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新奴工制度1─高捷泰勞抗暴事件簿
作者:顧玉玲2 2006/07/1
「你看見泰勞在丟石塊嗎?」
「有,好幾個,離辦公室還有一段距離。」
「認得出是誰在丟嗎?」
「天色太暗了,看不清楚。」
「你們什麼時候離開?」
「九點多,辦公室的玻璃都被砸碎了。有人打開窗戶要我和另一位同事快點走。」
「什麼人?」
「反正是泰勞,他叫我們趕快離開,免得危險。」
「你們走出辦公室,有人用石頭丟你們嗎?」
「沒有。有七、八個泰勞圍過來,一路護送我們到車子上。」
「怎麼護送?」
「就是前前後後幫我們開路,一直到營區外的車子旁,讓我們平安離開。」
「為什麼要護送?」
「可能是怕有石頭丟到我們吧,那時候很亂。」
「有外勞進來辦公室嗎?」
「沒有。」
「你看見有人縱火嗎?」
「沒有。之後才聽說。」
問話的是高雄縣地方法院的審判長邱明弘,答話的是站在法庭證人席上的高雄捷運員工方東賢,他在2005年8月間負責泰勞車輛調度工作,岡山宿舍的泰勞抗暴事件發生時,他正在管理中心工作,成為最後一批離開辦公室的台籍幹部。
現在是2006年4月28日了,方東賢還是在高捷工作,他穿著灰色的工程服來應訊,一問一答沒有太多遲疑與回想,過程歷歷在目。針對當時管理中心的保險箱被撬開、資方聲稱損失台幣一百餘萬,高雄地院正在「竊?罪」上釐清真相,檢察官傳訊三位管理員,為保險櫃被破壞作證。卻不料無意間問出了這一段在「暴動」新聞中,不曾被提及的插曲。
這些細微的、人與人之間的真實互動,看似微不足道,但恐怕才能真正反映實情吧?沒有人想傷害任何人,泰勞吼叫著、丟擲小石頭只是宣洩積壓多時的怨憤,沒有針對任何個別的人。一千七百多人的憤怒暴漲起來,擔心終會無法控制,那心思靈敏的,就快到管理中心來把台籍幹部帶開,不想傷及無辜。後來,消防車開進廠區,他們使用彈弓、石頭,也只是作一個驅趕的動作。最後,這些被拍下相片的丟石頭相片,卻成為涉案的證據。
這是自高雄捷運四名「帶頭暴動」的泰勞被檢察官起訴後,第四次正式開庭了。被控告縱火、妨害公務、竊?罪嫌的叔尚、彬、朋、沙朗育四人,照例請了全天假,也照例被扣了一天的薪水。之前,都聽說這很可能是最後一次開庭了,「泰勞抗暴法律後援會」3緊急南下進行法庭觀察,算計著要留心法院的通譯及行政程序的問題,並想像著一來一往的答辯詰問中,可以嗅出一點審判的風向。但4月28日整個下午,總共就是檢方傳喚了三名證人,冗長而細瑣的對答,還在一絲一縷地編織真相的網,離結繭定型恐怕還有很大的距離。
離泰勞抗暴事件至今,已經超過半年了,一些以為應該在偵察庭早已處理過的細節,在法院還是要重來一次。整個問訊的過程如此冗長,切割任何一段都無法還原真相,而叔尚等四人就只好一路鴨子聽雷到底。在漫長的刑事法庭上,每進行一名證人的供辭約費時一個鍾頭,審查長會請泰國辦事處派來的翻譯人員快速以泰文摘要說明審查結論。三次一分鍾的簡報,叔尚四人默默聽著,沒有人要他們回應或說話,沒有人確知他們聽見了什麼。整整三個鍾頭,他們溫馴地坐在最前排,腰桿挺直了,不敢稍有鬆懈,他們睜著眼看著證人與檢察官、審判長、辯護律師的對話,只偶而挪動明顯是壓麻了的大腿,連交頭接耳都沒有。
他鄉異地的司法審判,這樣冗長、語言不通的庭訊,漫漫看不見盡頭。他們聽著聽不懂的語言交換著攸關他們生死裁定的內容,猜著猜不到的證人表情與法律攻防的算計,而對於更了解自己的處境幾乎是於事無補。還要多少次?沒有人知道。我只想到「折磨」二字。
- 1. 「新奴工制度」一辭始於高捷泰勞事件後,台灣國際勞工協會工作人員陳素香、顧玉玲、吳靜如、龔尤倩討論聲援行動,以此定性台灣的外勞政策。2005年8月24日起,國際勞協發動「抗暴有理!反對新奴工制度」系列行動,於同年11月5日主辦「新奴工制度!─台灣外勞政策研討會」,並擴大與家服法推動聯盟於12月11日舉行「反奴工制度大遊行」,號召千餘名外勞、本勞從台北火車站,遊行至勞委會。
- 2.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秘書長,泰勞抗暴法律後援會連絡人
- 3. 數十個民間社團、學者、專家於2005年8月31日共同組成「泰勞抗暴法律後援會」,以下簡稱抗暴後援會。後援會主張反抗壓迫的權利是基本人權,先後展開聲援泰勞、拜會法務部、具狀向高雄地檢署告發陳敏賢及華磐公司、協同泰勞出庭、召開泰勞記者會、國際工運串連等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