，還有一個個在二十一世紀跨國勞動市場裡被逼到憤而自殺跳樓（這也是一種離職！）的那些最後僅僅埋葬在龐大數目字裡的勞動者。《彩虹芭樂》 看似雲淡風輕地呈現著TT婆婆的芭樂愛情與生命，然而，每個生命與情感的重量與厚度，卻同時是用精準的表情、畫面與話語捕捉，以及對全球化工作環境的畫龍 點睛，而讓人觸目驚心。當年參與關廠抗爭的移工，離開台灣後很多到杜拜去工作，我們隨著導演陳素香與製作人吳靜如的飛機，飛往2010的杜拜，透明的玻璃 窗望出去是一幢幢高聳乾淨潔白的摩天大樓，然而，現代性的超乾淨潔白，背後蹂躪剝削的勞動暗巷黑夜，從來也同時是極度噁心的，影片在超級豪華炫麗的杜拜一 塵不染的水舞畫面上，字幕悄悄卻血淋淋驚心動魄地告訴我們，這一年，杜拜有113個移工自殺，2011年5月，一名移工從147層的杜拜塔，跳下來。現代 資本主義民主平等自由乾淨的公領域裡，誰哀悼這些英年早逝的生命？誰瞻仰她們的遺容？誰紀念她們的悲歡離合？誰在乎她們每時每刻所承擔的不值一顧？這可都 是一條條的人命。

《彩虹芭樂》透過穿插黑白的《T婆工廠》交待故事，互文對照中，我們發現每張面孔每個身影都劃過了歳月的痕跡，而歲月最精彩的印記 是改變，情感變了，身體變了，生命也改變了。導演的旁白說，2004年底，台灣國際勞工協會因為協助一群菲律賓移工關廠抗爭，過程中出現許多女同志，因而 意外拍成了《T婆工廠》。或許這個「意外」的偶然性，貫串了整個說故事的認識論，如何直面這一切偶然與改變，則是衝擊著影片內外每個人的功課。一對對的女 同志，幾乎都以分離結局，而斬斷或傷害感情的，大約有二把劍，一是整個現代社會婚姻家庭體制的大幻想，一是死亡。然而對於分離，影片中有著各種不同的思 考，衝擊著既有的認識框架，而結局也都不是結局，是複雜的過程，或是揭開另一段未知生命場景的序幕。影片中，中年老T費爾曾經有個在一起超過十年的伴喬 琪，從台灣到杜拜，費爾對她付出了全部，然而喬琪「突然」去結婚了。費爾有了年輕的新伴黎安，生命經歷讓她對眼前的感情充滿著不確定感，影片同時也讓我們 看到一個近乎憂鬱的老T費爾，不是失業就是在地球村擔任無聊到只能不斷去上廁所的驗票員工作，當杜拜「地球村」意味著全球一家快樂豐盛的多元國際文化， 《彩虹芭樂》卻拍出了支撐這個幸福國際的巨大「無聊」之一隅，包括白領上班族黎安提到的，勞動者住在狹小擁擠而房租昂貴的宿舍。費爾在影片中問另一位離開 了曾經相愛的T亞倫而「突然」去結婚的愛莎，婚姻的感覺如何，愛莎說是「快樂和悲傷的混和」，「我們的生活經過很多試煉，這些試煉，很難」，但是「沒有回 頭路」。痞子T亞倫在片中搞笑活躍的身影中，同時也呈現了情感相當深沈的反思性，包括對於自己的性別，以及情感與婚姻體制間的張力，他體貼節制也同時衝勁 十足，婚後的艾莎在教堂中說「亞倫理解我的全部，包括我的內心。」但影片並沒有把全部故事導向說教性或本質性的女同戀情，另一對T婆伴侶萍與雁，則是跌破 眼鏡地T去當了妻子與母親，帥T雁不願意她與萍的關係必須因著家人的不支持而長久處於需要保密的壓力之下，於是弔詭地以結婚生子來拒絕社會恐同壓迫，她很 幸運，結婚生子的確交換到生活的支持，而萍也願意她獲得好的生活，這和另一對品拉與藍的關係又不同，品拉說「和男人沒有愛，只有小孩」，但其實如果我們不 從一對一的固定框架看，品拉與藍其實都在勇敢地直面一種身體與情感多元拉扯的真實狀態，這其中的複雜性，我們還沒有足資理解的知識或論述，更沒有足夠支持 各種複雜多變情感關係的社會制度。同樣，「緋聞不斷」的彭強與不斷提分手的雅魯，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情感與羈絆狀態，其實也還有很深的理解空間。

