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8日，今年伊斯蘭開齋節前，媒體報導台北車站擬永久禁止黑白格大廳席地而坐。台鐵強調此舉不是針對移工，因台鐵室內場站從未有過提供席地而坐的服務項目，若穆斯林友有聚會需求，可在室外辦理。事實上，台鐵自2月底以防疫避免群聚為理由，禁止台北車站黑白格席地而坐，假日沒有私人空間，利用車站黑白格大廳聚會的移工，被趕到車站外的迴廊及騎樓，移工坐在一起講話也會被警察勸導驅趕，移工假日的聚會空間已被限縮。接著在4月初，台北市政府宣布開齋節大型活動停辦。現在北車藉著防疫，想進一步禁止以後黑白格的公共使用，此舉影響的不只是假日出現的移工，還有平日使用台北車站等車、轉乘、等人的乘客。

空間還人民

台北車站是乘車空間，應該提供給乘客合理的使用空間。但回顧車站大廳的歷史，卻發現乘車空間已經變成商業空間，乘客變成消費者，需掏出錢去購買一個休息等人的座位。2007年，北車先把二樓外包給微風廣場，2011年台北車站把黑白格上的座椅全部拆除，隨後一樓外包給微風開設大量商店，僅在兩側迴廊設置少量座椅，地下一樓外包給誠品地下街。此次引發爭議的黑白格，官方稱為「大廳多功能展演區」，依申請單位跟使用目的，一日必須支付4萬到50萬的租金[i]。商店街外側的迴廊，則是一次5000千元。一路外包下來，原本可以在車站大廳休息等車的乘客，只能選擇上樓至商店消費換取一個座位，或是在大廳席地而坐，車站作為公共空間的意義已經蕩然無存。

台鐵禁坐新聞一出，立刻引來輿論批評，又因討論集中在移工聚集車站，交通部長林佳龍先是以體恤移工尊重多元文化的立場，反對永久禁坐的政策[ii]。但在網路鄉民「車站是坐車不是拿來聚會的」、「席地而坐影響搭車動線」「車站是國門席地而坐有礙觀瞻」的批評後，馬上修改成尋找兩全其美的方案，其立場的髮夾彎正是說明了，大廳能不能坐人，從頭到尾就是政治問題。車站大廳出租設置商場變成百貨公司，黑白格設置攤位舉辦市集、商展、旅遊展、擺放大型聖誕樹都沒有動線跟使用不符的問題，坐在地上等車、聚會的人，卻成眾矢之的。當整個討論集中在一週使用一天的移工，正是讓台鐵規避了，公共空間商業化，乘客權益早已被賣掉的現狀。質問應回到，大廳如何合理使用，把公共空間還給人民。

自由還移工

儘管如此，每年開齋節前後，移工使用車站都會躍上新聞版面。討論不外乎車站本來就是搭車，不是給外勞聚會的，要聚會請去別的地方。或是，考量移工特殊性設置移工聚會專區。同樣的，每年政府部門的回應也如出一轍，召集相關部會討論，尋求社會共識，部分縣市設有移工文化中心，歡迎移工使用。目前的移工文化中心，都是在移工不會活動的地點，使用率低淪為蚊子館。再者，專區涉及的概念是隔離，設置移工專區，給放假移工一個偏僻無人使用的場所，政府得一個照顧移工的美名，又可以限制移工出現在公共場合，這樣的專區思考反而落實歧視及社會排除。

最好的地點就是車站，車站作為移工聚會的場所，有其發展脈絡與移工生存處境息息相關。移工作為異鄉人，生活在雇主家中或工廠宿舍，缺乏私人空間及社群，與親友聚會、談戀愛、聚餐過生日，這些作為一個人很自然的生活、情感需求，移工只能外翻在公共空間進行。在公共設施普遍不友善的情況下，交通方便的車站或具宗教意義的教會、清真寺附近，自然成為移工與朋友見面約定的場所。

移工來台須先背負高額仲介費，不能自由轉換雇主，長工時低工資的情況下，所謂的放假大多只有8到12小時，這段時間要去匯款、買日常生活用品、跟朋友家人見面聚會，時間是非常壓縮的，在省錢、快速、方便的考量下，台灣各縣市的車站附近，皆發展出移工的商店聚落，方便移工與朋友聚會，完成一周或一個月所需的採買匆匆來去。當討論移工該去哪裡聚會的時候，不該避開移工的勞動條件及生存現實；用我們所認知的進步現代化應有的生活想像，去批評移工使用公共空間時，必須看到移工如何被排除在討論的框架之外。我們享受著移工帶來的現代化生活：台灣的公共建設幾乎都是外勞蓋的(捷運、高速公路、國宅、棒球場、小巨蛋、體育館、拆忠孝橋引道、橋梁改建)；25萬的家庭靠移工承擔老病殘的長照壓力；餐桌上的海鮮、蔬菜也是移工捕撈種植的。不可以忽略這些人並非只是單純勞動力，他們是資本主義自由化下不自由的勞工，是72萬個「人」。

