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ttychen2017/04/20
Z君來到安置中心已經將近三個月了，這三個月以來，台灣的法律都不允許他找新工作。等待的日子不只沉悶，更充滿焦慮，他的仲介貸款依然要付，而在印尼的老婆、孩子等家人也需要日常開銷。來台不到一年的他，工作的薪水早就因為各種規費、仲介貸款，被扣得所剩無幾。這三個月的日子，過的煎熬。
但Z君的案子一點都不複雜。
最初，Z君只是覺得週六加班費的給付很奇怪，所以找仲介翻譯詢問，然而仲介翻譯不只沒有好好解釋，反而惡言相向，威脅地問工人：「現在是誰不想工作了？」而後，Z君便遭到仲介、雇主的刁難。包含不讓他打卡上班（同時警告若不上班要扣兩倍薪水、遣返）、鎖住代步用腳踏車、沒收宿舍烹飪器具等，用盡各種手段來逼退Z君。
忍受不了如此對待，Z君只好向我們求助。然而在台灣現行的制度下，除非雇主同意或有違法行為，否則移工是不能換工作的，因此這些莫名其妙的行為與衝突並不能讓Z君轉換雇主。「還好」我們發現Z君的工廠一個月加班將近90小時，違反了《勞基法》每月46小時的上限，才據此要求轉出。然而，即便違法事實明確，雇主始終不同意Z君轉換，Z君只能請勞動部認定違法，強制廢止他與雇主的聘雇關係。
行政流程一跑就快三個月了，Z君能作的只有等待，等待勞動部同意他轉換雇主的好消息。
（自由轉換雇主的訴求已經提了十幾年，至今仍未實現。）
今天如果是一個台灣人，工作出了狀況無法繼續，只要預先告知，就可以離職。如果雇主有違法事實，還可以不經預告，直接包袱款款走人。然而在移工制度下，雇主如果不同意轉換雇主，移工就只能努力蒐集證據，舉證雇主確有違法，否則根本不能換工作。這樣的控管，導致移工無法「用腳投票」，使惡質雇主有改變的壓力，稍稍提升整體勞動條件。反而是創造了雇主、仲介能不斷在法律邊緣欺壓他們的條件，逼迫許多沒出路的移工選擇逃跑，走進無法回頭的死胡同。
「如果你不夠慘，那就乖乖繼續做下去！」
是這個制度不斷告訴移工的，他們深刻體會到自己只是來被榨乾的「勞動力」，而不是一個有主體性、可以自由選擇工作的「人」。這就是明明白白的制度性歧視。
（2011年移工大遊行，象徵在惡劣勞動條件中掙扎的移工們。）
Z君等待的三個月背負了龐大壓力。除了來自家庭開銷，還有必須償還的高額仲介費與貸款，都提高了移工要轉換雇主、爭取勞動權益的成本，強化整個制度的控制。當仲介的收入需要仰賴雇主聘僱移工的配額時，他們自然在勞資爭議過程中向資方傾斜。對於移工來講就像是我原本有一個雇主，然後制度要我再付一大筆錢請另一個雇主。一旦我對工作有任何的疑問或不滿，兩個便聯合起來對付我，而且我還不能「大不了換個工作」。
整個市場幾乎都掌握在仲介手上，沒有仲介介紹，移工不太可能找到工作。因此，許多仲介刻意不承接勞資爭議過的移工，移工因為找不到新工作，只能被迫回國。這樣的狀況也頻繁地發生在三年契約期滿的移工身上，造成「廢除三年出國一日」的實質效果大幅削減。
（在就業服務中心等著仲介挑選的工人們。）
Z君的案子並不是特例，是一個根本性的制度問題，只有廢除私人仲介制度與讓移工自由轉換雇主，才能改善。在去年通過廢除三年出國一日時，蔡英文總統沾沾自喜地在FB說：「這只是改革的一小步，但對辛苦的移工朋友來說，是強化勞動權益的一大步。」
我們得說，移工的勞動權益還有許多大步得跨越。諷刺的是，蔡英文力推新南向政策，開放部份東南亞國家條件式免簽，無非為了吸引有錢人的投資。然而這群在台灣的移工，政府卻連一扇自由勞力市場的門都不願意為他們敲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