《彩 虹芭樂》是一部豐富的紀錄片，影片結束，每個人物有限的生命軌跡勾動不同位置的觀影者繼續不斷提問，提醒著我們論述的有限，知識框架的有限，以及繼續探問 與紀綠的必要。（寫這篇觀影心得，我要感謝吳靜如與陳素香在台北電影節開幕片放映時的精彩談話所帶出的觀點，還有宋玉雯，林文玲，鄭聖勳，蔡孟哲，宋剛， 一起觀看影片時的分享，也啟發我。當然，他們的想法都精彩更多。）

我企圖從某種混文類與複雜比喻的角度來閱讀《彩虹芭樂》，說出它 可能為政治正典的新常態（the new normal）主體性帶來哪些衝擊。在提到本片之前，先提一則洋溢戰鬥風格、很可能被當前性別主流視為過時產物的女性主義科幻小說權充寓言（與預言）。在 Joanna Russ出版於1978年的小說《我們…將成為…》（We who are about to…）祭出了未來歷史目的論與傷殘毀敗自主性的對決命題：藉由擱淺於外星環境的社會實驗設定，主角逐漸將她周圍試圖以生殖繁衍來取得未來的同類∕敵 對人類殺光，製造出不可能有後代、歷史終結於她（頑抗的窮途末路者）的慘烈絕望，但又表現出奇異生機勃勃的罔兩說書口吻。以某種換喻排比的視角，從《T婆 工廠》到《彩虹芭樂》，製作群拍攝、追蹤且與飛盟這群非正典性∕別移工為友，記錄後者的生命圖像與變遷跨越，個中的核心命題之一或許是意欲降低無所不在的 未來存續論之宰制力，在隙縫與裂痕之內蒐羅各類不合時宜生命存續（但不服務「未來」）的形跡蹤影。

充盈著端莊烏托邦風姿的「未來」座落於當今「公民/國民社會」的想像佈局，似乎逐漸窄化焦聚於進步中產小資階級的生命情狀，以及此種生命模式能夠盡量完好 無損地延續下去的孤注一擲投資。對於1970年代的第一世界基進女同性戀女性主義科幻小說作者，其生之可欲可喜之處在於抵抗並否決由白種異性戀生殖機制霸 權所主導的世界，即使此抵制的終點就是自身的孤絕與人類物種的滅絕；而在2013年的台灣現況，與主導機構合作、藉由剔除或刪減不適任中產未來想像的人口 來換取看似部份性別與性傾向的「容納」（incorporation），則非常鮮明堂皇地成為國家性別主義與粉紅國族主義的理所當然修辭。於是，除了是女 性、女同志、性別酷兒之外，種族與階級的底層性讓飛盟T婆群體的鬥爭顯得不但差異於異性戀性別政治，更是大大有別於戮力爭取中產小資單偶地位、忽視階層緻 密性與公民門檻的同志主體。在這裡，我必須提問的是：若是生理女性與生物繁殖的配套本身即為一場無所不用其極的造作，同性戀的身分汙名亦是異性戀霸權的張 牙舞爪部署，那麼，經由安居樂業、長遠單偶、穩固工作、國族認同，乃至於合法人類位階所織造出來的公民意識，即使不比前兩者「人工」，也絕對是通過權力論 述階梯序列所產生的非自然（副）產物。

除了以作戰∕做愛混雜交媾的敘述來並陳跨國遷移、伴侶替換、情慾突變，以及性別跨越，《彩虹芭樂》以懷舊西洋 搖滾揉雜台式卡拉OK的情調鋪陳出浪漫愛的虛妄，以及非長期固定情愛的迷人「湊夥」活路。無論是與帥T談戀愛且與生理男有性關係而懷孕的婆、竊喜於被視為 男人的不正確勞工T，乃至於轉換性別成為常態妻子角色的T，再現的視角充滿百感交集但無定調評論。至於身為觀眾的我們，無論是從中看到門道或熱鬧，都至少 看得出性∕別、位階、族群、生命形式的複數雜沓，個中從未有哪種身分較為天生純粹、哪種較為「情境式」，所有的選擇都密切包含著傾向、位置，以及因時制宜 的後冷戰存活守則風貌。

