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8日當天，遊行隊伍從國民黨出發、行經民進黨，最後抵達勞動部。國、民兩黨是派出候選人角逐明年總統大位，且最有望當選的兩個政黨，也都很可能在明年的立委選舉中，搶下多數的席次，所以我們當天將《移工的仲介故事書》送給這兩個政黨。

國民黨由現任立委王裕文接下書籍。他向台下的移工們表示，很清楚這次遊行的訴求，並且支持廢除仲介制度，也和現場的群眾一起呼遊行的口號：「廢仲介，要G to G」。但我們知道，國民黨過去從未正式對「廢仲介、要G to G」做出明確的表態，我們希望國民黨盡速提出具體的政見，證明王裕文立委的發言，不是只為了選舉逢場作戲！

民進黨則由發言人李明俐出面，提出了五點說明。其中「堅決反對買工費」、「現有直聘中心的功能不足」兩點，切合本次遊行的主張。但是針對更根本的「廢除仲介制度」訴求，李明俐的說法卻語帶保留，他說「廢除仲介制度」涉及移工母國的法規限制。很遺憾的，這一點和勞動部當天發布的保守回應相去不遠。

接下來我們會繼續追問兩黨，希望兩黨候選人在看過《移工的仲介故事書》之後，能夠理解移工的困境，並且以「廢除仲介制度、強制政府對政府直接聘僱」為方向，提出具體的政策！

勞動部毫無新意、毫無誠意

勞動部在當天傍晚發布五點聲明：第一，目前引進移工的管道多元，已有直聘；第二，鼓勵直聘，但受限於來源國限制；第三，已鬆綁「非營利就業服務機構」的相關規定；第四，目前已有法規可懲處違法超收事宜；第五，引進方式宜回歸「市場機制」。

對此，我們認為勞動部不只毫無新意，也毫無誠意！本聯盟回應如下：

第一，目前有直聘制度，但成效極為不彰，今年八月監察院方針為直聘中心效能不彰提出報告，要求勞動部檢討。直聘制度十年來，比例最高的年度僅11.9%，且去年降至1.13%，而直聘率如此低落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私人仲介制度的存在。私人仲介讓雇主可以以低成本引進移工，加上目前直聘流程的繁瑣，讓雇主沒有意願使用直聘，而如今勞動部竟敢稱「管道多元」，實際上卻是「假多元、真卸責」！

第二，台灣政府作為引進移工的一方，卻始終沒有展現要全面G to G的決心，卻在面對質疑的時候，將責任推給來源國的法規限制，完全本末倒置！勞動部也很喜歡拿「印尼政府要求首度來台的家庭看護工必須透過仲介公司」來舉例，但即便如此，為什麼不能先將其他業別的印尼移工引進改採G to G？此外，越南政府在今年10月2日與勞動部的會議上，表示支持G to G的方式，那麼為何不先讓越南移工的引進全面G to G？

第三，勞動部「鬆綁非營利就業服務機構」的相關規定，事實上只是逃避政府責任的另一種方式！我們不斷訴求的是，勞動部應該在移工引進、工作的過程中，提供充足的服務與保障，而不是不斷將這些應該做的服務「外包」給仲介公司或非營利機構。堂堂勞動部，對七十萬移工希望政府扛起保障移工責任的訴求，僅僅是「鬆綁非營利就業服務機構的相關規定」嗎？此外，再試問勞動部：「非營利就業服務機構」的相關規定鬆綁至今，有多少「非營利就業服務機構」成立了？又有多少「非營利就業服務機構」能夠在目前劣幣驅良幣的仲介生態中存活？

第四，三年來「買工費」氾濫，可是勞動部究竟有多少開罰的案例？難以收集證據、無法申訴與裁罰的案例比比皆是，這一點下至地方勞工局，上至中央勞動部都知道，這是私人仲介壟斷移工就業市場的結構性問題，完全不是有罰則便可以解決的事情！此外，仲介對移工的控制，不只是金錢上的剝削，還有資訊的壟斷，讓移工往往在不知情，甚至是威逼、震懾之中損失了權益。試問勞動部，這是「裁罰」能夠解決的嗎？三十年來，真的罰了的有多少件呢？

