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unhuai暫停之家─移工攝影展
- 攝影：張榮隆
- 策展單位：台灣國際勞工協會
- 展出日期：2010年5月1日～5月31日
- 展出地點：新光三越／法雅客攝影走廊（台北市松夀路9號，B2）
台北市電影主題公園／都市藝術方塊（台北市康定路19號）
◎ 移工的話：生活在庇護中心／Rhoda Cocjen Bergante
我是Rhoda Cocjen Bergante，1983年出生在菲律賓，2008年第一次來到台灣工作，進入台北縣的一個家庭擔任看護工，我所照顧的阿公並沒有住在一起，但每天從早到晚忙不完的工作卻使我一天睡不到五個小時，二個月後我瘦了好幾公斤，每天以淚洗面，直到同在台灣的姐姐幫我向勞工局申訴……
我並不孤單
踏著樓梯前往這間老公寓的時候，有許多疑問在我心裡浮現：在庇護中心，我的生命會怎樣發展呢﹖我不需要工作，食物從哪裡來﹖我要如何尋找下一個雇主﹖我可以在這裡待多久﹖有多少人住在這裡﹖他們會欺負我嗎﹖如果我找不到新雇主我要回去菲律賓嗎？………當我踏進庇護中心時，我突然感到放心了，因為我聽見了親切的菲律賓話說著：「趕快進來休息，我們正在準備晚餐呢﹗」當我聽到這些同伴說著來自家鄉的話，我的淚不禁流下了，她叫做Jinx，跟我一樣來自菲律賓，我叫她Ate Jinx，是姊姊的意思。
開始要吃晚餐的時候大家一一介紹自己，來自印尼的男生叫做Usman和Hadi，還有從越南來的阿洋、阿宣、阿六、阿花，最後就是那個菲律賓女生Jinx加上我總共八個人住在這裡，但現在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我要怎麼跟他們溝通呢﹖我甚至不會說也聽不懂中文啊。晚餐結束後大家分工做家事，有人洗碗、有人整理餐廳或客廳，打掃完了之後大家好奇地問我：「你發生什麼事？你怎麼這麼瘦阿？你的雇主是不是沒有給你東西吃？」我請jinx姐翻譯我的故事告訴大家，我邊哭邊說著我在台灣發生的事情，他們也跟我說他們發生的事情，當我聽到他們之前的工作所發生的經歷，我就告訴我自己，我並不是孤單的。
在國外生活真的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我們各自擁有不同的經驗，而不管你的運氣好還是運氣壞，生命依舊會繼續。
共同生活的分工與學習
住在庇護中心的時候我學到很多，像是要怎麼利用時間！如果我們要出門要填一本外出簿，裡面要寫什麼時後出門，什麼時候回家。我也了解要怎麼跟其他人分配家事，因為每個人每天都要去做行事曆上被分配到的家事，像是去菜市場買菜、做飯、倒垃圾等等…
當我們住在庇護中心的時候，禮拜四跟禮拜五有志工文軒及和靜帶來的中文課，他們努力的教我們生活在台灣可能會用到中文，也填充了我們在庇護中心的時光，如果有人想說不會說的字的時候，就用他們的身體語言來表達，真的是有趣又好笑。我每天都很期待中文課，尤其是像我這樣聽不懂又不會說的人，有時候我們會去戶外走走，像是公園、超級市場或夜市用中文去買些東西，或是看中文電影等… 庇護中心也有瑞珠帶來的烹飪課，不只女生想學男生們也想加入，我們上完烹飪課後就一起把剛剛煮的東西吃掉。
在庇護中心的禮物
在庇護中心最棒的禮物是：我們有一位專屬攝影師隆隆，還得到一份光碟裡面有我們在庇護中心這段時間難忘又美麗的回憶。
