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stnip正當大部分的人都在慶中秋、慶團圓的中秋連假第一天，我們透過媒體，悲憤、驚訝地知道了這個慘案：一位在回收場工作的越南籍泰姓移工，被攪碎機絞成碎肉！
移工的勞動環境常是骯髒、危險、困難的3D行業，他們用人生的黃金歲月來台貢獻心力，卻因為勞動環境的不安全，承擔了更高的職災風險，其中斷手斷腳回國者十分常見(註1)。然而，這名越南移工居然整個人被絞碎，甚至工廠直到點名時才發現少了一人？
我們至今尚無法接觸到被害人，但透過新聞得知地方主管機關已透過仲介，聯繫到被害人在越南的家屬云云——這在我們的經驗裡，常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的「起手式」。
看到這樣的報導，其實令我們非常擔憂。
這幾十年來，移工的職災案件，特別是嚴重的、上新聞的案件，官方的標準回應就是：「已經請該國辦事處協助以及由仲介聯繫家屬」。然後幾天過後，就會看到另一則新聞表示「雇主已和家屬取得和解」，案件就會從大眾眼中「順利落幕」，彷彿已經形成一套「劇本」。
然而，我們要問的是：從職災發生到和解這段過程，職災勞工究竟經歷了什麼？家屬究竟會遇到什麼困境？結構上究竟出了什麼問題？使得「和解」這麽輕易地成為問題的解答？然後我們看著問題再一次發生，再一次聽著官方回應一模一樣的答案？
困境之一：放大檢視＋蒐證困難
首先，職災案件發生後，不論是斷了一隻手或是一隻腳，甚至失去生命，移工首先會面臨的第一層質疑是：為什麼別人都沒事？就只有你發生職災？是不是你自己不小心？然後所有對於勞工不利的說法通通接踵而來，「不聽話」、「不認真工作」、「喝酒」，甚至「私人感情生活」都會成為形塑一個「壞勞工」的說法。
這些說法的目的，都不只為了官司的攻防，更是第一步就要讓「勞工本人」或是「勞工的家屬」對於「我要爭取自己職災的權益」產生動搖。再加上長期以來，政府從未向移工宣導，當遇到職災時所需具備的相關法律與知識，以至於移工們很輕易產生「我自己也有過失，所以還是盡快跟雇主和解比較好」的念頭。
即便少數移工得到NGO的協助，了解要爭取職災勞工的權益，仍然會面臨的困境是：我要如何證明自己沒有過失？或是如何更積極的去證明雇主的過失在哪裡？當監視器在老闆手中通通變成黑畫面；當職災發生後，原本違法關掉的安全措施馬上偷偷被打開；當同國籍的組長被威脅「如果你說公司有問題，你是組長你也有責任」而不敢作證……當這些種種困境都被合理化成「理所當然」、「是你自己要和雇主談判」，試問一名勢單力薄、語言不通的移工，究竟要如何才能爭取合理的賠償？如何才能不輕易地「被迫和解」？
困境之二：仲介＋外辦
其次，與本地職災工人不同的，在移工與雇主之間，還存在著一個影響極大的角色，叫做仲介。
理論上來說，移工每個月付「服務費」給仲介，仲介理應要服務移工。然而，在台灣畸形的制度底下，因為雇主手上掌握聘僱移工的「配額」，有配額才能引進移工，有引進移工，仲介才能賺仲介費和服務費。因此，為了爭取配額，仲介只能無所不用其極地討好雇主，包括翻譯、處理文件、帶看醫生……等等，仲介天天掛在口中的「我們仲介有上百上千項服務」，其實這些服務真正解決的是「雇主的需求」，而非「服務移工」。
更不要說，當勞資爭議發生時，一旦需要在勞工局開會，我們從來沒看過哪個仲介是為移工權益說話的，仲介永遠跟雇主坐同一排，甚至直接代表雇主出席，協助雇主「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在這樣的結構底下，當涉及賠償及利益糾紛更大的「職災案件」時，可以想見仲介不但不會積極替移工爭取最大的權益，甚至許多不肖仲介會反過來替雇主遮掩違法事實，或私下替雇主透過母國仲介對勞工或家屬施壓、提供不正確的資訊，軟硬兼施逼勞工選擇和解。
而母國政府在台辦事處遇到重大職災案件時，也不全都站在移工立場協助，更多仍是抱持著「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的心態，甚至抹黑NGO「都在搗亂」，阻礙NGO給予案件上的協助(註2)。
「仲介」和「外辦」對於移工來說，可能是最親近的兩個單位，畢竟他們至少通曉移工母語，然而在與雇主發生利益衝突的時候，這兩個單位反而是讓移工放棄爭取權益、放棄官司，選擇和解甚至選擇回國的推動者。
困境之三：語言隔閡＋政府失能
第三，「語言」則是使移工比本地職災工人更加弱勢的關鍵因素，而這項因素直指的是「政府的失能」。
當一名發生職災的移工或家屬，想自己辦理勞保給付時，發現所有申請書只有中文；想自己申請勞檢，發現來勞檢的人請仲介幫忙當翻譯；想知道公司有沒有違法，不要說沒有各國母語的公開資訊，可能連本地人都不知道該怎麼查。更遑論後續打官司時，台灣的司法通譯有沒有妥善地給予移工支持，這些和語言相關種種的困難，我們偉大的台灣政府只有一句話回應：「政府會監督仲介處理，如果移工有問題可以打1955」。