針對第五點，我們在此嚴正要求勞動部，正視三十年來「市場機制」對移工帶來的壓迫，而非屢屢以「市場機制」的說法迴避責任！我們已經很清楚看到三十年來，已經有無數移工「市場機制」下被剝削、矇騙、犧牲。我們還要有多少移工在「市場機制」之下受害，勞動部才會明白「市場機制」從來都不是為了保障勞工而存在？

台灣移工聯盟自2003年起，每兩年舉辦一次大遊行，與在台移工一同上街，針對當下的移工政策提出訴求、爭取對移工更合理的勞動環境。今年的主訴求為「廢除仲介制度、要政府對政府直接聘僱」，其他訴求則有：家務移工納入勞動法令保障、移工得自由轉換雇主、取消移工在台工作年限、移工應有政策參與決定權。

仲介制度橫行三十年

台灣自1989年開始專案引進移工，至今三十年，移工人數突破七十萬人。1992年，政府制定《就業服務法》，制度化了移工的引進，也確立了由「私立就業服務機構」（亦即「仲介公司」）引進、管理移工的制度。然而，仲介公司的營利本質、利潤導向的經營，使其橫亙於勞雇雙方之間，掌握資訊的落差，並利用移工亟欲改善生計的動力來獲利。

牛頭、母國仲介、台灣仲介——移工「剝削鏈」

移工在母國時，大多數是透過「牛頭」的介紹到仲介公司，而牛頭會收取「介紹費」，仲介公司再收取「仲介費」，兩項加起來從6萬到20萬不等，隨國籍與工種而改變。移工來台之後，每個月還會被台灣仲介收取「服務費」，三年合約總共六萬元。換句話說，一個移工來台工作三年，可能有將近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薪水是交給了仲介。甚至從2016年，「三年出國一日」的規定被廢除之後，移工在台續聘、轉換都會被仲介收一筆「買工費」，而這筆費用早已被勞動部多次申明是違法的。[1]

牛頭與仲介在移工移動的過程中，壟斷了大多數的資訊，不只以此向移工收取高額費用，更透過資訊的給與不給，給的是真是假，來影響移工的判斷與決定。甚至在移工企圖申訴的時候，使用各種威逼或恐嚇，使移工放棄捍衛自身的權益。移工充分獲知資訊的權利、勞動權益，甚至最基本的人權，往往就在仲介從中操作的情況下，一次次被輕巧地略過。

經過了三十年，台灣政府對移工的保障還沒有充足地成長，反倒是仲介對移工的「控制」變得愈來愈精細。當今仲介對移工的「控制」，已經未必是明目張膽的監禁、阻斷對外聯繫、威脅恐嚇、強迫遣返，而更是各種利用資訊落差、語言落差，在這條「剝削鏈」中獲取利益，並將移工擺弄在股掌之間。

「配額」的魔咒：說好的服務呢？

移工來台灣之後，雖然每個月得付「服務費」給台灣仲介：第一年每個月1800元、第二年每個月1700元、第三年每個月1500元，但仲介卻未必有提供實質的「服務」。

除此之外，這些仲介不只「受移工委任」，也同時「受雇主委任」，但是聘僱移工的「配額」完全掌握在雇主手中，所以仲介必須時時爭取雇主的信任，協助雇主「管理」移工。因為假設失去了移工，只要再找下一個就好，但一旦失去雇主的委任、配額，仲介有再多的移工在手上，都無法收仲介費和服務費來「賺錢」。

這樣的關係結構，使得仲介往往成為代雇主「管理」移工的角色。而一旦有勞資爭議出現的時候，仲介也傾向維護雇主的利益，而不是每個月付「服務費」給仲介的移工。於是在實務上，便出現極為弔詭的狀況：移工付錢給仲介，讓仲介「管理」自己。

仲介壟斷、政府失能

雖然在移工團體的倡議下，勞動部在2008年設置了「直聘中心」。但監察院2019年的調查報告指出[2]，「因為手續文件仍不夠簡便，透過直聘引進外勞的比例始終未超過1成，107年降至1.13%」。甚至在2012年建立的「直接聘僱跨國選工管理服務網」，歷年來只有當年度引進家庭看護工2名，之後全部都掛零。