有時，TIWA會安排志工帶我們去國父紀念館、台北101、中正紀念堂等…這些台北著名的地標，隆隆就會幫我們拍照。TIWA的工作人員會想辦法讓大家在這段等待的時間不無聊，他們也請一些學生志工帶我們出去玩，像是木柵動物園，吃的東西跟交通都我們都沒有花到錢，我也認識了幾個之前住在庇護中心的印尼移工Ali跟Arif，他們也跟我們一起去烏來爬山看風景，這對我來說真是一件值得回憶的事，大家都好開心。聖誕節的時候，從菲律賓來的Allan、Ginalyn、Jinx姐及我準備大餐，吃完耶誕晚餐的時候TIWA的工作人員為每一個人準備了禮物，大家都因為這個驚喜感到非常地開心，之後我們去樓下的台北藝術公園放煙火，真的非常快樂又有意義，快樂到幾乎忘記了我們那些糟糕的回憶。
為正義奮鬥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集會，所有住在庇護中心的夥伴都來到了行政院抗爭，因為我看到有很多警察，所以讓我覺得有點害怕，但我當看到很多來自越南、印尼、菲律賓的團體，充滿力量的喊出我們的訴求，也就是移工的權利，我的恐懼因此消失了。我們來抗爭吧！我們的是要公平，就像是對待台灣本地的勞工一樣，因為人類不是動物﹗我想到前雇主是怎樣的對待我，於是我用怒吼發洩了我心底那些憤怒，經過了那些怒吼，我感到憤怒已經離我遠去，因為我知道我所經歷過的事情，我不希望再發生在其他人身上。
該是說再見的時候了
「再見」這兩個字真的很難說出口，我真的會很想念庇護中心，尤其是這裡的工作人員，他們對待我們就像是兄弟姐妹一樣的親切，我很想念這些人、這些事，因為我找到新的雇主，所以我必須離開庇護中心，於是我又哭了…
在我離開庇護中心的前一天，我們有一頓菲律賓風味的晚餐，這兩個月我在庇護中心非常開心，我非常喜歡這裡，因為我感到很自在，我不知道我下一個雇主會怎麼樣對待我？但我知道這是上帝為我準備的。我想跟TIWA的工作人員說：「真的非常謝謝你們﹗」雖然這短短的一句話不能代表我所有的感謝，但不管我去到了哪裡，這已經是我在台灣生命的一部分，我在這學到很多，我絕對、絕對、絕對不會忘記庇護中心的日子。
◎ 拍攝者的話：誰在說話？ ／張榮隆
一、
拍這個要做甚麼？這問題不只移工們問，我自己也在問，
攝影者與被攝者是誰在說話？誰有權說話？
一只旅行箱，一個離家的移工，所遭受到的問題癥結在哪？
豈是幾張相片幾段文字能夠表達清楚。
說他們像群候鳥，隨著經濟的轉變而遷移流動，
在資本市場裡，他們以青春和勞動力當成下注的籌碼，
遊戲是資本家搞出來的，方式是仲介設計的，規則是政府掌控的，
在這樣的賭局中，他們有嬴的機會嗎？
祝福，除了這最廉價取得的「禮物」外，
又能幫他們做些甚麼？
二、
喜愛攝影嗎？其實對它沒有甚麼特別的喜好，
就只是當成一種工具在使用，而這就是我參與社會運動的方式。
自知個性內向不善言詞，況且受傷之後殘缺的身體，
無聊的站在抗爭陳情隊伍裡。
因緣際會下拿起相機，發展出參與運動的記錄模式，
這些上不了新聞報導的社會事件裡，卻隱藏了多少人的不滿情緒。
或許對這社會還有些許的期待，夢想追尋一個更公平的社會，
才會走上街頭對政府部門吶喊的行動。
社會的改變不是一朝一夕，但如果不去做這社會就根本不會改變，。
掌控權力的人不會輕易放棄手上的權勢
這些影像不屬於我個人，而是屬於這個社會與曾經參與改造社會的每一個人。
三、
「拍這要做甚麼？」這問題不只移工們問，連我自己都一直在問，幫移工們訴說在這裡的故事？還是把詮釋的權力交還給他們？當一個攝影者就需要去尋找自己想要的鏡頭畫面？攝影者拍下的照片和被攝者想要的照片是相等的嗎？
