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uching近日，台中市發生的印尼移工阿妮遭謝姓雇主性侵案被大肆討論。阿妮靠著用手機自毀式地拍攝、「蒐證」遭受性侵的影片，請友人上傳至網路，標題名為「TKW Taiwan Ini Diperkosa Majikannya」（被台灣雇主強姦），被印尼媒體報導後，此案件才在台灣曝光、得到社會關注。阿妮所屬的仲介公司在受媒體採訪時曾表示：「這個外勞基本上從她入境到轉給雇主，一直都沒有異狀，我認為這是偶發的社會事件。」然而，阿妮真的只是「偶發個案」嗎？在回答這個問題前，讓我們重新檢視家庭看護工在台灣究竟面臨什麼樣的工作環境、勞動待遇及結構困境。
雇主強脫印尼女看護工褲子，雙方不斷拉扯。（記者張瑞楨翻攝）
雇主赤裸上半身，猥褻女看護工。（記者張瑞楨翻攝）
在台灣，家庭看護工受《就業服務法》規範，採取「個別聘僱制」，非因法律規範之事由「不得自由轉換雇主」，意即，她們受雇於有照顧需求的個人／個別家庭，工作環境及內容則是在雇主家照顧長者、失能者，若非受照顧者逝世等特殊事由，無法自由選擇雇主。在勞動條件上，家庭看護工並不受《勞動基準法》保障，因此許多家庭看護工「全年無休」，365天待在雇主家超時工作。幸運者若遇上好雇主，每個月能獲得一至四天不等的休假，但這全憑運氣決定。
薪資的部分，自2015年9月起入境的家庭看護工，薪水由凍漲十多年的15,840元調漲至17,000元（不溯及既往）；然而，由於未受《勞基法》保障，她們的工時並不受到規範，也就是說，無論一天加班幾小時、因照顧病人而熬夜待命多久，都「無法獲得任何一毛加班費」。也因為缺乏法訂的「休息時間」與「休假」，當她們在雇主家遇到不當對待，往往沒有機會、時間能夠「走出雇主的家」向外求助，一旦擅自離開雇主家，雇主便會通報她們「逃跑」。
在TIWA接觸過的個案中，不乏受到雇主性騷擾、性侵害的家庭看護工。她們做為台灣長期照顧人力的補充，工作性質十分特殊，往往工作場域即是案發場域，除非受害人「有辦法、有能力、有勇氣」尋求協助管道，不然事件常常會被掩蓋、無人理會。為何要特別強調除非「有辦法、有能力、有勇氣」尋求協助管道呢？由於《就服法》「不得自由轉換雇主」的規範，許多家庭看護工害怕自己站出來講話，會因此失去工作、無法轉換雇主，導致她們即使受到不當對待也未必敢為自己發聲。而在進到雇主家工作後，有些雇主甚至會要求沒收手機，阻斷她們向外聯絡、尋求協助的管道，即使目前有政府設立的1955外籍勞工24小時諮詢保護專線，在如此情況下依舊很難發揮保護作用。另外，許多受害者並不清楚需要將受騷擾、侵害的證據留下，日後才能進行報案、舉證，而導致性騷擾、性侵害的個案往往不易認定。
家庭看護工由於工作場所封閉，又採取「個別聘僱制」，「不得自由轉換雇主」，致使遭受迫害、性侵，也不見得有機會、勇氣出面指控。（資料照，非當事人。記者羅沛德攝）
最後，回到一開頭的問題：「阿妮真的只是偶發個案嗎？」阿妮的案件爆出後，媒體挖出衛福部統計「去年共122名移工被通報遭受性侵，其中90人是家庭看護工」。從這個數字來看，很顯然阿妮並非單一的偶發個案。針對此事，親民黨立委陳怡潔表示將提案修正《就服法》第五十四條，改為「明定曾有性侵所聘僱外國人之行為且經判刑確定之不肖雇主，終身不得再聘僱外國勞工。」陳怡潔亦表示，未來推動長期照護，台灣對外籍看護工的需求將有增無減。
「完全剝奪性侵加害人當雇主」做為處罰，僅是以威嚇的方式避重就輕，無法根本性解決家庭看護工面臨的結構困境——未受《勞基法》保障、二十四小時待在雇主家、個別聘僱制度、不能自由轉換雇主、缺乏社會網絡及向外求助的機會。TIWA一直以來皆主張政府應取消家庭看護工的「個別聘雇制度」，改由國家聘僱、長照機構管理，讓家庭看護工脫離二十四小時待在雇主家的不當勞動環境，也避免發生更多在雇主家被性騷擾、性侵的案件；並應將家庭看護工納入《勞基法》保障，惟有透過好的勞動條件、適當的休息時間，台灣的照顧品質才可能得到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