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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外籍勞工決定挺身對抗雇主和這個國家的制度，等於是必須面對若是申訴失敗，沒有賺到錢就會被強制遣返的風險。沒有了房屋和田地形同將自己和家人逼上絕路。（資料照，記者張忠義攝）
「反正我再也不要回去船上了…船上都吃不飽，沒有早餐就要工作，常做到下午餓得要暈倒。晚上還只有米粉或泡麵吃。而且船長動不動就大聲罵人，有一次我在清理漁網，船長經過說我沒清乾淨，竟然踢我一腳，還巴我頭。我覺得很生氣，也不是被打有多痛，而是真的受不了汙辱。我不明白我只是來工作，為什麼要這樣對我？」
菲律賓籍的漁工阿尼和同船的三位同鄉，趁著漁船短暫靠岸，連夜從基隆逃到台北來向協會求助。說起在台工作一年多遇到的種種，仍氣憤不平。
類似這樣的漁工案件其實層出不窮。相較於外籍廠工，雖然外籍漁工同樣有《勞基法》保障，但「漁船」這個彷彿海上「法外孤島」的勞動場域，大半時間都在海上作業，每次出航從三週到六個月不等，這樣與世隔絕的特殊性，使漁船上不論是工時、飲食、環境、休假，完全不受法律管束，勞動單位更無從監督檢查。身處其中的外籍漁工遇到問題時無法對外求援，即便回到港口有短暫時間能申訴，但沒幾天馬上又要出航，許多問題的反應和救援根本緩不濟急、求助無門。而所謂「求助無門」不僅是「求助管道」的問題，更多其實是即便求助了，卻常常被認為「只是小事」而被刻意忽略。
勞動環境惡劣，工時又長，休息時間還要整理捕具、打掃洗衣，幾乎無法有充足睡眠。若是船上伙食差或一直吃不飽，長期下來體力根本不堪負荷。（資料照，記者方賓照攝）
拿「吃不飽」這件事來說，幾乎可以說是每位申訴漁工都會提到的事。乍聽之下因為「吃不飽」所以「逃跑」好像有點誇張。但若我們試著站在漁工的勞動條件去思考，事實上，漁工每天在船上的工作都是非常倚靠「體力」的粗重活。再加上勞動環境惡劣，擠在狹小的船艙睡眠品質差，工時又長，休息時間還要整理捕具、打掃洗衣，幾乎無法有充足睡眠。若是船上伙食差或一直吃不飽，長期下來體力根本不堪負荷。這就是為什麼會有這麼多漁工覺得「吃不飽」是很嚴重的問題，嚴重到讓他們即便冒著極大的風險，也要逃離這樣的勞動環境。
「吃不飽」這件事，幾乎是每位申訴漁工都會提到的事。為什麼會有這麼多漁工覺得「吃不飽」是很嚴重的問題，嚴重到讓他們即便冒著極大的風險，也要逃離這樣的勞動環境。（資料照，記者劉信德攝）
另外，外籍漁工同樣面臨所有外籍勞工都面臨的問題是：外籍勞工若希望轉換雇主只有兩條路，一是雇主同意，二是雇主有明確違法事證。不論是法院或是調解會委員，甚至一般民眾，常常會單純的覺得「被打為什麼不用手機蒐證」，或是「為什麼不抵抗」。
「明確的證據」說來容易，但事實上，漁工在船上蒐證非常困難，更何況許多漁船作業時根本沒有時間使用手機，別說錄影，連打電話對外求救的機會都沒有。假如沒有明確事證，在調解會上漁工之間相互的證詞，往往是不會被採信的。相反的，雇主和台籍船員之間的證詞，卻很容易被採納。因此，「蒐證困難」加上「先入為主的階級歧視」，使得「外籍勞工必須去證明雇主違法」這件事變得格外困難。
從證據搜集，申訴管道，到調解過程，每一個環節政府都要求這些「沒有任何資源的外籍勞工」必須「證明雇主違法」。但當我們試著追溯問題的源頭，到底為什麼「遭遇到不合理的勞動剝削」時「外籍勞工必須要申訴」？像阿尼這樣來申訴求援的畢竟是少數。多數外籍漁工為了支付來台高額仲介費，拿家裡的田地房屋去抵押。當外籍勞工決定挺身對抗雇主和這個國家的制度，等於是必須面對若是申訴失敗，沒有賺到錢就會被強制遣返的風險。沒有了房屋和田地形同將自己和家人逼上絕路。
雖然外籍漁工同樣有《勞基法》保障，但「漁船」這個彷彿海上「法外孤島」的勞動場域，大半時間都在海上作業，每次出航從三週到六個月不等，這樣與世隔絕的特殊性，使漁船上不論是工時、飲食、環境、休假，完全不受法律管束，勞動單位更無從監督檢查。（資料照，非文中所述漁工，記者陳彥廷攝）
面對不合理的勞動條件，台灣人可以選擇離職、換工作。但外籍勞工在「不得轉換雇主」的法令限制下，被迫只能忍氣吞聲。一旦到了無法忍耐的極限，只好冒著被遣返的風險逃跑或是申訴。回過頭來說，外籍漁工要的也不過只是「吃得飽」、「不要被打罵」、「領到該領的薪資」而已。
在這樣的現況背後，更該去探討的是，政府的勞動法令根本把外籍勞工當成「用完即丟」的商品，等同變相鼓勵雇主奴役外籍勞工，這整個結構上的問題才是導致外籍勞工處境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