不分本外 一起奪回空間使用的權利

空間使用一向都是政治的，當一個空間失去利益價值，社會邊緣族群才得以進入，在不同的角落發展生活，但當該地區開始開發或是有利可圖時，公權力就會進駐，將原本生活在該地區的族群，往更邊緣的地方驅離。228公園、台中的第一廣場到歷年的北車開齋節爭議，都是一樣的驅逐的過程。此次台鐵在防疫期間禁止席地而坐，在疫情趨緩的時候，卻進一步地想把車站大廳的公共使用權收回，首當其衝的是沒有休閒空間的移工，但焦點集中在移工佔據車站，忽略公共空間商業化，乘客權益只剩消費行為，已讓討論片面且失焦。國家的門面不應是空洞氣派的車站大廳，而是如何對待社會邊緣族群。我們應該不分本國人外國人，有無公民身分，用行動及論述介入公共空間，爭取不分階級、國族的人，皆能自在不被歧視的生活在台灣，才是台灣價值所在。

[i] 租借費用請參考附件，或上網https://www.railway.gov.tw/tra-tip-web/adr/rent-place-5

[ii] 林佳龍擔任台中市市長時，整治綠川及第一廣場，禁止移工假日於第一廣場聚會時席地而坐，周日皆有保全及警察驅趕。盧秀燕上任後，此政策延續實行。

2月26日，台灣第32例新冠病毒感染者確診，患者是一名印尼籍的「無證移工」。隨即在2月27日，勞動部發佈了新聞稿〈拒成防疫破口，加強防疫宣導及查緝非法移工〉，要整合移民署、警政署、憲兵指揮部、海巡署來「加強查緝」，並提供獎勵金鼓勵民眾「舉報」。

然而，「無證移工」早已因不受政策保障、不被社會所理解，而長期遊走在社會邊緣。此時若是採用「加強查緝」、「鼓勵舉報」等措施，企圖「揪」出更多「無證移工」，不只將是緣木求魚，更可能將這些底層者逼到更不為人所見的角落——即便他們出現感染症狀。

雖然在3月1日，勞動部長許銘春表示將會配合疫情指揮中心的方針，不會加強查緝醫院內的移工，但我們認為：勞動部乃至行政院，不該僅是採取「不查緝」的消極作為，更應該為了避免疫情的擴散、保護所有民眾的健康（不論身份為何），而有更多針對「無證移工」的積極政策作為，亦即「不驅離」、「不處分」、「重新給予合法身分」，才能真正補上出現破口的防疫網。

現狀：驅離、處分、禁止回到合法身分

我們認為在防疫戰期間，不論身分是否「合法」，都應該被納入防疫體系之內。截至今年一月為止，全台逾期居留的外來人口數約為五萬人，其中包含以移工、學生、旅客等身分來台者。這些「無證移工」即是目前未被納入防疫網的「破口」。

長期以來，台灣政府對於無證移工的政策不外乎「驅離」、「處分」、「禁止回到合法身分」。

首先，根據移民署主管的《入出國及移民法》，目前所有逾期居留的無證移工，一旦被查獲，即會被課以兩千元以上至一萬元的罰鍰（第85條）、安排驅逐出境（第36條），並且被禁止入國一年到三年（第18條）。

第二，根據勞動部主管的《就業服務法》，無證移工若被查獲，將被處以三萬元以上至十五萬元的罰鍰（第68條第1項），並被要求出境（第68條第3項）；另外，勞動部訂定的〈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一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以下簡稱〈審查標準〉）第6條第3款更直接規定，曾經有「逃跑紀錄」的移工，將不得再以藍領移工身分進到台灣。

這些條條款款，即是無證移工不論遇到什麼困難，都寧可死守在暗處、被迫成為「破口」的原因。因此，若要將無證移工納入防疫網之中，以便給予充足之宣導、鼓勵其在有感染症狀時盡速就醫，勞動部及移民署就應立即在政策上有所調整。

呼籲：不驅離、不處分、重新給予合法身份

我們呼籲，唯有將前述的規定鬆綁，亦即取消各項罰鍰和禁止入國的處分、不強制驅逐處境，並且讓無證移工取得回到合法身分的空間，才能真正有機會讓「無證移工」回到防疫網中。