回到最初提及的小說，此書給我的震撼在於隱隱約約勾連起本片的雜種多重作者觀點，類似海澀愛闡述的「任何落後生命都 至少願意在此存活」的（低度）烏托邦願景。倘若某種咬牙玉碎的女性主義寧願守護殘存生命的尊嚴乃至於犧牲未來繁衍的大義，在《彩虹芭樂》就是寧可在反烏托 邦的現狀、不讓任何低階位置的生命成為性別主流化的殘餘或待挽救對象，而是讓敘述觀點造就出的時空物質性鋪陳出一種模糊堅決的「無托邦」（non- topia）。在這方無烏托邦的非應許之地，再落伍、頑抗、窮困、早夭的酷兒生命都被視為罔兩譜系成員，而非進步現狀的棋盤動態或國家主流性別政策的統計 數字。他們各自的變遷情愛寫出這齣非烏托邦的分合離散，完整且破碎，感傷滿懷且倔強不從。

不時總會聽見一種將《T婆工廠》歸諸於「情境式同性戀」的聲音，偶爾不耐起 來，總想直接反問，如果按照所謂情境式的邏輯，那麼這個異性戀世界才是一個最巨大的情境吧，從大多數生活文本的情感再現到盤根錯節細瑣座落如夫妻共同報稅 優惠的種種制度，在在都是鼓勵、要求我們要長成一個異性戀的壟斷「情境」。而這樣的邏輯辯護其實也不對勁，我更想反問的是「情境式的同性戀」有什麼問題 呢？難道有不是發生在某種特定情境裡的戀情嗎？

你的彩虹，我的芭樂

或許是因為太常面臨到類似的同性戀情境說、環境影響說，在《彩虹芭樂》這部追蹤TT婆婆後來 怎樣的紀錄片裡，不避鋪墊不夠地（要怎樣才夠？）透過顛沛於勞動的神聖與羞辱、獎勵與懲罰，經歷抗爭與一起堅持抗爭的戀人結婚生子的Bing，一個「婆」 的回答，反駁這樣的說法。”It’s in your body already”，Bing說。對我而言，我還是很需要這樣的答案，一個從婆的位置明白說出口的答案。我想，這是因為我讀入的位置吧。如果要用一個字來概 括《彩虹芭樂》的觀後感，第一個闖進來的字是touching。不是那麼清楚這部紀錄片為什麼那樣打動我，或者也只是無法明白地說出來，下意識地必須隔了 一層用他種不熟悉的語言來加以標的。《彩虹芭樂》帶給我最大的情感震盪到底是什麼？可能就因為我也是個彩虹不起來的芭樂T吧。我們都帶著各自不同的經驗 （或者說傷口）閱讀她們的故事，閱讀那些性／別與移動、勞動交錯的軌跡，在我們各自紛然的閱讀與理解的背後，也有著層層疊疊磨滅不去的社會性刻痕，她們的 離散和情感分合，不僅是個人的故事，也是全球化浪潮中特定階層、區域等群體的縮影，她們情感的聚散分合也不僅是個人的選擇，而有著婚姻-家庭連續體的強大 力量在背後拉扯、撕裂著她們，與我們。要如何將她們的故事重新「政治化」，置入我們生存的社會處境，置入個人自身的經驗裡來理解，同時也是將自身重新政治 化的一個艱難過程。

流（不）動的幸福快樂

對於穿梭《彩虹芭樂》片中多數地名的陌生，讓我 更加跟不上她們移動的腳步，這除了再一次反映出活在台灣某種共通的經驗，歐美總是比東南亞來得親且近，更是首映會後座談裡所說的，「必須正面看待她們在不 穩定狀態中的生活……其實她們處理變動的能力比我們強多了」（吳靜如）。在我看來紛亂不明的移動軌跡，那些倏忽轉瞬的異地街景，無不指陳出她們勞 動的難度，以及情感維繫的不易，無論是去國或歸鄉，「她們沒有從此幸福快樂地在一起」幾乎是呼之欲出的答案，但我們似乎卻仍期待一個快樂的結局。所以，這 是一部同志移工的悲劇？一則悲慘故事？我一直在「這不是一個悲慘故事」與「這當然是一個悲慘故事」之間擺盪。《彩虹芭樂》全片的敘事基調非常節制，明顯地 拒絕訴諸悲情，更拒絕踩踏在血淚控訴或是道德說教一類政治正確的位置，而我在觀影的過程裡也一再感受到某種言說不出的力量。與此同時，都分手了，甚至死人 了，生離死別，遍體鱗傷的情感，這樣一部以喪禮開場、獻給亡者們的紀錄片所訴說的故事難道還不夠悲慘嗎？或許，對於快樂的結局的期待，對於複雜生命力的強 調，更多投射出的是我們的解放欲望，與我們擺脫不去的無力感，而她們掙扎突圍所帶給我們的力量，不能凌駕於她們在勞動與情感裡的困頓。這不是一則悲慘故 事，這當然是一則悲慘故事–我們或許必須同時看見，將之讀成悲劇的重要性與除了讀成悲劇之外的可能性。