至於承擔在台移工求職、轉換雇主重任的各地「就業服務站」，至今也幾乎是「失功能」的狀態，即便每周四舉辦「就業媒合會」，讓勞雇雙方在現場媒合，然而媒合成功的案例極少。原因之一是全台的就服站沒有任何雙語人員，即便有雇主親自到就業服務站參加媒合會，也難以和移工溝通與互動。另一個原因，則是因為幾乎所有的工作機會都落在仲介手中。仲介公司在「利潤最大化」的考量之下，大多數會選擇「從國外引進新工」，藉以從中再賺一筆仲介費。

在這些因素影響之下，就服站在媒合會當天的功能，只剩下讓移工「簽到」、「點名」而已。於是，每周四的就業媒合會，大部分時候都乏人問津，大批移工乾坐在現場，卻鮮少有雇主和仲介出現。與此同時，每天都有一批一批的移工被引進台灣。

仲介利益、移工權益，總統選哪個？

明年1月11日將是總統大選，然而我們卻看不到國、民兩黨的總統候選人，試圖理解、處理移工所面臨的困境。國民黨候選人韓國瑜已有多次歧視性發言的記錄；至於強推「新南向」的民進黨，承諾讓家務移工有勞動法令保障的承諾已然跳票、將漁工納入勞基法84-1條，惡化其勞動處境。而在2016年「廢除三年出國一日」後，蔡英文將此作為重要政績，現在卻對衍生的「買工費」，以及整體「私人仲介制度」的問題不聞不問。

台灣移工聯盟花了將近一年的時間，收集了十五位移工「被仲介」的故事。移工從母國到台灣的整個過程中，有被仲介利用大筆債務套牢、有被仲介用不實資訊矇騙、有來台後收取服務費卻被放生，也有反抗壓迫卻被噤聲。這些故事不只是十五位移工的個人移動史，更可能是所有在台移工的共同經驗。

我們在12月8日當天，將這本書送給國民黨、民進黨的候選人，即是希望兩位要競逐總統大位的候選人，能夠看見、理解移工身上所背負的血淚，並且在明年大選前給予回應：「仲介利益」與「移工權益」，兩位總統候選人選哪個？我們希望兩位總統候選人，以「廢除仲介制度、強制政府對政府直接聘僱」為方向，提出具體的政見，改變移工被剝削與壓迫的處境！

廢除私人仲介制度，刻不容緩

我們主張，移工引進的過程、在台灣工作相關的需求，都是政府應該承擔起的公共服務。

台灣移工聯盟自2003年起便訴求「廢除私人仲介」、「強制政府對政府（G to G）直接聘僱」；巧的是，韓國在2004年就建立了「政府對政府直接聘僱」的模式，不透過私人仲介引進移工，並且在全國各地設置提供給移工的服務中心、電話的雙語通譯服務，藉以破除私人仲介壟斷就業市場、壟斷資訊的情況。而且韓國的移工來源國有十七個，台灣卻在僅有四個來源國的情況下，裹足不前。

台灣政府必須正視移工的訴求，打破現行仲介制度的窠臼——廢除私人仲介制度，才能夠真正翻轉移工所面對的困境；並且承擔起提供公共服務的責任，採用政府對政府直接聘僱，並強化翻譯服務、就業服務的量能，讓移工得以不需要仲介，也能無虞地在台灣工作。

過去三十年，台灣引進移工的過程裡，輕鬆的是輸出輸入的兩地政府、發財的是兩地的仲介業者，被壓迫和剝削的，卻是為台灣與其母國帶來巨大貢獻的底層移工。

此時此刻，「廢除私人仲介，強制政府對政府直接聘僱」早已是刻不容緩的訴求。

[1] 勞動部新聞稿：https://www.wda.gov.tw/News_Content.aspx?n=7F220D7E656BE749&s=3B52D0777D46F4BA

[2] 監察院調查報告：https://tinyurl.com/vwftx56

自1989年政府專案引進移工開始，移工對台灣的付出已經來到第三十年。然而，1992年《就業服務法》的通過，標誌出台灣政府欲使用「私立就業服務機構」（亦即私人仲介）來「管理」移工的企圖。

