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見】日常的惡意

上週日（7/15）來自菲律賓及印尼的勞工，在台北車站南三門，針對目前進行的勞基法修法及討回七天國定假日的公投連署，舉辦了「本勞移工衝連署 不分本外爭勞權」記者會。這本來是一個平常不過的記者會，移工排排站在布條後面，笑嘻嘻的拿著手舉牌自拍耍帥，練習為記者會排練的「共同生活共同決定」舞蹈，用不輪轉的中文練習的口號再取笑其他工人講得很爛。現場瀰漫興奮歡樂的氣氛。就在記者會正式開始，一直站在旁邊的一位中年女性的言行讓現場氣氛丕變。

「滾回去！」「你們都是難民滾回去！」「拋家棄子還在這裡跳舞！」她伸長了手，站到記者會正中央，手指離第一排的移工大約只有十公分，對著移工咆哮。

作為記者會主持人，我先用身體把她隔開，其他同事也幫忙安撫她，但這些動作顯然沒用。當我開始說明記者會的訴求，提到移工來台從事最低階辛苦的工作，勞基法規範的勞動基準其實是移工的最高標準，但這次修法卻沒有對這群最受影響的工人有任何的說明，連公投都因為不是台灣人，被排除了參與資格等等。她又回到中央對著我吼，說謊、說謊、說謊，他們賺走台灣的錢，台灣被他們拖垮了。另一位阿伯，則是一語不發，持續用身體撞開站在一起的移工。

無獨有偶，同一天下午越南外勞配偶辦公室跟越南移工工會，也在桃園車站前舉辦了相同議題的記者會。一位中年男子站在旁邊聽著，口中碎唸著「太多了太多了」，後來忍不住開始批評台商在越南受到不平等待遇，憑什麼移工在台灣要求討回七天假，阿伯氣憤不平離開現場時，還一邊說著：「太多了，真的是要太多了」。

這是台灣社會、民眾對移工議題的典型反應，也是移工在生活裡，面對的日常惡意，差別只是個別或集體的，在私人空間或公共空間面對。

看不見移工為台灣社會降低的成本？

當我們倡議移工自由轉換雇主，家務工要有法令保障，本外勞薪資能脫勾，廢除私人仲介等訴求，移工面對的是社會集體歧視，如：外勞在母國只賺幾千塊，台灣給的薪水已經夠高了；外勞要權益，跟他自己國家要；嫌台灣不好不要來。

政府面對這些權益訴求最常說：「聘僱外勞台灣負擔社會成本，這些權益需要尋求社會共識。」卻不去談移工幫雇主降低多少人力成本；不去談一個外籍看護工17000，一個本地看護工60000，移工降低了多少長照成本跟壓力；也不談廉價移工建設了公共建設，整體的協助台灣社會過一個進步方便的生活。

個別的移工坐在台北車站跟朋友聚會，被乘客白眼；想去看電影沒有看得懂的字幕或語言；要從台南到台北申訴，看不懂怎麼坐車，因為外語只有英文；走在路上被懷疑是逃跑外勞等。

各別的惡意或是社會環境的不友善，移工已經練就自然忽視這些惡意的能力。有時候是真的聽不懂，有時候是笑笑的讓它過去。不然怎麼過下去？

如果要討論移工的社會成本，我們必須去拆解這些惡意背後的利益得失，必須去面對所謂社會成本在哪裡？怎麼被計算？誰從中獲利？移工要的權益對誰太多？這些惡意的存在才有社會意義。因為這些人可能是引進移工後失業的中年工人，被國家剝奪居住權的遊民，或是長期被長照壓力壓垮的家庭照顧者，不然只是落入「可憐移工被台灣欺負 vs. 移工搶工作讓本勞失業」，這種讓當政者輕易推卸責任的二元對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