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ttychen2019.07.05 文／王俐婷、何欣娜
圖：TIWA和學生們相約在公園碰面。
在陽光明媚的午後，我們和幾個大學生相約在公園中。推著輪椅，帶阿嬤出來曬太陽的看護工迎面而來，用印尼文親切地向他們打招呼。
「你們在哪裡工作呀？」
「我們在這邊念書。」
「念書呀，你們真是好孩子。」
我們好奇地問他們，如果想要賺錢，為什麼不選擇當移工？
他們說原本想當移工，但牛頭與仲介公司告訴他們，辦理學生簽證比工作簽證快很多，還可以一邊讀書一邊工作。第一年工作薪資每月兩萬六、第二年開始每月三萬，四年過後可以拿到畢業證書。他們聽完很興奮，可以讀書又可以賺錢養家，拿到台灣的學歷，將來一定能找到更好的工作，改變家庭生活。抱著對更好的未來的期待，他們選擇相信牛頭與仲介公司。
學生付給牛頭25-45條印尼盾（約台幣五萬五到十萬元），出發前一天，被要求簽下貸款單，如果不簽隔天不能上飛機。繳25條印尼盾的人要借台幣167,796元的貸款，沒有繳的是台幣282,144元。已經繳了那麼多的錢給仲介跟牛頭，只好簽下貸款來台。
圖：沒有繳交25條印尼盾的人，要背負282,144元的貸款。
每天下午一點，工廠的車會統一來學校接人，晚上九點再送回學校，每周六加班 ，薪資由仲介發放。每個月除了貸款，還扣了「儲蓄學費」一萬元以及各種雜支。扣完之後的金額是負的，仲介借給他們三千到五千元的現金，一學期後已高達兩萬到四萬元。有學生向勞工局申訴後，他們才知道境外生一周只能工作二十小時，仲介、工廠跟學校讓他們違法超時工作。
每天下班回到宿舍將近十點，沒有時間讀書、拜拜。來申訴的學生都想回國，他們一方面不想違法超時工作，二方面又擔心之前加班時數這麼多，卻越加班越負債，會不會大學四年念完反而欠了一屁股債？他們只剩下最卑微的訴求：回家。
圖：仲介公司給學生的薪資表，第一年每月兩萬六千元、第二年起每月三萬元。
圖：去年10月來台至今年3月，一位學生已欠仲介47,005元。
學生申訴後，勞工局針對證件扣留莫可奈何，只能協助學生到警局報案。就在他們到警局做筆錄的前一天，仲介把所有學生的護照、居留證都歸還。
作筆錄那天，學生們把吃剩的便當收到角落，一問才知道他們擔心沒錢，想留著下一餐吃。筆錄從早上做到深夜，勞力剝削與不當債務的事實明確，學生被鑑別為人口販運被害人得以被安置。
學生希望安置在TIWA由我們繼續協助案子，最後卻因移民署的安置中心未滿，不同意他們到TIWA安置。幾經爭取無效後，他們被送到移民署位於收容所裡的安置中心。最後的訊息是，他們手機要被沒收一個月，只能在禮拜天使用十分鐘。同時，安置中心以保護為由，限制他們的通訊及人身自由，只有司法的承辦才能夠接見。在移民署的不知道是保護還是管束的規定下，我們跟這群被認定是被害人的學生失聯了。
事件爆發後，教育部以「惡行重大」、「嚴重失格」來形容他們的學校。但是一路以來從育達科大、康寧大學到建國科大，教育部放任相同事件一再發生，除了發新聞稿說嚴懲學校、設立申訴專線外，沒有更具體的政策從根本預防這樣的事情發生。此外，勞動部不面對移工的血汗勞動條件，反而大開後門，放任工廠用比移工標準更沒有保障的方式聘僱境外生。移民署安置販運被害人，違反他們的意願，限制通訊及人身自由，三個部門交相賊讓學生二度受害。
離家還有多遠？逃離仲介的威脅，卻進到一個被限制自由的安置中心。回家，面對繳給仲介的費用要不回來的損失，還必須償還當初簽下像山一樣高的貸款。出國留學，這個原本有可能改變他們人生的選擇，反而讓他們掉進一個無法走出的黑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