但我們看到將近三十年來，私人仲介橫亙在雇主與移工之間，藉由資訊的壟斷來獲取極大的利潤，並且在許多案件中，原本應該「服務」移工的仲介，卻反而輾壓了移工的權益。而台灣政府在這三十年來，未盡到政府的責任，保障移工的權益。

因此，台灣移工聯盟（MENT）將在12月8日舉辦兩年一次的大遊行，訴求「廢除仲介制度，要政府對政府直接聘僱（G2G）」，不只是讓移工免於被仲介剝削，更是要求台灣政府，將對移工的保障視為公共服務的一環，負起應負的責任。

從牛頭到仲介的剝削鏈

移工在母國時，大多數是透過「牛頭」的介紹到仲介公司，而牛頭會收取「介紹費」，仲介公司再收取「仲介費」，兩項加起來從6萬到20萬不等，隨國籍與工種而改變。移工來台之後，每個月還會被台灣仲介收取「服務費」，第一年1800元、第二年1700元、第三年1500元，三年合約總共六萬元。甚至在2016年，「三年出國一日」的規定被廢除之後，移工在台續聘、轉換都會被仲介收一筆「買工費」，而這筆費用早已被勞動部多次申明是違法的。

而牛頭與仲介壟斷了資訊，不只以此向移工收取高額費用，更透過資訊的給與不給，給的是真是假，來影響移工的判斷與決定。而移工充分獲知資訊的權利、勞動權益，甚至最基本的人權，往往就在仲介從中操作的情況下，被輕巧地略過。

本次遊行中，我們將製作「牛頭」與「仲介」的意象，並以行動展示破除這個剝削鏈的訴求！

「送書」行動

本次遊行將從國民黨部集合、出發，行經民進黨部，最後再到勞動部。

明年1月11日是總統大選，然而我們卻看不到國民黨、民進黨的總統候選人，試圖理解、處理移工所面臨的困境。更有甚者，國民黨候選人韓國瑜多次歧視性地發言，民進黨候選人蔡英文則是在上一次的總統選舉前，承諾讓家務移工有喘息服務，並將家務移工納入勞動法令保障，選後至今卻無消無息。

台灣移工聯盟花了將近一年的時間，收集了十五位移工「被仲介」的故事。移工從母國到台灣的整個過程中，有被仲介利用大筆債務套牢、有被仲介用不實資訊矇騙、有來台後收取服務費卻被放生，也有反抗壓迫卻被噤聲。這些故事不只是十五位移工的個人移動史，更可能是所有在台移工的共同經驗。

我們將在12月8日當天，將這本書送給國民黨、民進黨的候選人，希望兩位要競逐總統大位的候選人，能夠看見、理解移工身上所背負的血淚，並且在明年大選前，以「廢除仲介制度、強制政府對政府直接聘僱」為方向，提出具體的政見，改變移工被剝削與壓迫的處境！

政府責任

我們主張，移工引進的過程、在台灣工作相關的需求，都是政府應該承擔起的公共服務。

台灣社會受益於移工甚多，不只撐起3K產業的存續、補充社福資源的不足、築起日夜被使用的重大建設，甚至為我們的餐桌預備了一道道的海鮮。這些為台灣付出血汗、付出青春，甚至犧牲性命的移工，已經突破了七十萬人。

台灣政府必須正視移工的訴求，打破現行仲介制度的窠臼——廢除私人仲介制度，才能夠真正翻轉移工所面對的困境；並且承擔起提供公共服務的責任，採用政府對政府直接聘僱，並強化翻譯服務、就業服務的量能，讓移工得以不需要仲介，也能無虞地在台灣工作。

這不只是政府刻不容緩、責無旁貸的任務，也是台灣社會最大的利益可能。

新聞聯絡人：陳容柔（0982-342-825）、劉曉櫻（0978-362-906）

台灣引進移工已經超過二十七年，在台移工也已於去年底突破七十萬人，移工早已是台灣社會不可分割、不可忽視的群體。然而，制定政策、引進移工的台灣政府，卻至今沒有盡到服務、保護移工的責任，反而將其應提供的公共服務「私有化」，成為私人仲介獲利的來源。