其中，「重新給予合法身分」是最為關鍵的一項。移民署在去年實施的「擴大自行到案」專案，之所以成效不彰，即是因為勞動部沒有配合「重新給予合法身分」，僅有移民署「減少罰鍰」和「減免禁止入國期間」。

而無證移工返回母國後，即使沒有移民署的入境管制，但勞動部仍以〈審查標準〉禁止其來台工作，等於無法再次回到台灣擔任藍領移工，失去了謀求生計的可能管道。在這樣的機會成本考量之下，會選擇投案的，只有少數原本就想回國，且沒有打算再來台灣工作的無證移工。

因此，我們認為勞動部在此時此刻，應當放寬〈審查標準〉的限制，給予無證移工「重新回到合法身分」的機會，方能增加無證移工從暗處走出來的可能。

而「重新給予合法身分」的情況有兩種。其一，若無證移工希望返回母國，則應該註銷其「逃跑紀錄」，使其有重新申請來台工作之可能；其二，則是允許無證移工回到現行的移工制度內，給予其合法聘僱之空間。

此外，除了應該「不處分」無證移工之外，同樣應該「不處分」雇用無證移工的「非法雇主」。就目前《就業服務法》規定，「非法雇主」若被查獲，將被處以十五萬至七十五萬元不等的罰鍰，而這將使「非法雇主」擔心受到處罰，而企圖隱匿無證移工的感染狀況。

綜上所述，若能在政策上確實做到「不驅離」、「不處分」、「重新給予合法身分」，才能在一定程度上，鼓勵無證移工取得更多實用的防疫資訊、鼓勵非法雇主讓有感染症狀的無證移工盡速就醫，或甚至鼓勵無證移工先行返國，再重新申請來台。

亡羊補牢，聊勝於無？

不過，我們也必須悲觀地指出，即便做到如上所述，仍未必能吸引大部分的無證移工走出暗處。因為讓大多數無證移工之所以選擇「逃跑」、落入社會邊緣的最主要原因，就是現狀下惡劣的移工制度。

在目前「合法的」移工制度下，許多移工得先賣地、賣牛、借高利貸，付一筆鉅額「仲介費」給仲介公司才得以來台；來台後被《就業服務法》第53條規定「不得轉換雇主或工作」，不管是面對長工時、低工資、職災風險高的勞動條件，或是工作遇到問題都只能硬撐；每個月付給仲介「服務費」，但卻未必能得到仲介的服務；極少數得以轉換工作的情況，要找新的工作卻又要被仲介收一筆違法的「買工費」……這是一個可能會使人不得不「逃跑」的移工制度，究竟有多少選擇逃跑的「無證移工」，會願意重新回到合法的——迫使他逃跑的——移工制度中？我們並不樂觀。

勞動部若想讓更多無證移工「回到合法身分」，以便將其納入防疫網中，那麼勞動部應該廢除「不得自由轉換雇主」的規定，增加無證移工回到「合法的移工制度」的誘因。甚至再更進一步，若能讓這些無證移工取得「勞動許可」，亦即在一定的期間內可以在台灣自由工作，不受目前移工制度的行業別限制，將能更大程度地呼喚無證移工回到防疫網中。

然而，移工制度的惡劣現況，是勞動部三十多年來的沉痾，我們並不期待勞動部在此時此刻做出大幅度的改革。但我們懇切地呼籲勞動部，藉機反省過去移工政策的錯誤，才能減少移工選擇遁入非法處境，也才能讓無證移工有意願回歸合法身分。而在防疫戰的當下，勞動部應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重新給予無證移工合法身份」，給予無證移工回到目前移工制度的空間。在這個亟需亡羊補牢的時刻，這是聊勝於無的必要做法。

移工制度愈好，防疫破口愈小。倘若勞動部願意更大程度地修正當前移工制度，還予移工自由轉換雇主的權利，甚或改以更加自由的勞動許可制，將能讓更多無證移工願意回到合法身分、回到防疫網中，和台灣社會共同對抗新冠病毒。若有那時候，我們或許能說：亡羊補牢，猶未晚也。

2月26日，新冠肺炎第32例確診，患者為一個逃逸移工，外籍移工突然又成了台灣社關注的焦點。過去的經驗，台灣社會關注移工，通常只有兩個面向，一個是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宣傳著台灣社會對移工的友善。另一面向，也是最常出現的面向：重大工安意外、社會事件、外交困境等，移工馬上成為眾矢之的或社會問題解方。國道六號工安死亡六名逃逸外勞，不討論國家建設層層外包，解決方法是查緝逃逸外勞；阮國非遭警察九槍打死不討論警方用槍、人力不足及設備問題，用查緝逃跑外勞回應與論壓力。或是最近因為新冠肺炎菲律賓政府一度限制台灣入境，政府也公開表示，不排除凍結菲勞來懲罰菲律賓。不論是工安意外或是此次有逃逸移工確診，政府從未檢討政策上對移工的剝削，永遠只有查緝逃跑外勞、凍結外勞引進的作法，規避制度上剝削移工的事實，用查緝來證明政府有作了什麼安撫民心。