來到庇護所的移工們，背後都有著一段不同的遭遇。有人每週雇主只給二百元菜錢所以要到市場撿拾丟棄的菜葉照顧阿嬤度過三餐、有的受傷後被丟在山上工寮裡的自生自滅如荒野求生記、還有一直遭受前雇主刁難而無法順利轉換工作，最後只好黯然離開台灣…….。更有無奈選擇逃離這「合法」制度，跳入非法打工身分。
從一開始便焦慮，焦慮能夠拍得好嗎？技術上能到位嗎？如何呈現這群在庇護所移工們的故事？用哪種手法呈現？拍攝過程中無法把自己當成一個隱形人，每當我拿起相機他們便已察覺擺出Y型手勢，作出甜美笑容。在戶外在我還沒想清楚怎麼拍，甚至連相機都還沒準備好，便已聽見吆喝著：「哥！幫我拍一張。」
慢慢的我放掉尋找自我攝影想像，跟隨著他們的律動，攝影者與被攝者的關係與位置上這樣也許比較公平些，或許這是他們在飽受那些不公平對待後，願意被記錄下的笑容和回憶。
「這張要嗎？」在每一次的拍攝之後，我會邀請他們自己在電腦上挑選想要的相片然後燒成光碟，這或許是我在庇護所裡能幫他們做的，也算是送給他們的禮物。
◎ 志工的話：每個人都是一本書／吳文軒
2008年秋天，我來到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的庇護中心當教中文的義工，原來只想磨練我的華語教學技巧，沒想到卻開始愛上這群善良樂天的東南亞移工們。
第一次來到位在板橋的庇護中心，得知這群學生是因為各種原因失去工作而來到這裡，這是TIWA的第一次也是這一年才開始有的服務，因為當外籍勞工失去工作之後，礙於無法自由轉換雇主的規定，必須經過一段等待的時間，由就業 中心媒合之後才能合法的繼續在台工作，待在這裡的時間短至幾天、長至數月。我們可以想想看，如果是自己在國外工作，遇到困難沒有任何當地人的幫助，又加上種族的歧視，孤單惶恐的感覺可想而知，如果你又借了一筆龐大的貸款去付仲介費，來到異地工作發生問題，能說回家就回家嗎？
外籍勞工來到台灣工作契約就像玩大冒險，廠工下飛機來到工廠門口，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家庭看護工跟雇主八字合不合，都是運氣。運氣好的，跟雇主相處愉快、有假日，一年過後還完仲介費，可以開始存自己的錢；運氣普通的，培養自己的耐性，接受沒有休假、工作超時、每個月只領台灣最低工資的薪水，合約到期，離開台灣，繼續未完的勞動；運氣差的，被當作機器對待，一部機器沒有自尊、沒有情感，當這部機器開始有了自己的聲音，通常就立刻被雇主淘汰。在台灣這塊土地上，住了各式各樣的人，每個人都是一本書，每個人都在寫自己的故事。外籍勞工們也不例外。
在這棟位於四樓的家庭式公寓中，住了分別來自印尼、越南以及菲律賓的勞工，開始上課之後他們認真地聽我上課，緊張的我一講就講了兩個小時，其中一位越南移工進去廚房，倒了一杯溫開水遞給我，我居然下意識的輕輕擦拭了杯口邊緣…。今天，我在台灣國際勞工協會已經一年了，我非常後悔當時做出了這個動作，因為越是跟他們相處，越是讓我喜歡上他們。在TIWA一周一次庇護中心的中文課，我開始跟他們有了很多接觸的機會，因為我的課排在下午，所以每次上完課都被留下來吃晚餐，我看見不同國籍的移工們用他們生澀的中文溝通能力來處理食材，一群人七手八腳的在廚房裡煮菜，最後變出一頓看似台灣家常菜，卻以各國料理為基底的美味晚餐。而大家都坐在桌邊開始吃飯前，大家跟著菲律賓移工的禱告後才動筷子，連印尼的回教徒也不例外。不過回教徒不吃豬肉，越南跟菲律賓移工也願意接受餐桌上沒有肥滋滋下飯的豬肉，這種互相包容、互相尊重的狀況，在現今的台灣社會是很難遇到的。
