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unhuai前言：宏德新村2號
文／莊舒晴
2013年的特宏興368號漁船事件是我接觸移工受刑人的開端，當時TIWA的工作人員在新聞上看見被民眾追打的印尼「殺人犯」，主動了解這些飄洋過海的異鄉人究竟經歷了什麼。他們何以狠下毒手將兩名台灣人都入汪洋大海，又企圖開船逃逸？
我們第一次見面是在台北看守所，當時判刑尚未定讞，TIWA和一群印尼移工浩浩蕩蕩搭車過去，兩人兩人一組，進到接見室裡隔著玻璃及鐵窗和六名受刑人說話。Visa、Mashuri、 Konedi、Wara、Solehudin、Waludi，他們在監獄裡沒有名字，只有編號；沒有未來，只有對漫長刑期的絕望。我們素未謀面，但當同鄉吐出第一句印尼文，話筒裡傳來嗚咽的聲音，儘管窗戶看上去是很久沒擦了，我也能從模糊之中望見他們眼眶裡打轉的淚水。他們非常艱難地開口說海上的故事。
判決定讞後，六個人進入位於桃園龜山的台北監獄，宏德新村二號。二十八年、二十二年、二 十二年、二十二年、十七年、十四年，這是他們的未來。 六個人被分配到不同的房間和工場，在不同的單位裡有越南、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奈及利亞……，來自不同國家、操著不同語言的異鄉人。 同樣國籍或同樣案件的人幾乎都被分在不同房間，外籍受刑人時常在同房沒有可以說話的對象 ，唯一有機會遇見同鄉的場合是監獄裡勞動的工場。受刑人透過在監獄工場裡勞動，換取在監的飯菜，同時有機會遇見不同房間的同鄉。 一週工作五天，一個月大概可以領一百多塊，監獄裡一包新樂園九十塊。
六個人入監幾個月後，「有一個叫TIWA的組織可以來看印尼人喔！」這樣的資訊不知不覺在監獄裡傳播開來，辦公室陸續收到不認識的印尼朋友的來信，開頭大抵都是「不好意思打擾 了，我是來自印尼某某城市的誰誰誰，真的很抱歉寫信給你，請問你有時間能不能來監獄看我 呢？我已經在監獄多少多少年了，但從來沒有人看過我……」
這就是一切的起點。
每一個初初見到的移工受刑人總會讓我們有一些新的領悟。很多時候難以想像眼前這個瘦弱 的、稚氣的、純樸的、沈默的、年輕的、黝黑的朋友，是犯下重大刑案的罪人。我記得Ade說 「天啊！你們真的來了！我寫信好幾次給印尼辦事處他們都沒有理我，我還有寫信給印尼總統 欸。」Didit說「謝謝你們帶的印尼菜，真的太久太久沒有吃了。吃的時候我哭了。」Endra說 「我還以為TIWA是一個教會的名字，因為在監獄只有教會的人會來看外籍的。」Amir說「我 已經六年沒有家裡的消息了，你們可以幫我找我的家人嗎？」Rano說「謝謝你們帶印尼書來 ，監獄裡面有圖書館，但都是中文跟英文的，我看不懂。」
隨著接觸的受刑人越來越多，我們發現作為一個外國人其實是不容易在裡面生存的，尤其是來 自東南亞國家的移工。常有人說獄中如同社會的縮影，自由世界裡的種族歧視、階級排除、國 族主義同樣蔓延到鐵窗裡，而且是以一種更血淋淋、毫不遮掩的方式。有錢的被當大哥、金髮碧眼的不會被欺負，沒資源、沒人探視的只好當小弟，靠幫同房的洗衣服、做牛做馬，才能換一條牙膏、一包衛生紙。「我跟長官說牙刷壞掉了，他就拿一隻別人用過不要的給我。沒關係這樣就好，外籍的就是這樣。」H說。
除了沒有資源之外，和家人之間的聯繫也並不容易。三個月才能打一次電話、航空信件一百多 塊等於在監工作一個月的收入、沒有家鄉的電話或是地址⋯⋯。每個星期收到的受刑人信件裡面 ，有許多都是關於幫忙他們聯繫印尼家人，與遠在千里之外的家人還能維持一絲羈絆，是咬牙撐完剩下刑期的唯一動力。我還記得Anasrul服刑十年完畢回到東爪哇的家鄉，終於見到雙目失明的老母親時有多麼高興。
2016年，我第一次踏上印尼的土地探訪散落在不同村莊裡的受刑人的家。進入充滿魚腥味和漫天蒼蠅的村子，就不難理解為何有人前仆後繼地踏上台灣的漁船，尋求「更好的未來」。受刑人家屬急切地想從我們口中得知孩子的消息，但我們所能提供的也只有受刑人的一句「我很好，請不要擔心」，監獄不能攝影，我們甚至不能帶一張照片給家屬，只能在受刑人長大的村子裡多拍一些照片，告訴他們家裡還有人在等著。
從台北到龜山要一個多小時，當時還有一位女性受刑人在新竹，去一趟來回四小時，我們一個 月幾乎只能去一次，帶點食物、書籍，寄幾百塊讓他們能買日常生活用品。每次探監回來就在 臉書社團裡做紀錄，沒想到陸陸續續有些朋友主動聯繫幫忙，在新竹開餐廳的馬嵐提供免費南 洋餐點、空服員蘇盈蓉飛印尼工作時總會帶回印尼書、在清華大學教書的林麗雲與陳瑞樺老師有空就跑新竹看守所，甚至組織了幾個在地的學生一起加入探視工作、善良的臉友們寄來一堆文具衣物讓我們帶去印尼給受刑人家屬⋯⋯。監獄裡的受刑人網絡，意外也促成了鐵窗外網絡的形成，不只台灣的朋友，也時常有印尼朋友問我何時要去penjara 。我們這些「自由的人」某種程度上都 受到移工受刑人的召喚，他們的masalah 也給予我們行動的力量，開始寫這本小書。
這並不是移工受刑人的自白書，也不是企圖為他們的過錯辯解的答辯書，更不是一本懺情錄。 而是希望透過他們的故事，理解每一個被囚禁的人背後到底有什麼複雜的成分。移工受刑人的故事看似是個人的，同時也是集體的、社會的。我們探視的受刑人裡有三分之二以上是漁工，我想這並不是個偶然，那裡有一個吃人的結構逼著船上的人相互為難。淚水是鹹的，海水也是， 汗水亦是，同樣都有苦澀的鹹味。我想，如果能透過這些故事讓更多人嚐嚐這個味道，也許會有什麼改變也說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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