而一間間以「利潤至上」為主要邏輯運營的仲介公司，不只居於雇主、移工中間，利用資訊落差向雙方收取費用；更長年壟斷移工的就業市場，把持移工的就業機會，最終導致不諳文化、不解制度、不通語言、缺乏資源的移工，在政府失能、仲介壟斷的現況下，陷入窘迫的處境之中——去年十月發生的「阿多案」即是一個血淋淋的例子。

我們認為，「廢除私人仲介」已是當下刻不容緩的事情。因為只要台灣政府一天不扛起它應負的責任、提供應有的就業服務、用「政府對政府直接聘僱、直接引進」（Government to government，G to G）的方式取代「私人仲介」，那麼每一天就有成千上萬名移工，即使獲得轉換雇主的機會也難以找到新工作；每一天就有成千上萬名移工，被收取鉅額的仲介費、買工費，以及得不到服務的「服務費」；每一天就有成千上萬名移工，可能被迫成為下一個「阿多」。

今天是五一勞動節之前的周日，各國移工聚集在勞動部前面，就是為了訴求一個更公平、更有保障，並且除去仲介從中剝削與壓迫的移工制度！

尸位素餐二十七年　政府就業服務在哪？

目前在台轉換工作中的移工，會被登記到各縣市的「就業服務站」，並同步登記在勞動力發展署的「外籍勞工轉換雇主專區」網站。這些移工必須在六十天內找到新雇主、完成轉換，否則便會面臨被遣返回國的命運。

原則上，「就業服務站」每周四會有就業媒合會，讓勞雇雙方在現場媒合。然而實際上，真正在就業服務站媒合成功的案例少之又少，原因之一是全台的就業服務站沒有配置任何雙語人員，在語言不通的情況下，即便有雇主親自到就業服務站參加媒合會，也難以和移工有良好的溝通與互動。

另一個原因，則是因為幾乎所有的工作機會都落在仲介手中。而除非仲介有「急單」需要從國內盡速承接；或是他所服務的雇主拿不到勞動部的招募許可，只能從就業服務站承接轉換中的移工，否則仲介在「利潤最大化」的考量之下，都會選擇「從國外引進新工」，藉以從中再賺一筆仲介費。

於是，每周四的就業服務站「媒合會」，大部分時候不是乏人問津，就是大批的勞工乾坐在現場，卻沒有任何雇主和仲介、沒有任何工作機會出現。與此同時，每天都有一批一批的移工被引進台灣。

另一方面，移工也無法從「外籍勞工轉換雇主專區」獲得就業資訊，因為這個網站至今沒有「多語化」，九成以上的頁面都是中文。多語的頁面僅止於查詢「移工是否已經被登記在此網站上」，而且這個頁面十分難以搜尋，導致多數移工根本不知道這個頁面的存在，遑論其他的「中文頁面」。

換句話說，使用中文的雇主、仲介只要有需要，就可以輕易地在這個網站上找到求職中的移工；然而無法讀懂中文的移工，卻無法從這個「轉換雇主專區」得到任何「轉換雇主」的資訊。於是，「外籍勞工轉換雇主專區」變相地成為了「雇主與仲介挑選外籍勞工專區」。

簡而言之，經過二十七年的發展與演變，台灣政府至今給予移工的「就業服務」，竟然只剩下徒具形式的「沒有多語服務的就業服務站媒合會」，以及移工根本看不懂的「雇主與仲介挑選外籍勞工專區」。勞動部尸位素餐了二十七年，加上私人仲介的橫行，導致許多移工不是背債返國，就是被迫逃跑！

亂象叢生二十七年　仲介制度何時能廢？

另一個台灣政府的失能之處，即是從1992年正式引進移工開始，就將引進移工的管道「私有化」，至今台灣與移工母國的大小仲介公司林立，有很多甚至已有跨國的營運規模。然而，我們今天已經可以清楚看到「私有化」的結果，就是造成了「仲介壟斷就業市場」。不論是「來台」還是「在台轉換工作」，移工的就業市場早已被私人仲介壟斷，能夠不透過仲介就找到工作的移工，實際上少之又少。即使勞動部在2007年成立了「直接聘僱聯合服務中心」，但至今仍因為程序繁複、聘僱法令複雜、缺乏政府雙語服務，而導致只有極少的雇主願意使用直聘管道。