這不是最後的結局。最後的結局或許 也不是拼搏的目的，因為拼搏的最後常常仍要是失敗，而這或也就是TIWA支援移工抗爭、《T婆工廠》與《彩虹芭樂》所紀錄下的影像聲響更為重要的意義吧。 仍然拼搏，為的可能也不是復合、或是為了迎來終極的幸福快樂，而是揣著改變結局的可能性，在過程裡繼續拼下去，或者再也拼不下去。這個過程，是漫長的，比 結局更加漫長。

飄移、流動這種既隨遇而安又潛藏一絲絲不安心的現實感，對於 活在生活環環相扣的緊湊現實情境裡，境遇飄移流動的感受，其實可能是一種過分天真的自我放逐。時常，生活中無疑需要對現實有所妥協。有些時候，不只是一種 不確定感所激發而成的冒險精神，還有一部份來自於尚未跨步移動的經驗讓冒險成為可能。

2012年聖誕節前夕的那個週末，我在TIWA辦公處 外頭喝了一杯移工朋友請的酒。那個時候夜晚即將入住，起風的時候還真覺得冷。依著辦公處外的玻璃牆面，一邊感染著移工朋友們歡聚在這節日意義裡的歡愉；之 於我，節慶背後有著複雜地資本主義運作，往往對待節慶有著很難融入的隔閡。那晚，透過彼此用微笑與身體語言接受的當下，雖然冷，卻使我更在意節慶只是一種 表象，拉近的是身處異地跨國移動所締結而起的依存。很難清楚釐清這之中是誰需要誰。

於是《彩虹芭樂》將《Ｔ婆工廠》當時所記錄的抗爭過程裡意外發現的幾對ＴＴ婆婆的故事，更貼近地將女同志情慾展開在國族性別與階級勞動中看見認同僵化的問 題。對於性取向與性別認同的游離滲透，在《彩虹芭樂》中也有幾層能看見性（sexuality）的分層轉換無法被比對在性別理論框架中如實分類。此時的分 類顯然在這影像記錄中就不能抽空地僅用理論架空主體經驗，且可能是不政治正確地顛覆既有身分認同站定的嚮往。

再者，也已經越來越多田野與訪談在不同 文化脈絡中證實，認同政治的侷限並不能幫助拓展性／別在差異中的合縱連橫。也就是說，現在入主教育現場”多元實踐”所強調的主體，其實很有可能更被窄化了 主體實踐的現實空間，並且極難超出認同框架。因此在這之下，多元可能成為美人魚既夢幻又遺憾的一灘泡沫。

於是若搬開認同政治這鐵板一塊的誤 會，那些過去在《Ｔ婆工廠》裡被指認成ＴＴ婆婆的主體，卻也從彼此情感締結的互動狀態中，摸索出一套開啟彼此性欲經驗的形象被指涉。所以性欲經驗的不 （能）被討論和暫時沒有篇幅被看到的同時，也隱隱約約地將被指涉的女同志情慾主體描繪出輪廓，它不會只是性身分認同的Ｔ或婆，又或是性器官上的男或女。也 正是說明，身體經驗的開發也能將鐵板一塊的認同政治誤會解開。

如果要說為什麼《彩虹芭樂》能提供更多線索將《Ｔ婆工廠》裡跨國勞動的性身分 認同攪擾的更混雜，最重要的一個原因正是：性／別不能只參照性取向與身分認同之間的同一，還有被環境塑造所養成在性格上趨於主動亦或是被動詮釋自身身體器 官的變動性。光是這點，在”包容”多元差異的此刻，反而越是刻板的走歪才更能挑戰看似開明的性別主流化趨勢。況且，不在正典”浪漫愛”的配套之中專情、從 一而終，且經過跨國移動的飄移、流動中體認出那種既隨遇而安又潛藏一絲絲不安心的現實感深化，互動情感的物質基模更有條件性的將”浪漫愛”阻隔在外。與其 說《彩虹芭樂》違背了愛的常態，倒不如說是反應著絕大多數的人尚未拋開幻想自我放逐，還誤以為那是飄移、流動或離散。