當所有政府的資源和介入處理，政府都選擇「主動地」推卸成「仲介責任」，同時選擇「被動地」等待勞工打1955申訴——甚至申訴後還不見得有用，那麼這些所有「放在檯面上」的政府職災相關資源，也就只是提供政府在遇到案件時拿出來擋子彈而已。今年初，監察院就曾召開記者會指出，近10年來職災移工應領而未領的失能津貼金額高達4000萬元，就連法定的保險權利，台灣政府都無能協助職災移工申請的狀況下，許多職災移工得不到資源協助，最終被迫只能選擇和解，也就不是新鮮事。
當「和解」成為典範
上述的這些觀察與分析，源自我們處理與接觸移工職災案件的經驗，但我們並非全面地指控「所有移工職災案件的和解，都是移工被迫放棄爭取自己權益的結果」，我們希望點出的是：
第一，在這些重重困境之中，即便是重大的、得到大眾矚目的移工工殤案件，包括矽卡案、敬鵬案、鼎元光電的化骨水案、三永鐵工廠的拜倫案，在有NGO介入協助的情況下，在爭取權益的過程都是這樣舉步維艱，甚至最後仍然選擇放棄的移工也大有人在。更不要說，究竟有多少尚無法得到社會關注的案件，有多少職災移工被當成免洗筷般被丟回母國？
第二，這些略過所有關鍵細節討論過程，直接「和解落幕」的案件，最終都在政府口中成為了「個案」。如此一來，社會上根本無法開啟針對「移工就業環境高風險、高職災」的討論與改變，也無法促進對於職災移工及家屬在漫漫求償過程中的支持。一次次個案的「和解」，反而可能造成了集體困境的「無解」。
第三，「和解」同時更成為了一種負面的模範：當職災發生後，雇主第一個念頭，就要求仲介「盡快」讓事情落幕、結案。為了「快」，打官司顯然曠日費時，和解成為「必要之惡」；同時為了避免移工提告，逼回國也成為最保險作法。這些負面的模範成為雇主眼中的「好仲介」，「懂得怎麼處理」的仲介，反過來助長了整個高職災高風險就業環境的惡化：如果我可以花十萬塊跟職災勞工和解，為什麼我要花一百萬去改善工廠的職安環境？
政府撒錢買名？雇主賠錢了事？
目前我們知道，彰化縣政府（地方主管機關）勞工局對工廠勒令停工、罰款3到30萬。今年5月剛成立「工安大聯盟」的彰化縣政府，面對如此嚴重的工安意外，所能做的僅是裁罰雇主一丁點錢？上至勞動部，下至彰化縣勞工處，在職災的預防上，到底做了什麼？花錢做看板、開記者會——撒錢買名聲，但實質上為勞工提供了什麼安全的保障嗎？對於這麼重大的慘案，地方政府在查察、預防上，沒有任何失職、沒有任何責任？
勞動部面對監察院報告時回應表示，勞動部有「高風險事業單位」的特別監管。我們要問，勞動部在本案顯然高風險的回收事業單位，監管了什麼？特別了哪些？有沒有多語訊息告知處於「高風險」的移工？此次發生重大職災，勞動部難道也一點責任也沒有嗎？
另外，為了削減成本、不顧勞工安危的雇主，在事發後的責任僅是「賠錢」？雖然勞工可以向對雇主提出「業務過失重傷害」的刑事告訴，但這終究是「告訴乃論」，以這名不幸的越南移工為例，誰會替他跨海提出告訴嗎？而今年五月《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上路時，行政院長蘇貞昌說「蔡政府最照顧勞工」，實則是透過雇主繳保費，號稱讓雇主用少少的錢，便得以處理職災的發生。然而，面對一條被絞成碎肉的生命——與我們共同生活在這片土地的生命，難道在「人權立國」的台灣，是只要花錢就能打發掉的事嗎？
註1
根據監察院調查報告指出，製造業移工的「職災失能千人率」幾乎是台灣籍勞工的2倍。依勞動部統計，外籍勞工請領勞保職災給付的人次，每年都超過1500人。這意味著「平均每2個小時就發生1起職業傷害」、「平均每2天就有1.6名移工因職災而失能或死亡」。以108年為例，失能、死亡者合計270人，若加上沒有通報的案例，絕對超過300人──這不只是「一年有300個移工因為職災失能或死掉了」這樣抽象的形容，而是一個活生生的人被機器切斷手、被機器絞斷頭這種血淋淋的事件，一年就發生了快300次。https://reurl.cc/KQOgLn
註2
該案事發後，家屬立即被仲介警告「絕對不可以找台灣NGO」，然而仲介公司提供給死者父母簽名的委託書，委託項目除了處理遺體，勞保，包含所有相關事宜，甚至包括跟雇主和解，弔詭的是，被委託人除了死者的姊姊，竟然還包括了雇主鼎元、仲介、菲律賓辦事處。而當家屬於9/10抵台後，NGO陪同前往菲律賓辦事處拿回委託書，竟被仲介及辦事處告知，認證未完成無法歸還正本，並告知家屬，NGO一再搗亂，會阻礙死者遺體運回國。家屬在台期間，仲介得知NGO要帶著家屬去殯儀館看遺體時，竟跟家屬說：「不准跟NGO去，如果沒有仲介公司陪同，你們會被告」。目前，菲律賓的家屬被仲介及菲辦告知，遺體將於9/18日凌晨回國，公司願意在9/17跟家屬談，條件是絕對不可以有NGO陪同，家屬如果有委託的律師可以陪同，但不能帶自己的通譯。在台灣的家屬也不斷被仲介及菲辦告知，公司已經認錯，和解就都沒事了，9/18遺體就要回國了，最好順利解決問題，讓遺體順利回國，不要讓NGO搗亂。https://reurl.cc/Zblxq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