每個移工「來台」之前，得先支付一筆從八到二十萬不等的巨額仲介費給母國的仲介公司，而這筆錢有一大部分將流入台灣仲介的口袋中。為了籌措這筆仲介費，移工得賣地、賣房、借錢或向銀行貸款，導致許多人在開始工作之前，就得先負上一筆債。這筆龐大的仲介費用，也將在他們來台之後，成為最大的壓力來源。

而移工若是「在台轉換工作」，同樣得面臨仲介壟斷就業市場的處境。尤其在2016年「三年出國一日條款」被廢除後，仲介業者失去了「每三年再收一次仲介費」的金雞母，他們為了收復利益失地，開始向「在台轉換工作」的移工收取勞動部已明定不得收取的「買工費」，一份工作從兩萬到九萬都有，而且過程中不留痕跡、難以蒐證。移工可以選擇不付錢，但代價是找不到工作，最後只能逃跑或被遣返回國。

除此之外，移工在台期間，台灣仲介還能每個月都向移工「合法地」收取「服務費」。一個契約三年累積下來的「服務費」高達六萬元，但這段期間仲介卻未必有提供實質的「服務」。

更弔詭的是，這些仲介不只同時受雇主委任，由於聘僱移工的配額在雇主手中，所以仲介還必須時時爭取雇主的信任，協助雇主「管理」移工，否則失去雇主的委任，仲介就沒辦法「賺錢」。而「賺錢」，是仲介公司的最主要目標。換句話說，現行的制度結構將「仲介」與「雇主」的利益綁在一塊，仲介會為了自己的利益而維護雇主的利益，但最缺乏資源的移工竟然還得付錢給仲介，讓仲介來「管理」自己！

即使先不談更極端的案例：性侵、性騷掃、人身傷害、威嚇脅迫、強制遣返……等在新聞上常見的仲介惡行，「仲介費」、「買工費」和「沒有服務的服務費」就已經讓在台移工飽受巨大的壓力。私人仲介制度所造成的亂象已叢生了二十七年，我們認為：台灣政府必須立即廢除私人仲介制度，強制政府對政府直接聘僱、直接引進勞工，並且同時強化政府的就業服務量能、提供多語的通譯服務，免除私人仲介從中的介入與剝削，才能夠真正保障在台移工的基本勞動權益！

「百納被」行動：移工想跟仲介說的一句話

今天，各國移工聚集在勞動部前面，除了向政府訴求一個更公平的制度，也同時要透過「想對仲介說的一句話」，向社會大眾表達、希望社會大眾理解：對這些切身其中的移工來說，仲介制度存在的意義究竟是什麼？

「請好好照顧我們，就像你照顧我的錢一樣。」

「如果你有小孩，不要讓他當仲介，因為會被移工詛咒。」

「仲介的臉就像錢一樣。」

「仲介是惡魔！」

「廢除仲介制度！」

上百片A3大小的布塊上，一一寫著每個移工對於仲介的看法，這些布塊拼成了一幅巨大的「百納被」——仲介制度對於移工的壓迫，已經不是發生在少數個人身上的問題，而是在台七十萬移工的集體記憶；而「廢除仲介制度、強制政府對政府直接聘僱」就是移工集體從被壓迫經驗中，所發出最迫切的吶喊與訴求！

我們在此訴求，台灣政府應正視移工的訴求，強化對移工的就業服務、多語服務，並且強制政府對政府直接引進勞工，廢除私人仲介制度！

為了理解差異、深化討論，台灣移工聯盟於三月三日在台北市NGO會館舉辦「廢除／不廢除移工仲介制度」討論會。上午場邀請泰國、印尼、越南、菲律賓四國移工講述從母國到台灣的「被仲介」經驗，以及在台灣轉換雇主時所遇到的「買工費」問題；下午場則是邀請學者、NGO工作者與仲介從業人員同場對談。早上9點半到下午5點，有超過150名移工與關心移工議題的群眾聚集在台北市NGO會館，透過各語的即席翻譯，一同討論「廢除／不廢除移工仲介制度」的議題。
　
四國移工分享「被仲介」、「被收買工費」經驗
　
今天四國移工的分享分為兩大主軸，一為從母國來台的「被仲介」過程，二為在台灣轉換雇主時，「被收買工費」的經驗。