自1989年開始，台灣引進外籍移工31年，因為移工政策對勞工的剝削：高額仲介費、不得自由轉換雇主、看護工無法令保障等，間接促成了移工藉由逃跑想辦法讓自己及母國家人生存下去，而這些逃離剝削的工人，部分填補了台灣長照的不足，在家庭或醫院間照顧重症病人。部分進入底層的勞動力市場，以低廉的薪資承擔重體力粗重的工作。台灣社會談論逃逸移工，時常出現的說法是，這些人是吃不了苦為了賺錢才逃跑，好像是移工需要台灣給他們工作。實際上，是台灣社會先存在著廉價勞動力的需求，逃離剝削的移工才有工作可找，沒有需求就沒有市場。勞動部表示正建置陪病登錄系統驗證身份，也呼籲雇主不要僱用非法外勞，但此舉被批評更可能造成隱匿而無助防疫。（圖片擷取自公視新聞）長期以來，台灣社會多數不在意這些人的生存處境，加上因為台灣社會的需要，對於醫院、市場、農地存在的移工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靠移工解決台灣的人力短缺。今天一個非法看護在工作過程中，因照顧未知的新冠肺炎患者被感染了，台灣社會又群起攻擊逃逸移工的非法身分，批評這群人是防疫漏洞，必須查緝限制行動，甚至在假日移工少數可聚會的台北車站大廳，祭出不可席地而坐的禁令，整體的移工社群成為眾矢之的。這個被照顧者感染的移工了，在台沒有社會親屬網絡支援，為了台灣的防疫她被迫曝光她的社會網絡，同時承受「非法」工人標籤帶來的社會歧視遭受譴責。

在32例確診後的防疫直播記者會上，記者不斷詢問如何面對移工的防疫問題，當時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表示，移工是勞動部的權責。不出所料的，勞動部提出的作法，是查緝逃逸移工，要醫院查核陪病者及看護的身分證件，發現非法通報處理。這個作法立刻遭到陳時中反對，表示重點是「陪病的安全」與「陪病的訓練」，而不在於外勞是合法或非法，若是在這時候通報處理非法外勞，會造成病人無法獲得照顧，缺口要由護理師來補。陳時中的發言正是證明了移工彌補了長照人力的空缺，因查緝讓她們不敢出來工作，勢必會增加第一線防疫照顧的護理人員的工作負擔，防疫人力可能因為查緝而崩盤。勞動部的做法無法解決問題，還會導致逃逸移工躲藏的更隱秘，擔心逃逸身份曝光，真的有感染症狀也不敢出來處理。

承平時期我們可以不用去面對移工對台灣社會的協助及貢獻，但當疫病來臨，我們要如何面對這群默默撐起台灣長照的勞工？我們希望他們被嚴格管控，因為不能掌握行蹤，可能造成防疫漏洞。但我們又無法否認，一個個非法或合法身分的移工，就站在防疫第一線，照顧著台灣老病殘，該被責怪的不是這群移工。我們必須去質問長照制度為何讓我們的老病殘得不到足夠的照顧，移工只是在可能的社會夾縫裡求生存而已。他們過去因為政策的剝削進入廉價勞動力市場求生存，當重大事件來臨，又變成政府口中防疫或是社會安全的漏洞，種種批評對移工是非常不公平的。

面對目前防疫的難題，政府該拿出的方法不是查緝。第一時間應確保防疫資訊能無時差地告知人數破百萬的移民/移工社群；針對逃逸移工必須要公開的表態不論合法與否得到的醫療不會有落差，同時搭配特赦逃逸身份（不因逾期居留而將其遣返），才能讓移工有更高的意願配合防疫政策。再者，移工的工作條件多數是工時長休假少，大部分身分證件都被雇主及仲介扣留，不可能去排隊領口罩，雇主應負起提供防疫設備的責任。病毒不會挑選國籍或種族，標籤化特定族群無助於防疫，批評譴責歧視才是讓原本就生存在社會邊緣的人，躲藏隱匿的更深，成為「防疫漏洞」的主因。

原文刊載於PNN公視新聞議題中心：https://pnn.pts.org.tw/project/inpage/25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