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unhuai
「家人知道你生了這個病之後，有說什麼嗎？」我看著眼前的Nina，看不出她的生命正在倒數。
「他們叫我回家。回家用傳統療法、喝草藥就好。」她說得很平靜。
「為什麼？」是因為比較相信傳統療法嗎？
「因為怕。」Nina歪著頭，看到我疑惑的眉心，貼心地補充說明：「怕如果在台灣治療的話，付不出醫藥費。」
我想起了那句「窮人沒有生病的權利」。
Nina今年23歲，聰明伶俐，來自印尼中爪哇Indramayu的鄉間。作為家中老大，為了讓兩個妹妹順利完成學業，她高中畢業後就到機車零件廠工作，領每個月二條三的薪水（約台幣4600元）。加上年邁父親開卡車的不穩定收入，一家五口也許餓不死，但也不足以有其他想望。
為了給家人更好的生活，Nina在2018年10月來到台灣。當時沒有儲蓄，Nina付不起龐大的工廠仲介費，只能選擇當薪資僅有17000元的看護工，來台後再用分期付款的方式支付貸款。於是，來台灣第一個月，扣除零零總總的費用，她只有領到3000元，接下來有幾個月是8000元、11000元或12000元。Nina每個月都只給自己留2000元，剩下的都寄回了印尼。
這看上去是移工的樣板故事，但Nina的生命卻在這裡開了岔。
2019年10月，Nina終於繳清了國外的仲介費，準備開始為自己存一點錢，固定每個月寄回印尼的帳戶。但也是那個月，她發現自己的經期居然長達二十多天，最後是吃了藥才終於停止。今年1月，Nina的經期再次異常，而且會因為失血過多而頭暈；2月初，她因為多次昏倒而被送至醫院急診，醫生懷疑Nina患了「再生不良性貧血」。剛在印尼戶頭存下的20000元，又託人匯了回來付醫療費用。
「你的老闆好嗎？」
「好。」
「你的仲介好嗎？」
「好。」
然而，仲介拿到診斷證明之後，便要求Nina提前解約返回印尼。
「我都不知道我生什麼病，一直到勞工局開協調會才第一次聽到！」Nina的語調難得高了幾度。
「那你還說仲介好？」我一臉狐疑，而Nina笑了起來。我不知道是她也覺得有一點點荒謬，還是只是太過單純和善良。
一開始雇主跟仲介都希望Nina儘速返國，以便雇主聘用新的看護人力。經過幾番用力爭取，Nina才得以留下來就醫，我們隨後帶她做更詳細的檢查，確診為「再生不良性貧血」。簡而言之，Nina的骨髓無法製造紅血球、白血球及血小板，所以容易出血，也因為白血球不足而容易感染，以至於喪命。
「聽到的時候，腦袋是空的。」對一個23歲的人來說，這確實太過沉重。
檢測時發現，Nina的紅血球等各項數值皆遠低於正常值，如果未作移植，可能不出兩年就撒人人寰。本圖與封面照片由台灣國際勞工協會提供。檢測當時，Nina的紅血球、白血球和血小板都遠低於正常值，甚至到了「危險」的程度。醫生說，這是骨隨移植的「急症」，如果不做移植，Nina也許在一兩年內就會因為細菌感染或大量出血而離世。死亡突然變得好近，未來變得好遠。但相對的，只要移植成功，Nina的下半生有九成機率完全恢復正常。
然而要做骨髓移植，首先要有合適的捐贈者，而14歲和6歲的兩個妹妹各有25%的機率，是最有可能配對成功的人。
「發現生病之後，你有哭過嗎？」
「哭過一次。」哪一次？「那時候聽醫生說，得從妹妹那裡移植骨髓，覺得她們太可憐了，還這麼小。所以那時候我問醫生，移植骨髓之後她們會不會生病，如果會的話，就不必了，我一個人生病就好。」Nina和兩個妹妹感情很好，一點都不想「拖累」她們。還好，骨髓移植並不影響捐贈者的健康，這也代表Nina雖然命懸一線，但還有希望。
Nina現在每個星期都得抽血、驗血、回診、輸血，讓她「暫時」不會有生命危險。另一方面，我們正在努力從疫情中突圍，安排Nina的媽媽、兩個妹妹來台灣，讓兩個妹妹抽血配對，如果配對成功就會立即安排骨髓移植。然而，因為兩個妹妹都不具健保身分，相關檢測與後續移植都需要龐大的醫療費用。
而若不幸兩個妹妹都配對失敗，便只能從慈濟醫院的骨髓資料庫裡「撈」出合適的捐贈者。但是也同樣的，不論是「撈」的過程或後續移植，對Nina一家都是一筆無法負擔的開銷。
再若不幸，從慈濟醫院的骨髓資料庫也找不到合適的捐贈者，那只能放棄骨髓移植，改用「免疫療法」。免疫療法最便宜，但卻無法根治、容易復發，而且每次的效果都會遞減。這是最後勉強續命的選項。
辦件、交通、住宿、伙食和醫療相關費用，大大小小加起來可能超過四十萬，完全不是我們一個民間團體能夠承擔的數目。TIWA很少為個案公開募款，但我們最後還是決定發起募款行動——我們真的真的很想，留下Nina的命。
「你有什麼願望嗎？」我最後問了一個很俗的問題。
「好起來。」當然是要先好起來。「可以的話，想繼續在台灣工作，等妹妹都長大了，回印尼結婚。」Nina的回答也很平凡，但對現在的她來說，最難的，也許就是這個平凡。
原文刊載於PNN公視新聞議題中心：https://pnn.pts.org.tw/project/inpage/25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