雖然四個移工來源國對於「仲介」的規定各異，但是流程相去不遠，而四國移工都同時提出類似的問題：仲介違法超收、聘僱流程不透明。例如泰國移工代表辛那錯說，泰國仲介費一般為5萬到7萬元，若是到小間的仲介公司可能高達9萬元；印尼移工代表Purwanto指出，印尼仲介私下以現金收取違法的仲介費，並將政府規定的仲介費以「銀行貸款」包裝起來，要移工來台工作後每月償還。若加上利息，一名移工來台灣需付給仲介公司台幣12萬到14萬元的費用，還不包含自付護照、體檢、保險，以及給牛頭的費用。

越南移工代表阿高直言，「仲介是被訓練得非常有規模的剝削團體」，越南勞工出國的文件上，寫的仲介費都是2、3000美元。但實際上，以他自己為例，就被收了5000元美金，也有其他朋友被收取5500元、5800元美金的仲介費，還會被仲介以各種名義收取費用。菲律賓移工代表Pem表示，有朋友來台灣被要求12萬元仲介費，但因為沒有錢，所以只好貸款8萬元。荒謬的是，貸款時為8萬元「披索」，到了台灣卻要償還8萬元「台幣」。

除此之外，四國勞工代表不約而同地提到，在母國的仲介過程中，仲介公司幾乎不會給予關於來台工作的相關資訊，導致有許多勞工「錄取了才知道工作內容」、「根本不能選工作」，辛那錯更無奈的說：「起飛前才知道要去哪間工廠。但工作機會都在仲介公司手上，哪一天知道沒什麼差了。」

資訊不對等、仲介壟斷就業市場的狀況，不只發生在移工母國，也發生在台灣——仲介業者向轉換雇主的移工，收取高額、違法的「買工費」。「買工費」在2016年「三年出國一日」的規定被廢除之後大量出現，現在每一個要轉換雇主的移工，都會被台灣仲介收取2到9萬不等的費用。

印尼移工代表Haji談到自身經驗，他因為雇主違法指派許可外工作而轉換雇主，但卻被新仲介要求收取7萬5000元的買工費，而且才做不到半年，就被仲介告知雇主要解雇他。他不禁問：「為什麼我需要仲介呢？為什麼我需要付錢才能找工作呢？」菲律賓移工代表Sali則分享了三個朋友的經驗，他們分別被要求5萬4000元、6萬、2萬5000元的「買工費」，最後都因為失業中、付不出錢而不了了之。Sali感嘆：「我們來台灣可能賣了兩隻牛，土地也賣掉了，我們以為夢想可以實現，但是卻是一直付給仲介錢。」最後，他也呼籲在場的移工，「我們一起站起來一起努力，慢慢的改變，為什麼其他國家可以用政府對政府直接聘僱，台灣卻一定要用仲介？」
　
學者、NGO、仲介同場對談

下午1點半開始，則是由曾經擔任仲介與人資部門的王裕衡先生、美家人力資源股份有限公司的林淑如執行長、桃園市群眾服務協會移工服務暨庇護中心的汪英達主任、國立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博士後研究員陳炯志，以及台灣移工聯盟成員吳靜如進行對談。

王裕衡從過去從事仲介業的經驗，提出對當下仲介制度的看法。他直言「並不支持廢除仲介制度，因為那並不能解決現在移工所遇到的問題」，並且提出解決的方法，應該是讓資訊更加流通、透明，讓移工們知道哪些是好仲介、好雇主，那麼壞仲介、壞雇主就自然會被市場淘汰。

林淑如則分享了美家人力作為仲介業者，如何保障移工不在聘僱過程中遭受剝削。他說美家不收國外款，也不向勞工收服務費，而是向雇主收費。近年美家也將業務擴展到長期照顧的領域中，試圖整合本外籍的照顧人力。林淑如說，作為一名仲介業者，「反對廢除仲介制度，但是同樣反對違法收費的仲介。仲介就是代辦服務，就像旅行社代辦護照一樣。」後來美家人力的總經理也說，自己曾經在力通當業務12年，因為看不下去公司對移工層層剝皮，才自己出來開公司，但是即使服務量成長到500多名移工，公司仍在賠錢。

