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凌,酷兒作家、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助理教授,2013/03/16
我企圖從某種混文類與複雜比喻的角度來閱讀《彩虹芭樂》,說出它 可能為政治正典的新常態(the new normal)主體性帶來哪些衝擊。在提到本片之前,先提一則洋溢戰鬥風格、很可能被當前性別主流視為過時產物的女性主義科幻小說權充寓言(與預言)。在 Joanna Russ出版於1978年的小說《我們…將成為…》(We who are about to…)祭出了未來歷史目的論與傷殘毀敗自主性的對決命題:藉由擱淺於外星環境的社會實驗設定,主角逐漸將她周圍試圖以生殖繁衍來取得未來的同類∕敵 對人類殺光,製造出不可能有後代、歷史終結於她(頑抗的窮途末路者)的慘烈絕望,但又表現出奇異生機勃勃的罔兩說書口吻。以某種換喻排比的視角,從《T婆 工廠》到《彩虹芭樂》,製作群拍攝、追蹤且與飛盟這群非正典性∕別移工為友,記錄後者的生命圖像與變遷跨越,個中的核心命題之一或許是意欲降低無所不在的 未來存續論之宰制力,在隙縫與裂痕之內蒐羅各類不合時宜生命存續(但不服務「未來」)的形跡蹤影。
充盈著端莊烏托邦風姿的「未來」座落於當今「公民/國民社會」的想像佈局,似乎逐漸窄化焦聚於進步中產小資階級的生命情狀,以及此種生命模式能夠盡量完好 無損地延續下去的孤注一擲投資。對於1970年代的第一世界基進女同性戀女性主義科幻小說作者,其生之可欲可喜之處在於抵抗並否決由白種異性戀生殖機制霸 權所主導的世界,即使此抵制的終點就是自身的孤絕與人類物種的滅絕;而在2013年的台灣現況,與主導機構合作、藉由剔除或刪減不適任中產未來想像的人口 來換取看似部份性別與性傾向的「容納」(incorporation),則非常鮮明堂皇地成為國家性別主義與粉紅國族主義的理所當然修辭。於是,除了是女 性、女同志、性別酷兒之外,種族與階級的底層性讓飛盟T婆群體的鬥爭顯得不但差異於異性戀性別政治,更是大大有別於戮力爭取中產小資單偶地位、忽視階層緻 密性與公民門檻的同志主體。在這裡,我必須提問的是:若是生理女性與生物繁殖的配套本身即為一場無所不用其極的造作,同性戀的身分汙名亦是異性戀霸權的張 牙舞爪部署,那麼,經由安居樂業、長遠單偶、穩固工作、國族認同,乃至於合法人類位階所織造出來的公民意識,即使不比前兩者「人工」,也絕對是通過權力論 述階梯序列所產生的非自然(副)產物。
除了以作戰∕做愛混雜交媾的敘述來並陳跨國遷移、伴侶替換、情慾突變,以及性別跨越,《彩虹芭樂》以懷舊西洋 搖滾揉雜台式卡拉OK的情調鋪陳出浪漫愛的虛妄,以及非長期固定情愛的迷人「湊夥」活路。無論是與帥T談戀愛且與生理男有性關係而懷孕的婆、竊喜於被視為 男人的不正確勞工T,乃至於轉換性別成為常態妻子角色的T,再現的視角充滿百感交集但無定調評論。至於身為觀眾的我們,無論是從中看到門道或熱鬧,都至少 看得出性∕別、位階、族群、生命形式的複數雜沓,個中從未有哪種身分較為天生純粹、哪種較為「情境式」,所有的選擇都密切包含著傾向、位置,以及因時制宜 的後冷戰存活守則風貌。
回到最初提及的小說,此書給我的震撼在於隱隱約約勾連起本片的雜種多重作者觀點,類似海澀愛闡述的「任何落後生命都 至少願意在此存活」的(低度)烏托邦願景。倘若某種咬牙玉碎的女性主義寧願守護殘存生命的尊嚴乃至於犧牲未來繁衍的大義,在《彩虹芭樂》就是寧可在反烏托 邦的現狀、不讓任何低階位置的生命成為性別主流化的殘餘或待挽救對象,而是讓敘述觀點造就出的時空物質性鋪陳出一種模糊堅決的「無托邦」(non- topia)。在這方無烏托邦的非應許之地,再落伍、頑抗、窮困、早夭的酷兒生命都被視為罔兩譜系成員,而非進步現狀的棋盤動態或國家主流性別政策的統計 數字。他們各自的變遷情愛寫出這齣非烏托邦的分合離散,完整且破碎,感傷滿懷且倔強不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