大家邊吃飯邊聊天，知道他們可能是受到職業傷害、或是有訴訟糾紛、到最近的關廠裁員等…各式各樣原因而失去工作。我在想台灣的外籍勞工這麼多，失業後能來到庇護中心的可真是太幸運了！因為有更多的人沒有力量爭取什麼，就被仲介載去機場，沒再回來的。我想到我當初做出的愚蠢動作，是不是跟仲介一樣也是對東南亞移工的一種輕視？認為外勞只是來台灣工作，我付少少的錢，要達到最高的效益：白天幫忙雇主的工廠、晚上照顧阿公阿嬤、假日被載去雇主的親戚朋友家打掃整棟透天厝、吃飯不能跟雇主一起吃，因為怕傳染病、洗衣不能跟雇主一起丟洗衣機，因為怕髒…。這時我才發現，台灣人存有太多不平等的偏見了。
現在，當我在公園、在路邊、在車站看見這群認真工作又樂觀的移工們，不僅心存感激和尊重，都想帶著微笑上前去打聲招呼，說聲CHAO BAN（越南）、 KUMUSTA（菲律賓）、 APA KABAR（印尼）！
◎ 組織者的話：成為行動者／顧玉玲
外籍勞工正式引進台灣二十年，早已成為台灣社會生活的一部份，舉凡建築工地、工業區、醫院、養護中心、個別家庭都可以見到他們的身影，享受他們貢獻服務的成果。一般而言，外勞來台一次簽約二年，得以展延一年，若沒有意外，總計三年的居留上限，是外勞付出約十萬至二十五萬台幣的仲介費所換取來的工作機會。這三年間，多數外勞沒有轉換雇主的自由，多半就固定在特定工廠或家庭密集勞動，很少有私己的空間與旅遊、學習的機會，生活與工作都很封閉。
但客途總有意外。工廠關門了、被照顧者過世了、發生不可歸責於工人的勞資議等，都可能使這二年的契約發生不可預計的中斷，辦理轉換雇主，或調解爭議事項。這個暫時歧出的期間，外勞需要被安置在一個臨時留容的地方，供吃供住，有行動自由，但沒有勞動收入。
這個遷移過程中不可預期的「暫停」，多半是身不由己，但也同時開啟了一個特別的歧出經歷。有工作的外勞都很忙碌，但暫住庇護中心的外勞卻有大量的空閒；他們在庇護中心也煮飯作菜，但不是為了雇主服務；他們可以自由安排時間去拜訪朋友，但朋友多半在工作；他們可以去動物園、台北一０一、淡水看夕陽，但多半沒有餘錢消費；他們可以學習中文、看電視………這個「暫停」的庇護期，不必勞動不必遷移的移工，在台灣過著什麼樣的生活？轉換了位置的生活，看見了什麼？感受到什麼？這都是當代台灣社會的一個被隱藏的切片。
庇護中心就像個移工遷移旅途中的小憩站。
每個人帶著不同的經歷來到此處，各種國籍、性別、職種都有，來自越南的看護工、來自菲律賓的漁工、或印尼來的營造工、泰國廠工，大家因不同的「意外」匯集在此，共度長短不等的庇護生活。本會長期服務外勞，也設置庇護中心，由工作人員二十四小時排班輪值，與受安置外勞共同生活，協同勞資調解、轉出登記、工作面試、醫療照顧等個案服務，並組織志工群安排各種學習課程與出遊，在小小聯合國裡與外勞密切生活。這個不斷有人遷入與移出的驛站，有豐富多元文化衝撞與實質培力的作用。
我們邀請長期合作的工傷攝影師張榮隆共同記錄這個過程，藉著「拍照」與移工貼身互動。由於進入庇護中心的人國籍、性別、職種、業別都有很大差異，使用中文的能力也差異甚大，但「攝影」作為主要的記錄媒介，卻得以跨越語言與文化的距離，過程中，所有相片都在拍攝後立即累積挎貝一份給個別外勞，每個人都擁有自己專屬的影片CD，他們是被拍攝的主角，是集體生活的個別主體，也逐漸發展出自身對記錄的意見與需求、同意與不同意。
移工在庇護中心的暫停、憩息、或休養的狀態中，如何處置焦慮不安的等待？如何學習、重新規畫下一步？回到移工的主體，也藉此反轉社會對於移工的傳統刻板印象與歧視。這是一個相互培力的發展歷程，拍攝者、被拍攝者、組織者同時都在經驗一個不斷變動的反思衝撞，並成為行動者。