汪英達以NGO的實務工作經驗，批判現行的仲介制度。他認為仲介用各種方式賺取移工的血汗錢，例如近年興起的「買工費」即是一例。此外，他也提到「移工必須付服務費給仲介，但是仲介卻服務雇主而非移工」的弔詭現象。汪英達認為，政府應簡化直聘程序、嚴格查察違法現象、將引進與管理的仲介分流、推動仲介向雇主而非向移工收費的制度；勞團可以組織非營利仲介、不剝削移工的仲介公司、協助移工組織工會、善用企業社會責任或品牌監督改善移工工作環境；雇主則應該主動了解、資相關法令，如果非得透過仲介務必依法辦理。

陳炯志從仲介費價格的演變著眼，並且比較了台灣與韓國的經驗。他認為台灣的移工就業市場是透過仲介驅動，因利益競逐而四處開發市場，雖然多數仲介否認，但向移工收取的國外款項是利益的關鍵。而台灣的仲介制度會變成現在的模樣，是一個輸出國、輸入國長期互動與聚合的結果，不太可能一夕轉變。他也認為，應該把移工仲介看作像是房屋仲介、旅遊仲介一樣，可以透過移工的關係網絡，讓資訊更加透明，而雇主則是不能將雇主責任全盤丟給仲介。

吳靜如則認為，重點是「制度的改變」。他認為二十多年來，因為制度問題，移工僅能祈禱自己遇到「好仲介」、「好雇主」。當下應該推動讓制度改變，移工的基本權益保障不應倚賴雇主或仲介的「恩惠」。他也再次強調，台灣移工聯盟的立場自2003年至今，都是「廢除移工仲介制度，落實政府對政府直接聘僱」。「買工費」的問題，更呈現了仲介已壟斷工作權的事實及政府無能且不願處理。另一方面，輸出輸入國政府皆得利於移工財力與勞力的貢獻，更應擔起服務移工的責任，執行政府對政府直接聘僱，服務人民。

五位與談人各自發表完後，現場也開放聽眾提問，許多移工都踴躍舉手發言。現場有許多人針對「不廢除移工仲介制度」的主張提出質疑，他們認為移工親身經歷了這麼多問題，為什麼還有人認為仲介制度有存在的必要？經過幾輪對話，主持人和與談人也進一步澄清，現場並沒有人否認「現在的移工仲介制度有問題」，交鋒的雙方差別在於，我們要想辦法「改善」？還是「廢除」？而又「改善」會是一個終點？或只是邁向「廢除」的一個中間階段？
　
持續對話、理解差異、推動制度改變
　
本場討論會因場地時間限制，約於下午5時結束議程。我們非常感謝有仲介從業者願意參與這場討論會，並且願意直接與移工面對面，發展出很有意義的對話。我們相信，對話是互相理解的開始。本場討論會不只邀請印、非、越、泰四國移工分享經驗，也邀請了立場各異、不同視角的與談人發表看法，同時呈現在今天的會場上。

本場討論會絕非最後一場關於仲介制度的討論會。在今年年底的移工大遊行之前，我們將會持續努力創造各式各樣的對話場合，讓移工及所有關心移工政策的人們聚在一起，讓我們對移工政策的各種想像得以展開、得以碰撞。

事實上，台灣自1992年起正式引進東南亞移工，至今移工人數已經突破70萬人。然而27年來，台灣政府選擇以「私人仲介制度」作為引進移工的主要管道，將政府的角色畫地自限，從而迴避政府引進移工所應擔負起的責任。即便在2008年，台灣政府在移工運動的抗議下，終於設立「直接聯合聘僱中心」，打開了「直接聘僱」的一道窄門。但至今卻仍因為聘僱流程的繁複，以至於大多數雇主寧可將聘僱移工的相關事項交由仲介辦理，導致效能不彰。

台灣移工聯盟從2003年成立開始，就不斷提出「廢除移工仲介制度，強制政府對政府直接聘僱」。未來，我們亦會以不同的行動，呼籲移工和關心移工權益的朋友們，一同訴求「廢除移工仲介制度，強制政府對政府直接聘僱」，訴求台灣政府應從根源解決私人仲介制度衍生的種種問題，同時強化政府公共就業服務的量能，讓移工就業市場得以不受壟斷、在台移工得以不受仲介從中控制與剝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