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ttychen2017.12.03 文／莊舒晴
與漢莎認識是一年多以前，那時我看著一群穿著黑衣黑褲的印尼勞工在河堤邊練習印尼拳法，二三十個人一字排開，只有漢莎一個女生，包著黑色頭巾直挺挺站在那。
河堤邊的冷風一直吹，他們像在瀑布下修行的人一樣，在冷風中繼續練拳。當時漢莎問我哪裡可以借到室內場地，這樣就不用在河邊吹風了，何況不時會有民眾檢舉他們「像ISIS」、「穿一身黑不知道在幹嘛」，警察沒事就來盤查，讓他們本來單純運動聚會的假日時光不勝其擾。
漢莎在台灣工作很多年了，中文十分流利，警察來盤查時她可以用中文清楚解釋：「這是印尼的跆拳道，我們是在台灣工作的移工，假日出來運動。」漢莎不在時，其他人就將印有「我們只是在運動」中文字的紙帶在身上，警察來時就出示這張紙。
台灣目前有六十六萬名移工，上百個不同地區的同鄉會。然而要有一個可以開心聚會、活動的地方何其困難。「拜託可以幫我找一個辦活動的地方嗎？我們一年就這麼一次而已。」漢莎來找我問哪裡可以借場地辦活動，他們每個星期天在河堤吹風練拳已經習慣了，但是想找個地方讓大家可以聚在一起吃飯、聊天、欣賞拳法表演，河堤顯然不是一個合適的地方。她去問外面的餐廳、宴客廳，光是場地就要萬元起跳，對於低薪的移工來說實在是不小的負擔。
在河堤練拳的印尼移工們。
上網查找各個地區的活動中心和里民中心，場地非常多、地方大、租金也合理，但是申請借用的流程對於移工來說是十分困難的。首先這些網路上的資訊和申請表單全部都是中文，我代為用中文填寫「申請單位：印尼西拉拳藝社團」、「活動內容：印尼西拉拳藝表演與聚會」傳真到區公所後，承辦人員打來問「這個社團是什麼、組成是誰、有立案嗎？」我說：「沒有立案，這是移工假日運動的社團。」「這樣不行喔」對方說。
其實我並不知道立不立案跟借用場地的關聯在哪裡，平常區民活動中心有不同的本地社團在活動或開才藝班，這些團體也不見得每個都有立案吧？
我說：「沒關係，那我用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的名義申請，我們是內政部登記的立案團體。」新的表格才傳真過去，對方又問「你們這個活動來的都是印尼人嗎？會不會用麥克風？要表演放音樂嗎？不行喔！我們旁邊都是住宅，你們要放音樂的話不行喔！」然而我在網路上看到該場地舉辦各種才藝比賽、肚皮舞課、婚宴等等熱鬧非凡的活動，「這些活動都沒有用麥克風或放音樂嗎？」我問。「他們都有控制音量啦！」承辦人員說。「我們也會控制音量啊。」我回。
「都是印尼人會不會很危險啊？這樣我們會被鄰居說話啦！」
「他們辦的那個活動內容是什麼？我們要考量安全性的問題。」
「你們現場有維護秩序的人嗎？」
「他們會不會很吵啊？垃圾他們會自己收嗎？」
「你一個台灣人來不行，至少要有五個台灣志工，不然危險！」
每個公務人員有不同的理由要把這些危險的移工趕走。「我可以給他看我的居留證跟護照啊，放在那邊保管等活動結束沒事了再拿回來也沒關係！」借場地四處碰壁，漢莎沮喪地說。
打遍各個地區的活動中心之後，終於有一個區公所的承辦人員願意把場地借給我們——前提是：「要有台灣人維護現場秩序、垃圾全部都要帶走。」這就是在台灣六十六萬移工想在假日找個地方辦活動要面臨的困難。因著各種對移工「危險」、「很吵」、「不衛生」的偏見，公務機關也不願意輕易將場地租借給移工，儘管一切都是照規定「依法行政」來申請，仍然遭受各種刁難。
政府想引進的是勞動力，但來的卻是人，人要有空間才得以生活。當有人再說「為什麼外勞要霸佔火車站和公園？」我們或許該從空間的階級性和排除性談起。當有人在批評北京清理低端人口時，也別忘記同樣的清理與掃蕩也在台灣發生——只是用一種看似較文明的方式。
印尼移工們總算借到場地辦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