2004年因為飛盟電子的惡性關廠，台灣國際勞工協會 TIWA的成員和菲律賓移工一同「現身」爭權益，展情慾，用行動寫下台灣乃至亞洲抗爭運動的酷異歷史《T婆工廠》，《T婆工廠》這部紀錄片不但為情慾與勞 動跨界的多重疊影留下記錄，也讓我們認知到同屬第三世界（後）殖民國家的台灣與菲律賓全球歷史處境的親密性 。

《彩虹芭樂》與其說是《T婆工廠》的續集，不妨說是抗爭的延續。TIWA的工作團隊扛起攝影機，一邊進行社會運動，一邊繼續追尋當年這一群因抗爭而相聚相 惜又相愛的TT婆婆，他們（後）抗爭的生命與情感如何在持續跨界移（勞）動中起伏跌宕，輾轉變化。不免俗地我們看見了世間分合的感情劇碼，導演自我解嘲笑 稱真的很「芭樂」：有人分手了，有人戀愛了，有人「跑票」和男人結婚去了，也有人成家生孩子了，當中還有難解的三角關係。這一串「芭樂」情感看似應證了某 種異性戀正典的芭樂觀點─不管是一種標示感情在歷史中與時俱進的成長，那曾經的青春與逝去的歷史終將為感情帶來成熟理性的想像，又或者這些拉子情慾的開展 只在特定的，受異性戀壓縮的時空下曇花一現。但其實不然，《彩虹芭樂》令人感動振奮之處正是因為它使我們真切地感受到（跨界）勞動本身就是生命，勞動就是 情感，每一個移工的情感樣貌都是一段歷史，刻劃底層勞工在全球資本主義下移動遷徙的生命地圖。那些不穩定的，不長久的，不入流的情感不但無法被現代理性歸 納分析，也拒絕國家律法的管束認可，因為正是國家的暴力對待，現代化發展的理性話語，層層構築出多重的壓迫歷史，交織成這些移工們的生命軌跡與情感結構， 橫跨不同的國族，階級，性別與種族。

菲律賓自馬可仕威權統治開始發展勞工輸出政策，接下來的歷屆總統也都目標一致地持續投資這項穩賺不賠的國家政 策，在性別化的國際勞動分工浪潮下，菲律賓政府更以「國族英雄」(national hero) 來形容菲律賓的女性移工，這樣一種家/國論述不但是國族主義的高度浪漫化，更以極度性/別化的英雄話語遮掩國家與跨國資本的暴力結構，以第三世界的底層女 性移工的身體，情感與勞動來成就國家的經濟發展以及中產階級的親密關係還有家的想像。我們不禁要問，這英雄化的歷史是多少殖民遺緒的輓歌譜出？那些寫不進 英雄化的國族歷史當中有關國家的親密性暴力，歷史的失落，情感的失格，勞動的失值，以及一個個移工的生命政治與情感的複雜向度，正是觀看《彩虹芭樂》時最 令人動容，也最難能可貴的時刻之一。紀錄片《彩虹芭樂》不但見證了TIWA與跨國移工持續的生命抗爭，也展開了難得堅定的「芭樂」情感，二度「現身」的移 工，開始訴說他們（後）抗爭的生命故事，我們也才得以慢慢去感受，去理解，去遇見他們故事中的「我們」，因為我們不願就這樣讓往事如煙，任歷史歸去，看生 命消逝，片子一開頭的那一場天主教儀式的喪禮，除了見證生命的無常，也為移工的生命抗爭做了最強而有力的控訴與開場。

（後）抗爭的彩虹預示的不是幸福的未來，歷史的勝利，而是浮現生命政治的形形色色，跨界勞動的歷史軌跡，以及情慾多元的游移浮動，那是用勞動中的生命，身體，情感去交換出的不可能的「芭樂」果實，看似平凡廉價卻最真實動人的時時刻刻。

圖：前飛盟勞工（穿藍色背心者），2010年在杜拜被雇主扣護照欠薪資官司正在進行時，在沙漠中的臨時工作–驗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